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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裕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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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78年 |
| 逝世 | 1945年 |
| 國籍 | 中國 |
| 母校 | 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 |
| 職業 | 北大教授 |
馬裕藻 [1]>
- 我國著名音韻學家、文字學家馬裕藻，字幼漁，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在日期間曾師從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學習文字音韻學。歸國後曾任北大國文系教授、系主任，為著名的「五馬」(馬裕藻、馬衡、馬鑒、馬准、馬廉)之首。馬幼漁精通音韻學，曾與魯迅、許壽裳、朱希祖等人建議以審定字音時使用的符號作為「注音字母」，該方案1918年由北洋政府頒布施行，成為中國第一套漢字注音方案，為漢字正音、國語傳播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人物經歷 [2]>
- 馬裕藻（1878年至1945年），字幼漁。1905年被選為」百名師範」生之一，東渡日本，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京帝國大學。在日本曾師從章太炎先生，學習文字音韻學。1911年回國後，擔任浙江教育司視學。1913至1915年任北京大學教授、研究所國學門導師，講授文字音韻學，並積極支持蔡元培校長領導的教育改革。1921年至1937年任國文系主任，聘請魯迅等人來校任教。抗戰時期北平淪陷，因高血壓閉門養病，1945年在憂鬱中病逝，未能看到抗戰的勝利，終年67歲。
- 1913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北平召開國語讀音統一會。馬裕藻先生與魯迅、許壽裳、朱希祖等人提出，以審定字音時使用的符號作為「注音字母」，方案獲得通過，1918年由北洋政府頒布施行。這套貫穿音韻的「注音字母」，是中國的第一套漢字注音方案，在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之前，一直使用了40多年，為漢字正音，傳播國語，幫助識字，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 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長時推行教授評議會制度，馬裕藻曾多次被選為評議會成員。他在女師大兼課，支持女師大進步學生運動。在「五四」運動中，他積極推動新文化運動。後蔡元培校長迫於形勢掛冠而去。一時群龍無首，師生不安，教授評議會推選沈尹默與馬裕藻兩位教授代表評議會，會同徐森玉先生及學生代表赴南方敦請蔡校長返校，雖然未能完成使命，但對反動的北洋政府仍起到抗爭作用。
- 在1925年北京女師大風潮，「七個教員的宣言」即由魯迅起草的《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集外集拾遺補編》)。它是針對楊蔭榆開除學生自治會職員和她的《對於暴烈學生之感言》而發的，由馬裕藻、沈尹默、周樹人、李泰盞、錢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署名。文中說：「六人學業，俱非不良，至於品行一端，平素又絕無懲戒記過之跡，以此與開除並論，而又若離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
-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北大教授也呈分化趨勢。一些教授如朱家驊、王世傑和學生領袖羅家倫、段錫明等都離校到南京做官去了，另一些教師如許德衍、范文瀾等仍然為維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而鬥爭，多數游離於兩派之間，馬裕藻也是其中一員，但先生有濃厚的愛國心和正義感，思想上傾向於進步一側。1934年魯迅逝世，馬裕藻輓聯的下聯是「清任高風均平理想同心深契樂亭君」。在白色恐怖下，他用隱晦的語言讚揚魯迅高尚操守、貧富平均思想，並共同懷念他們的老友李大釗。
- 1940年春的一天，馬裕藻突然精神恍惚，悲痛異常，原來是五弟來信告知蔡元培先生在港逝世。那幾天，他反覆對家人講蔡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偉大功績。
- 1945年春，他聽到隆隆炮聲，不時自言自語道：「天快亮了，天快亮了！」不幸的是，先生未熬到抗戰勝利就因突發腦溢血去世，享年67歲。他的學生張中行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他愛國，有時愛到近於有宗教的感情。他相信中國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我們每次去，他見面每一句話總是問：『聽到什麼好消息嗎？』為了安慰老人，我們總是把消息挑選一下，用現在流行的話說是報喜不報憂。——我們確是有個憂，是馬先生有個羊角瘋的病根，幾年反覆一次，而且，據說一次比一次重，不久之後會不會有意外呢？大概耐到1944年的年尾或下年年初，我們有些日子沒去，忽然傳來消息，馬先生得病，很快作古了。人死如燈滅，早晚難免這一關，所謂達人知命，也就罷了。遺憾的是，他朝夕盼望勝利之來，７年多過去了，終於沒有看到就下世了。他不能瞑目是可以想見的，真的勝利了，『家祭無忘告乃翁』，他還能聽見嗎？」在其臥病期間，聞周作人投敵叛國，憤而拒不相見，民族氣節凜然。
個人愛好
- 馬裕藻先生的惟一嗜好是收藏古舊書籍，空閒時他就到琉璃廠書肆去選購。時間長了，書店老闆們都摸熟了他搜羅的範圍，遇到合他胃口的書就主動送去。1937年北平淪陷，馬裕藻不願他心愛的書籍散落敵手，就分裝了幾十個大木箱，存到孔德學校的書庫里。抗戰勝利後，其中的2.1萬餘冊藏書經整理編目由北大圖書館購存。
- 女兒馬珏1988年回憶父親馬裕藻先生時說：「父親一生別無所好，惟喜購書、讀書。我們家曾搬過兩次，每次覓房都有兩個要求：一是要有足夠的書房，至少要有三四間，室內四周都是大書架，還有大書桌。再一是離北大要近。父親除了上課以外，就是總在他的書房裡。他的藏書大多是用朱紅標點過的。讀書備課，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樂趣。父親去世後，按照他的心意，藏書獻給了北大圖書館。」
學術貢獻[3]>
- 1920年，馬裕藻任北大國文系主任。在此後長達14年的時間裡，馬裕藻兼容並包，廣納群賢，為北大中文系始終是我國最權威的漢語言文學高校院系之一，奠定了深厚基礎和優良傳統。
- 當時的北大國文系，匯聚了錢玄同、劉半農、沈士遠、沈尹默、周樹人、周作人、黃侃、許之衡、劉文典、林損等諸多教授，正可謂名師雲集，巨匠輩出，陣營之強大，呈一時之盛。
- 作為國文系主任的馬裕藻，為國文系教授的聘任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新文化運動時期被譽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吳虞，就是在馬裕藻的努力下被聘為北大國文系教授的。吳虞在1920年12月20日的日記中記載：「北京大學有聘予教授文學（國文部）之議。北大教授馬幼漁君，曾來君毅處言及，囑為致意」。他在1921年2月11日的日記中又說：「君毅來信，云：今日過馬幼漁處，接洽兄事，知已通過北大聘任委員會，以教授聘任。又附一紙云：馬幼漁……章太炎弟子，與弟頗好。此次兄被聘事，渠最盡力。」日記中提到的「君毅」是吳虞的堂弟吳君毅，時任北京法政大學教務長。
- 據記載，部分名師所授知名課程還有：錢玄同講文字形聲、沈兼士講小學音韻說文釋義、沈尹默講唐宋詩、馬敘倫講老莊哲學、黃節講曹子建詩注、黃侃講文心雕龍以及說文六書、吳承仕講三禮名物、周作人講新文學源流等等。
- 1921年12月，北大評議會決定改變各系設研究所的格局，成立全校性的北京大學研究所，研究所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有關院系牽頭分門籌設。在此之前，蔡元培於1921年10月在北大開學典禮上，已正式宣布「本校國學研究所，現由馬幼漁先生、沈兼士先生擔任整理貢獻」。在他們二人的共同努力之下，研究所四門「以國學門進展最快。」
- 1922年2月11日，北大評議會通過《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全體委員名單》，蔡元培以研究所所長為當然委員，其他委員則包括沈兼士、馬裕藻、朱希祖、胡適、錢玄同、周作人、李大釗、顧孟餘等。受聘為國學門導師的有：王國維、陳垣、陳寅恪、柯劭忞等。在蔡元培的建議下，國學門委員會決定出版《國學季刊》，由胡適任主編，馬裕藻和沈兼士、錢玄同、李大釗、周作人、朱希祖等任編委。
- 北大國學門是中國現代大學中最早以歐美研究機構為模式而建立起來的研究所，在北大研究生教育史上一枝獨秀，培養了鄭天挺、容庚、羅庸、商承祚、魏建功、等一批後來卓然成家的優秀研究生。
- 清末，民間產生了27種以「言文一致」、「普及教育」和「統一國語」為目的的拼音方案，統稱「切音字」。民國成立後，為統一國語讀音，當時的教育部於1913年2月15日至5月22日，在北京召開國語讀音統一會，通知各省可派代表二人參加。會議對代表資格要求極高，一須精通音韻，二須精通小學，三須旁通一種外國文，四須諳熟多處方言。馬裕藻與朱希祖兩人皆為浙籍，都曾留學日本、同為章門弟子、皆精於語言文字等小學，很自然地被公推為浙江省代表，赴北京出席會議。
- 會議期間，代表們先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審定國音七千餘字。接着是審核音素，采寫字母，制定方案。會上各種方案的設計者各持己見，提出的字母方案很多，眾說紛紜爭論不休討論了兩個月，竟毫無結果。據《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注音字母」條目，最後的討論結果是：
- 接受馬裕藻、朱希祖、許壽裳、錢稻孫和部員周樹人（魯迅）等的提議，把會議審音用的「記音字母」作為正式字母通過。這套字母共38個字母，都是筆畫很少的古字。其中15個采自1908年章炳麟「皆取古文篆籀逕省之形」制訂的《紐文·韻文》。
- 馬裕藻等人提出的方案實際上是以章太炎的「紐韻文」方案為基礎，並吸取了當時各種方案的精華，可謂力排眾議，又博採眾長。由於拼注的是國音，所以又叫「國音字母」。方案通過後，又議決《國音推行方法》七條。後因政局變動和保守勢力的反對，這套字母被無端擱置了五年之久，直到1918年11月25日，《注音字母》才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頒行全國。
- 《注音字母》是中國第一部法定的漢字形式的拼音字母。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前，《注音字母》作為漢字正音、傳播國語、幫助識字以及代替漢字的工具，推行了整整四十年。周有光先生在《中國語文縱橫談》中這樣評價《注音字母》：這是漢族創造漢字經過了3000多年後產生的第一套正式漢語表音字母，來之不易！
- 1919年 4月21日。民國教育部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簡稱「國語統一會」，馬裕藻、錢玄同、胡適、劉半農、周作人等172人為會員。
- 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後，改名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馬裕藻與蔡元培、胡適、劉復、周作人、沈兼士、許地山、林語堂等31人為委員，主要負責編輯國語書刊、撰擬和刊布國語宣傳品以及調查國語教育狀況等工作。
- 馬裕藻之所以能在中國近代漢語正音和推廣國語中一展所長、做出重要貢獻，既是與他在音韻學、文字學方面的高深造詣分不開的，更是與他教育報國、兼濟天下的人生追求分不開的。
- 清末，隨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漢語中使用統一的標點符號已勢在必行。
- 1919年 4月21日，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一次大會上，馬裕藻和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朱希祖、周作人等六名來自北大的會員聯名提出《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在參考各國通用的標點符號基礎上，提出12種標點符號，要求政府頒布通行。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發布53號訓令——《通令採用新式標點符號文》，正式頒布全國。我國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標點符號由此誕生。
主要成就
- 漢字注音
- 傳播國語
人物軼事[4]>
- 當年，在北大國文系任教的名師中不少人都是個性鮮明，特立獨行，如魯迅與錢玄同、沈尹默和胡適、胡適與劉半農等之間就是關係複雜，互有成見，但是馬裕藻和他們的關係都頗好，這也許就是身為系主任應有的作為和襟懷吧。
- 例如，馬裕藻與魯迅相交最深，但他對與魯迅交惡的顧頡剛卻同樣禮遇。1929年顧頡剛的父親顧子虬過六十大壽時，正逢魯迅自上海返北平省親，顧頡剛本為馬裕藻的學生，馬裕藻卻親往顧府為顧子虬祝壽，並在顧府「壽序」上簽名。
- 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在北大紅樓里，教授們普遍認為有兩位「好好先生」，一位是校長蔡元培，另一位便是國文系主任馬裕藻。實際上，這恰恰說明馬裕藻真正踐行了蔡元培治校的核心理念——「兼容並包」。
- 據說，馬裕藻任系主任時，家裡有個年輕人要報考北大。有一次，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探問馬裕藻：「不知道今年國文會出哪類題？」馬主任頓時大怒：「你是混蛋！想叫我告訴你考題嗎？」
- 北平被占領時，有同學請他寫些字留作紀念。他卻說：「真對不起，現在國土淪陷，我忍辱偷生，絕不能寫什麼。將來國土光復，我一定報答你。」
- 學生張中行在與馬先生接觸日久之後，一改先前對老師的認識：大家把他的寬厚看作無原則的遷就，其實，他律己很嚴，對人的遷就也僅限於禮讓。
- 北大評議會的許多教授，更是領教過他容易激怒的作風。在評議會上一旦遇見不合理的意見，他總是大聲叱咤，一點不留面子，與平常的態度截然兩樣。
- 馬裕藻的女兒馬珏她在回憶父親馬裕藻先生時說：「父親一生別無所好，惟喜購書、讀書。我們家曾搬過兩次，每次覓房都有兩個要求：一是要有足夠的書房，至少要有三四間，室內四周都是大書架，還有大書桌。再一是離北大要近。父親除了上課以外，就是總在他的書房裡。他的藏書大多是用朱紅標點過的。讀書備課，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樂趣。父親去世後，按照他的心意，藏書(21000冊)獻給了北大圖書館。」
- 在日本留學期間，馬裕藻、陳德馨夫婦和陶成章等光復會同志在東京小石川合租了一所二層樓的房子，馬裕藻一家住樓上，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王金髮、竺紹康五位住樓下。陳德馨、何香凝就讀的是日本目白女子大學，廖仲愷也在早稻田大學讀預科。直到1913年回國前，馬裕藻與章太炎、魯迅、陶成章、廖仲愷、何香凝、秋瑾、徐錫麟等許多反清革新派人物、光復會浙江籍仁人志士始終交往密切，因此深受他們革命思想的影響。
- 馬裕藻與魯迅自1906年在日本共同師從太炎先生後就成了莫逆之交，一生摯友。這是因為二人同是光復會會員，同在日本留學，同為章門弟子，同樣以文化教育報國為己任，共同與黑暗反動勢力進行了旗幟鮮明的鬥爭，一生都與北大有着不解之緣。
- 蔡元培決定聘請魯迅進北大講課後，剛擔任國文系主任的馬裕藻親自將聘書送到魯迅家中。1920年8月6日，魯迅在日記里記述：「六日晴。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當時北京大學聘任魯迅為國文系講師的聘書，講授中國小說史課。1923年後又被增聘為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按當時北大規定，在政府部門兼職的教員只能受聘為講師而不得任教授。當年魯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任職，故在北大就不能像他二弟周作人一樣被聘為教授。但從校長蔡元培到國文系主任馬幼漁均十分器重魯迅，同時，這也是馬裕藻和魯迅在北京大學共事的開始。
-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北大教授、學生也呈分化趨勢，王世傑等教授以及羅家倫、段錫明等學生領袖到南京國民政府為官去了，許德珩、范文瀾等仍然為維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而鬥爭，多數則游離於兩派之間。
- 魯迅十分了解馬裕藻的為人，知道他有濃厚的愛國心和正義感，思想上傾向於進步一方。所以，1929年（民國十八年）6月1日，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感慨寫道：
- 南北統一後，「正人君子」們樹倒猢猻散，離開北平，而他們的衣缽卻沒有帶走，被先前和他們戰鬥的有些人給拾去了。未改其原來面目者，據我所見，殆惟幼漁、兼士而已。
- 魯迅在北大任教時，馬裕藻是他最親近的同事之一。據統計，《魯迅日記》提及馬裕藻及其家人的地方就有近200處，可見交往之密切。
- 特別是魯迅離開北平南下後，於1929年和1932年兩次從上海返京省親，看望母親時，相訪最多的就有馬裕藻。
- 如，1929年，魯迅在5月28日《日記》中記載：「晚訪幼漁，在其寓所夜飯，同坐為范文瀾君及幼漁之四子女。」
- 1932年，魯迅第二次返北平探望老母時，11月9日《日記》記載：「下午訪幼漁，見留夜飯，同席兼士、靜農、建功及其幼子，共七人」。又如11月18日《日記》記載：「十八日晴。晨得幼漁信。」。11月26日，在致許壽裳的信中又說：「曾見幼漁，曾詢兄之近況，……」。
- 自此，馬裕藻與魯迅已從章門弟子的「同窗」之情，發展到北京大學的「同仁」之誼，也進而形成了浙江寧波馬氏和紹興周氏兩大家族中北大人之間的世交。
- 1936年，魯迅逝世。蔡元培在上海領銜魯迅治喪委員會，他悼魯迅的輓聯是：「著作最嚴謹，非徒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痛，莫作空頭文學家」。馬裕藻也寫了一副意味深長的輓聯，其聯雲:豫才尊兄千古熱烈情緒冷酷文章直筆遙師菿漢閣清任高風均平理想同心深契樂亭君弟馬裕藻敬輓
- 此後，馬裕藻和蔡元培還為第一套《魯迅全集》的出版費盡心力。由於魯迅生前的著作多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故其出版《魯迅全集》最有優勢。但由於北新書局曾因版稅糾紛與魯迅對簿公堂，許廣平和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認為此次由其出版《魯迅全集》已「必不可靠」，希望當時中國出版界的龍頭老大商務印書館促成好事，於是就請蔡元培、馬裕藻、許壽裳、胡適出面與王雲五接洽。但由於北新書局拒絕讓出版權，商務印書館出版《魯迅全集》的計劃落空了。在日寇入侵、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上海出現新聞出版控制縫隙的情況下，許廣平與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決定由上海復社以民間的方式運作出版全集。編輯出版《魯迅全集》是一項浩大工程，在最盛時期，胡愈之、蔡元培、馬裕藻、許壽裳、沈兼士、茅盾、周作人等近百人參與到編輯委員會的工作中。1938年5月至8月，在禁出紅色書籍的上海孤島，600萬字、20卷的《魯迅全集》陸續出版。1938版《魯迅全集》僅用了四個月時間完成，效率之高，在今天看來亦頗不易，而其影響廣大，至今無與倫比，其中也飽含了眾多敬仰魯迅的同道者的心血和努力。
- 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之始，就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並請陳致函胡適，邀請胡適來北大任教。同年9月，胡適回國，任北大教授，時年二十六歲。
- 馬裕藻比胡適大13歲，海外留學經歷方面，馬裕藻是留日的，胡適是留美的，思想觀念、人生經歷應有「代溝」，但巧的是，馬裕藻和胡適都推崇清代學者、思想家戴震。
- 馬裕藻當年在北大國學門多次作過《戴東原對於古音學的貢獻》的學術講座，後發表於《國學季刊》，胡適則寫過《戴東原之哲學》一書。既然均喜戴學，馬、胡二人便一唱一和，共同宣揚起戴東原的學說。謝光堯先生在《紅樓一角》中認為，「戴東原之在北大顯靈，是馬、胡二位對戴學解剖之故。」
- 馬裕藻對胡適在治學方面的主張非常推崇。當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得到了馬裕藻等北大學者紛紛響應。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回憶，胡適就「一方面與沈尹默、兼士兄弟，錢玄同、馬幼漁、劉半農諸君以新方法整理國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
- 查《胡適日記全集》，有28處提到馬裕藻，除聚會宴飲、日常談天外，也有不少學術交流。如1922年2月4日的日記中說：「我疑心徐積余刻的《隨菴叢書》中的菉斐軒《詞林韻釋》不是宋時之物，已作書問玄同了。今天幼漁來，我又問他此事，他也說此書至早是元時之書。」
- 兩人在藏書方面也有不少互贈互借的交往。如胡適1923年12月16日的日記：「訪馬幼漁，借得萬載辛啟泰輯刻的《辛稼軒集鈔存》一部，焦循《雕菰樓集》一部。」1934年3月27日日記寫道：「馬幼漁來談，借去我的《墨辯新詁》稿本三冊。」
- 北京大學圖書館收藏的《紅樓夢》「東觀閣原本」第二頁中，留有胡適的題記：「紅樓夢的版本之學可算是我提倡出來的，我先得程乙本，始知尚有程甲本，程甲本很難得，馬幼漁先生藏有此本，今年他慨然贈送給我，我歡喜極了，故托北京松筠閣重加裝鑲，並記於此。胡適。十八、五、廿四晨四時。」在該書目錄的結尾，也有馬裕藻的題記：「民國十八年二月二日敬贈適之尊兄。」現存北大圖書館的胡適藏書中，至少有8種是馬裕藻贈送胡適的。在北大圖書館馬裕藻藏書中，有一冊《秋蟪吟館詩鈔》，書衣有馬裕藻題記：「胡君適之所贈，民國十年三月十六日裕藻識。」
- 此外，胡適與馬裕藻也有不少書信來往，收入《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的，就有八封。
- 胡適對馬裕藻任國文系主任的一些舉措也非常贊成，曾給予高度肯定。如他在北大國文系演講《中國文學的過去與來路》時指出：「馬幼漁先生在中國文學系設文學講演一科，可謂開歷來的新紀元，……」
- 但是，馬裕藻和胡適也有不同之處。馬裕藻和胡適曾經同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負責人，但胡適的主張卻多不合民權保障同盟宗旨，馬裕藻則認為遵守同盟的宗旨是重大是非問題，與胡適頗有分歧。後來，胡適被同盟除名了。
- 1932年，胡適任北大文學院院長，1934年，接任了馬裕藻的北大國文系主任之職。馬裕藻很平和地退下這長達十四年的系主任職位，仍當教授研究和講授文字學、音韻學。
- 1935年，馬裕藻因高血壓及腦動脈硬化而中風，病情非常危急，當時胡適對馬裕藻照顧格外周到，經常來家和馬裕藻的夫人陳德馨商量治病方案，並請協和醫院最負盛名的魏毓麟大夫親自到家中為馬裕藻診治直至痊癒。值得一提的是，胡適早年在治病方面也曾得到馬裕藻的幫助。他在《題陸仲安秋室研經圖》中，介紹了自己1920年秋天生病，西醫沒有治好，「後來幸得馬幼漁先生介紹我給陸仲安先生診看。」病竟然好了。
- 北平淪陷後，錢玄同和夏康農兩位同事常來馬裕藻家相訪，給閉門不出的馬裕藻以極大安慰。
- 錢玄同早年和馬裕藻在日本東京一道聽章太炎講「小學」，一道研究文字學和音韻學，民初又一道進京，同為北大教授，是馬裕藻交往了幾十年的摯友。
- 夏康農曾留法勤工儉學並參加過大革命，當時他有一台短波收音機能聽到抗戰後方的廣播。當平型關、台兒莊大捷的喜訊傳來時，他就邀馬裕藻到他家秘密聽廣播，他們為抗戰的每一捷報歡欣鼓舞，兩人常常促膝談到深夜。
- 馬裕藻很注重提攜後學。馬裕藻長女馬珏記得，「與父親經常往來，往往暢談至深夜而毫無倦色的有錢玄同、魯迅、沈尹默、周作人、劉半農、陳百年等，常聽他談起的得意門生有范文瀾、陸穎明等。」
- 馬裕藻和胡適、錢玄同、周作人等教授對顧頡剛很是認同，遂着意提攜。顧頡剛在1921年1月12日的日記中記載：「幼漁先生要我任國文系參考室管理事，守常先生與我商量兼任，因兼任中文目錄編纂事。」同年4月13日的日記又寫道：「昨幼漁先生來，不知何事。今日往，乃聞吾將歸，特為挽留，謂開課有望，無論如何總等至暑假。」
- 魏建功先生也是得益於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黎錦熙等教授的指點和教誨，終成語文大家。在《魏建功文集》中，他專門收入了自己與章太炎、馬裕藻、錢玄同、劉半農、朱希祖等諸師的合影，並在自序中寫道：「
- 等到聽了沈師及馬幼漁（裕藻）師、錢玄同師許多時講以後，對於文字語言的古今中外的關係就很想要給他打通，由這個打通的意義上就愈加想說出個實在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