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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著名法國現象學哲學家，其思想深受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影響。[1]
生平
1926年，巴黎路易大帝中學（lycée Louis-le-Grand）畢業，後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與薩特為同學。
1930年，獲得哲學教師的學銜。
1931年，他在一些之前的公立中學任教。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擔任軍官。
1945年，他被任命為里昂大學哲學教授。
1947年，梅洛·龐蒂將注意力轉移到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發表了一組馬克思主義論文， Humanisme et terreur（「人道主義與恐怖」），是1940年代後期對蘇聯共產主義的最複雜的防禦。他主張暫停對蘇聯恐怖主義的審判，並抨擊了他認為西方的偽善。在朝鮮戰爭破滅梅洛-龐蒂他與薩特，保衛了朝鮮半島的爆發。
1949年，被任命為巴黎索邦大學（Sorbonne）的一員。
1952年，他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de France）擔任哲學教授。
從1945年到1952年，他擔任《現代時報》（Les Temps modernes）雜誌的非正式聯合編輯（與讓·保羅·薩特合著）。
1952年，直至逝世，在法蘭西學院任哲學教授，為歷來最年輕擔任該職者。
1961年5月3日，梅洛龐蒂在巴黎死於心臟停搏，享年53歲。
嚴格的哲學思想
他的哲學受到胡塞爾著作的極大影響，他自己獨特的現象學烙印著重於駁斥他所認為的西方哲學的雙重傾向。那些是經驗主義，以及他所謂的知識論，但通常被稱為理想主義。][2]
他試圖重新闡明主觀與客體，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他各種二元論，而他的早期和中期研究主要是通過對生命和存在的身體的解釋來實現的（請參閱知覺現象學）。
他認為，身體的重要性，或有時提到的身體對象，常常被哲學傳統低估了，哲學傳統傾向於將身體簡單地視為一個先驗的精神命令其執行各種功能的對象。
在這方面，他的工作主要基於對感知的理解，並且傾向於強調世界中比我們的反思能力更基本的內在固有，儘管他也聲稱感知本身就是內在的認知。他的作品通常與「感知至上」的概念相關聯，但他回到了更為嚴格的哲學問題。
知覺是知識的來源
儘管受到埃德蒙·胡塞爾（Edmund Husserl）的工作的極大影響，梅洛-龐蒂（Merleau-Ponty）拒絕了他關於他人知識的理論，將他自己的理論立足於身體行為和感知。對他來說，知覺是知識的來源，必須在傳統科學之前研究。
社會學與人類學
在對於植根於生活世界的分析，以及延伸出的對於主體間性的分析的過程中，梅洛龐蒂逐漸介入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本質中，尤其是在著作《哲學家與社會學》以及《自牟斯至克勞德·李維-史陀》中。他的關於知覺優先以及生存著的肉體的論證創立了對於主體間性的一個全新認識，並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它們極大地啟發了社會學的研究，特別是對於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社會現象學工作中對於實際意向性的研究有相當的啟發作用。
知覺與意向的二元本體
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有關知覺的理論，其中以行為主義為代表。打從寫作《行為的結構》、《知覺現象學》的時期起，梅洛龐蒂已力圖闡明這種論說的謬誤。他認為知覺是主動的，是向真實世界─胡塞爾（Edmund Husserl）所謂「生活世界」（Lebenswelt）─原初開啟。
梅洛龐帝以對感知的研究作為出發點，逐漸認識到身體不只是一件物事、一個科學研究的對象，它同時也是經驗的永恆前提，由向世界知覺性的開放和傾注（investissement）形成。
他指出，對知覺的分析中必須將意識同身體的內在關係納入考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知覺為先即是經驗為先，因為處在知覺覆蓋下的是一個動態和建設性的空間。因而，他作了一個分析，同時對知覺的身體性以及身體的意向性進行了揭示，這同笛卡爾靈肉兩分的二元本體論截然相反。然而雖然一些重要的分歧將他們二者相分離，梅洛龐蒂還是審慎地繼續著笛卡爾的哲學。
重視身體在哲學上的位置
哲學家一直視人類心靈與精神為優越於身體與物質。當然唯物論者提出相反的看法，認為物質方為優先。
但在梅洛—龐蒂的眼中看來，唯物論者所設想的仍然是抽象的物質，也沒有給真正有生命的、活動著的身體足夠的理論關注。梅洛—龐蒂的思想根源有胡塞爾的意識哲學、海德格的存有論與當代心理學與其他自然科學，他承繼現象學的方法，配合最新近的科學研究，發展出一套植根於身體的存有論。[3]
他開創了一項對於個體在世界中的化身的研究，試圖提出在一個純然的自由主義和純然的決定論之間的中間選擇，作為一個「為我之身」和「為人之身」間的解理面。 [4]
哲學著作
1942年，《按比例的結構》（La Structure du comportment）。
1955年，出版《方言的冒險》（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為馬克思主義論文。然而，這部著作表明了立場的變化：馬克思主義不再是歷史的最終詞彙，而是一種啟發式 方法論。
1965年，《行為的結構》。
1945年，《哲學現象》（Phénoménologiede laception）。
1962年，《感知現象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