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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詠懷八十二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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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詠懷八十二首 作品別名；詠懷、詠懷詩 作 者；阮籍 創作年代；魏晉時期 作品出處；《阮步兵集》 文學體裁；五言詩 |
《'''詠懷八十二首'''》是魏晉時期文學家阮籍創作的一組詩。這八十二首詩主要抒寫阮籍在魏晉易代之際的黑暗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感慨，抒發詩人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的痛苦與憤懣之情。這組詩被視為正始之音的代表，在中國詩歌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1]
作品原文
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①。
薄帷鑒明月②，清風吹我襟。
孤鴻號外野③，翔鳥鳴北林④。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其二
二妃游江濱，逍遙順風翔。
交甫懷環佩，婉孌有芬芳。
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
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
感激生憂思，萱草樹蘭房。
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
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其三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①。
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②。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③。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④。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凝霜被野草⑤，歲暮亦云已⑥。
... ...
其一
①夜中：中夜、半夜。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此二句化用王粲《七哀詩》詩句：「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意思是因為憂傷，到了半夜還不能入睡，就起來彈琴。
②鑒：照。薄帷：薄薄的帳幔。薄帷鑒明月：明亮的月光透過薄薄的帳幔照了進來。
③號：哀號。
④翔鳥：盤旋飛翔鳥兒。北林：《詩經·秦風·晨風》：「鴥（yù）彼晨風，郁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後人住往用「北林」一詞表示憂傷。
其三
①嘉樹兩句：喻繁盛時情況。嘉樹，指桃李。蹊，道路。
②秋風兩句：喻衰敗時情況。藿，豆葉。
③繁華兩句：一切繁華景象都要有衰敗的時候，殿堂上面也有一天會長起荊、杞等雜樹。
④西山：指首陽山，相傳為伯夷、叔齊隱居之處。趾：山腳。
⑤凝霜：嚴霜。被：覆蓋。
⑥「歲暮」句：意為一年已經完了。已，畢。
... ...
創作背景
阮籍生活在魏晉之際，原有雄心壯志。曹魏後期，司馬氏和曹氏爭奪政權，他們大肆屠殺政治上的異己人物，造成異常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阮籍隨着政治風雲日趨險惡，只得放棄了自己的雄心，用佯狂的辦法來躲避矛盾，終日飲酒，不問世事，「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雖避免了殺身之禍，但內心極端痛苦。史傳記載他「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他把這種痛苦與憤懣在詩歌中用隱晦曲折的形式傾瀉出來，就是五言詩《詠懷八十二首》。
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是抒情組詩，反映了詩人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在種種醉態、狂態掩蓋下的內心的無限孤獨寂寞、痛苦憂憤。
其一
《夜中不能寐》為第一首，它表現了詩人生活在黑暗現實中的內心苦悶，反映了詩人看不見希望和出路的憂思。詩中以「明月」「清風」「孤鴻」「翔鳥」的意象，映襯了自己不寐而彈琴的孤影，寫出了詩人在長夜未央時代的「徘徊」「憂思」。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這兩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彈琴，是為了抒發自己的憂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彈琴，也是為了抒發憂思，而他的憂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憂思不過是懷鄉引起的，阮籍的憂思卻是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中產生的。南朝宋顏延之說：「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文選》李善注引）李善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這是說，阮籍生活在魏晉之際這樣一個黑暗時代，憂讒畏禍，所以發出這種「憂生之嗟」。清人何焯認為：「籍之憂思所謂有甚於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義門讀書記》卷四十六）何氏以為阮籍的「憂思」比「憂生之嗟」更為深刻，注家並不了解這一點。一般讀者當然更是無法弄清究竟是何種「憂思」。不過，《晉書·阮籍傳》說：「（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載詩人「善彈琴」，他正是以琴聲來排泄心中的苦悶。這裡以「不能寐」、「起坐」、「彈鳴琴」着意寫詩人的苦悶和憂思。
詩人沒有直接點明詩中所抒發的「憂思」，卻寫道：「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寫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帳幔上，寫帶有幾分涼意的清風吹拂在詩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種淒清的氣氛。這似乎是在寫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詩人，清風吹拂的是詩人的衣襟，這樣寫含蓄不盡，意味無窮。「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是繼續寫景。是寫孤鴻在野外哀號，而盤旋的飛鳥在北林上悲鳴。如果說，上兩句是寫詩人的所見，這兩句就是寫詩人的所聞。所見者清風、明月，所聞者鴻號、鳥鳴，皆以動寫靜，寫出寂靜淒清的環境，以映襯詩人孤獨苦悶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在月光下，清風徐來，詩人在徘徊，孤鴻、翔鳥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朧，夜色蒼茫，他（它）們見到什麼：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憂思獨傷心」。這表現了詩人的孤獨、失望、愁悶和痛苦的心情，也為五言《詠懷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調。
其二
《二妃游江濱》為第二首。這首詩的前四句是敘述劉向《列仙傳》中的一個神話故事：「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湄（水邊），逢鄭交甫。」交甫見而悅之，下請其佩，二女解佩與交甫。交甫悅受而懷揣之，「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這裡借用此故事來發端起興：敘江妃二女游於江漢之濱，自由逍遙地順風飄舞，鄭交甫遇到了她們便一見鍾情，請她們解環佩相贈以為信物，二女答應了他的請求。交甫把環佩藏在懷裡。那兩位神女都年青美貌（婉孌），渾身飄散着香氣。
以下八句則與《列仙傳》記載不合，乃是詩人借題發揮的想像，寫雙方別後的纏綿相思，讚揚他們對愛情的忠貞不渝。「猗靡」，婉曲纏綿之意。「傾城」和「迷下蔡」，皆形容女子的絕世美貌。《漢書·外戚傳》載李延年歌曰：「絕代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有「臣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地名）。」這四句寫鄭交甫別後對二妃情致纏綿，衷心相愛，永世不忘；二妃那傾城傾國的美好容貌，已深深地印在交甫心中。「感激」四句則寫二妃對交甫因相思而產生的離愁別恨。「萱草」即諼草，據說見之可以忘記憂傷，故又名忘憂草。「蘭房」，猶言香閨，即婦女居室。「膏沐」，古代婦女用的髮油。這四句是從《詩經·衛風·伯兮》「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北堂階下）」，「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幾句蛻化而來，描寫的是二妃因感動於交甫的衷心愛慕而產生思念憂仿，不能自已，欲得萱草栽種到蘭房，隨時憑窗望見，藉以忘憂。「女為悅己者容」，可現在對鄭交甫徒有相思而不得見，因而頭髮散亂也懶施脂粉，倦於梳理；心中切盼交甫到來，可他偏偏不再來臨，就像亟盼下雨而天空卻偏偏出現太陽一樣，使人怨恨不盡。詩人在這個神話愛情故事的鍾事增華的描述中，自然寄寓了無限深長的感慨，所以結尾二句突轉發問：怎麼當初像金石一般堅固的情誼，會在旦夕之間，便離異斷絕而令人悲傷呢？
阮籍發言玄遠，文多隱避。這首詩的主旨亦復如此，以至千古之下，眾說紛紜，或言是諷刺愛情不專（如沈約），或言是比喻君臣遭際（如何焯）。而元人劉履解說最詳：「初，司馬昭以魏氏托任之重，亦自謂能盡忠於國；至是專權僭竊，欲行篡逆，故嗣宗婉其詞以諷之。言交甫能念二妃解佩於一遇之頃，猶且情愛猗靡，久而不忘。佳人以容好結歡，猶能感激思望，專心靡他，甚而至於憂且怨。如何股肱大臣視同腹心者，一旦更變而有乖背之傷也。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借金石之交為喻。」（《選詩補註》）此說認為「金石交」是比喻曹魏皇帝和世為曹魏重臣的司馬氏，大致是正確的。所以，這首詩應該說是諷刺司馬氏之作。
全詩通篇皆用比興寄託和反襯對比手法，詩意曲折隱微。本為諷刺現實君臣關係，卻借用遙遠神話愛情故事，而又加以想像渲染，這已夠「玄遠」了；而結尾二句本是讀者尋繹其寄託的關鍵，但詩人又只通過用典發問微露端倪，並不明言；且詩中多用典故，使意旨愈益隱微迷離。此即所謂「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詩品》）。以男女情愛喻君臣離合，屈原《離騷》、曹植《七哀》等詩早已有之，但那是正比，而此詩卻是反喻。前十二句全是為反襯結尾二句的，以形成強烈的反差。至於其所以如此隱微曲折，自然是由於時代和處境使然。
其三
《嘉樹下成蹊》為第三首。此詩的前四句說：在東園的桃李這樣的嘉樹下，曾經聚集過很多的人，熱鬧非凡；但當秋風吹得豆葉（「藿」）在空中飄蕩時，桃李就開始凋零，最終便只能剩下光禿的樹枝了。由此，詩人領悟到了一個真理：有盛必有衰，有繁華必有憔悴；今日的高堂大廈，不久就會倒塌，而成為長滿荊棘、枸杞等植物的荒涼之地。——這就是第五、六句的詩意。
既然如此，眼前的功名富貴就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沒有當前的顯赫，也就不會有未來的沒落的痛苦吧。所以詩人在其後的四句中又說：我不如趕快離開這個名利場，騎馬到西山去隱居；這樣做雖然要拋妻撇子，但在這個世界上我連自身都保不住，又何必對妻子戀戀不捨？然而，這也不是一條可以使人生獲得安慰的道路。從名利場逃避到山野，也不過是使自己從園苑中的桃李變為荒郊的野草罷了。桃李開始凋零時，野草雖然仍很茂密，但到了年底，嚴霜覆蓋在野草之上，野草也就完結（「已」）了。在此詩的最後兩句中，詩人就又輕易地否定了他自己找出來的解脫之路。
所以，從此詩中只能得出如下的結論：人生實在太悲哀了。目下的繁華固然預示着他日的滅亡，但捨棄了繁華又不能逃脫滅亡的命運。那麼，問題是：解脫之路到底何在？人生又有什麼意義呢？就這樣，詩人從桃李初盛終衰這一日常現象開始，一步緊一步地揭示出了人生的脆弱和空虛；他考慮到了可能的退路，然後把它堵死，於是使讀者真切地感到了絕望的恐怖。在這樣的揭示過程中，讀者可以體會到詩人自己的情結也越來越焦灼和悲觀。
其實，個人的生命本是極其有限的，如果只着眼於自己，就永遠不能獲得生命的寄託，把握人生的意義。換句話說，就個人而言，生命的寄託本在身外。然則，對阮籍如此苦悶的原因，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在他那個時代被認為值得為之獻身的神聖的事物（包括在當時被傳統的價值觀念所肯定的一切神聖的事物），對阮籍來說都已失去了神聖性，他並不以為把自己的生命與它們結合起來就可使生命獲得價值；在他看來，個人的生命遠比這些東西貴重，但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轉瞬即逝，所以他不得不陷入了無法擺脫的深重悲哀之中。就這點來說，阮籍詩歌中的悲觀其實包含着對封建意識扼煞個人的某種朦朧的不滿。
當然，阮籍的那個時代是個恐怖的時代，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尖銳，不少士大夫遭到殘酷的殺害。阮籍自己的處境也並不好。他對這樣的政治現實是憎惡的。所以，他的詩歌不能不含有對政治現實的反撥。以此詩來說，「去上西山趾」的西山，乃是殷末周初的伯夷、叔齊隱居之所，他們因反對周武王伐紂，就在西山採薇而食，以表示自己不與周政權妥協，不吃周朝的糧食。阮籍說要到西山去隱居，可以被解釋為不願與當權派合作而要步伯夷、叔齊的後塵。但根據一般的封建觀念，伯夷、叔齊所做的乃是使自己萬世澆芳的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也正是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的所在。但阮籍卻仍然不能從這種行為里得到任何安慰，卻發出了「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的深沉感喟。所以，他的詩歌絕不只限於對政治現實的反撥，更體現出對於人生價值的新的求索；這後一個內容乃是在那以前的我國詩歌中所從未出現過的新東西。在研究他的詩歌時，如果只看到前者而看不到後者，那就未免成為買櫝還珠了。
其六
《昔聞東陵瓜》為第六首。這是一首詠史詩，向來索解紛紜，其中沈約的解釋最具代表性，後來者亦多不脫其窠臼。沈約說：「當東陵侯侯服之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實由善於其事，故以味美見稱，連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贍己，乃亦坐致嘉賓。夫得故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照沈約的說法，這首詩是詠東陵侯召平一人之事。但召平種瓜，意在歸隱，當不至於要「坐致嘉賓」。究其實，此詩當是詠召平和蕭何二人之事。《史記·蕭相國世家》記載：漢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陳豨、韓信反，呂后用蕭何計殺韓信。高祖「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吊。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詩以「昔聞」二字領起直貫以下八句。「昔聞」者正是詠史句法，聞事於史書，故謂「昔聞」。前四句詠召平事，點明召平所種之瓜名及種瓜之地點，復形容其瓜田之大，種瓜數量之多。「五色」以下四句詠蕭何事。但「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仍就「東陵瓜」言之，謂召平所種「東陵五色之瓜，登於相國之盤，在朝日中暉曜，而相國之座上，嘉賓四面來會」（陳伯君校注《阮籍集》語）。這二句雖出於陳先生的想象，但也是合理的。相國之堂「嘉賓四面會」自是常情，而召平與蕭何素有交往，故其瓜「登於相國之盤」也自屬可能。「膏火」句是「多財」句的比喻，猶言多財的患害猶如膏火的自煎。這裡仍是詠蕭何。蕭何被迫「悉以家私財佐軍」，以及後來被劉邦以「多受賈人財物」的罪名「下廷尉，械繫之」，雖說是由於劉邦對臣下的猜忌，但也未始不是多財的患害。「布衣」二句收束全篇，上句言召平隱居種瓜，以布衣平民之身得以安享天年；下句言蕭何雖寵祿有加，卻猶如膏火自煎，故寵祿不足賴也。
關於此詩的寄託，古人多有猜測，唯方東樹「此言（曹）爽溺富貴將亡，不能如召平之猶能退保布衣」（《昭昧詹言》卷三）之論庶幾得之。因為曹爽曾為相國，寵祿正與蕭何相埒，故阮籍作詩諷其事，亦未必不可能。
詠史詩貴在不就事論事，而要從其中翻出新意，或是論證人生哲理，或是以古諷今，或是抒作者難言之懷抱。此詩則正是以召平、蕭何的對比論證人生的大道理——「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其實，這道理本是簡單而明確的，但古往今來，卻又沒有幾人真能明了並實踐之。詩人言及於此，不由得感慨系之。《詠懷八十二首》許多詩篇往往在抒情詠事中以極精煉的詩句抽象出深刻的人生哲理，使詩篇既富有情趣又不乏理趣，這也是阮詩的一個特點。
阮籍《詠懷八十二首》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它受到了後代文人學者的重視。梁朝沈約、唐朝李善開闢了闡釋《詠懷》詩的道路。在阮籍《詠懷》詩問世以前，詩史上並沒有以「詠懷」為題的詩篇。當昭明太子編輯《文選》的時候，阮籍的《詠懷八十二首》已經炳然於詩史，所以《文選》在詩部劃出「詠懷」一類，並選取了阮籍《詠懷》詩十七篇列於此類之首。這個事實說明阮籍在詩歌歷史上有着一份開創之功。從《文選》詩部的細目上看，阮籍《詠懷》詩在《文選》編者心目中有着文體開創者的價值。
名家點評
鍾嶸《詩品》上：「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註解，怯言其志。」
張溥《阮步兵集題辭》:「《詠懷》諸篇，，文隱指遠，定哀之際多微辭，蓋斯類也。履朝右而談方外，羈仕宦而慕真仙。大人先生一傳，豈《子虛》亡是公耶？」
沈德潛《古詩源》：「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雖集於中。令讀者莫求歸趣。此其為阮公之詩也。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其原自離騷來。」
沈德潛《古詩源》引顏延年註：「『說者謂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看來諸詠非一時所作。隨興寓言。有說破者。有不說破者。忽哀忽樂。俶詭不羈。十九首後，復有此種筆墨，文章一轉關也。詠懷詩當領其大意。不必逐章分解。」
作者簡介
阮籍（210—263），三國魏詩人。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采謹慎避禍的態度。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原有集十三卷，已佚，明人輯有《阮步兵集》，今又有《阮籍集》。
參考來源
參考資料
- ↑ 阮籍 詠懷八十二首（其二）,百度搜索 , 2021-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