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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憲 (1907年 - 1946年)，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又名博古。江蘇無錫人。早年就讀於蘇州工業專門學校，積極參加學生愛國運動。1925年入上海大學學習，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4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後又任中共臨時中央局成員、臨時中央政治局書記和負責人。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在遵義會議上被解除中共最高領導職務。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紅軍野戰部隊政治部主任。

博古原圖鏈接

1946年4月8日由重慶返延安匯報工作，因飛機失事在山西興縣遇難。

人物簡歷

1907年——6月24日，出生於江蘇無錫縣中耆英里的書香世家。

1921年——考入蘇州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

1925年——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幹事。

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

博古24歲擔任中共高級職務原圖鏈接

1930年——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幹事。

1931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同年進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負總責。

1933年——遷往中央蘇區，蘇區的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治局合併成「中共中央局」，當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

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最高「三人團」，負責政治。

1935年——遵義會議後，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937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全面抗戰爆發後，任中共駐南京代表。

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同年任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

1941年——負責創辦《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任解放日報社社長、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新華通訊社社長。

1945年——當選中共七大中央委員。

1946年——作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參加憲法草案審議小組工作。4月8日因飛機失事犧牲，卒年39歲。

人物生平

博古誕生於1907年6月24日，早年在無錫、蘇州求學，思想進步，為學生領袖。他自幼學習成績優異，在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預科畢業。新中國成立後該校合併到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該校將他與梁思成作為品學兼優突出的學生榜樣，為他們做了雕像。

博古1925年入黨，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即赴蘇聯學習，取俄文名「博古諾夫」，演化成博古。1930年回國後,博古、秦邦憲兩個名字交替使用。1931年4月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此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與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黨的地下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由於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遠不足半數，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這時米夫已經離開中國）的提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洛甫）、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6人組成，以博古負總責。10月10日，共產國際批准了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的組成，年僅24歲的博古臨危受命，任臨時中央政治局總負責人。

臨時中央政治局一開始就做了許多重要事情。首先是做出了《關於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為抗日救國運動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

10月21日，中共蘇區中央局致電臨時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政治局委員中，只有項英是工人出身。10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致電蘇區中央局，提出中華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由毛澤東任主席。這樣，是博古負總責的臨時中央將毛澤東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崗位。博古看重毛澤東創建中央蘇區的功績。

1932年2月16日，上海《時報》發表啟事，伍豪等243人脫離中國共產黨。這時，臨時中央只有博古與陳雲在上海。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這時他已去蘇區。這件事雖然是敵人的陰謀，但博古等領導人都不能出面處理，他們千方百計花重金找了一個澳大利亞的叫「巴和」的律師，在上海最大的《申報》發表《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急啟事》，啟事說：「茲據周少山君來函，聲稱汝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則，榮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向。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二百四十三人同時脫離共產黨之事，實與其無關。」周少山是周恩來另一個別名。

在軍事上，博古與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是堅決執行共產國際「首先奪取一省和數省勝利」的「左」的路線的，但也推崇朱毛的游擊戰術。在第四次反「圍剿」開始，他們幾次指示周恩來（軍委主席）與朱德（總司令）進攻敵人，後博古遵照周恩來「請求」赴前線，了解實際情況，讓周朱放手打，取得勝利。事後，博古作第四次反「圍剿」勝利的總結與第五次反「圍剿」的動員報告，說到：「在粉碎敵人四次『圍剿』中，游擊戰爭的開展，非常不夠，沒有充分組織游擊部隊，有計劃的配合紅軍作戰。當時我們如果有一支像從前朱、毛、彭、黃的游擊隊伍，即你們的勝利一定要比現在大得多。」這個報告發表在《紅色中華》第99期上。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洛甫）與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任總書記。

1933年秋，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國民黨出動100萬軍隊、500架飛機、1200門大炮，其中50萬兵力用於圍攻中央革命根據地，敵我力量非常懸殊。博古聽信李德（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堡壘與堡壘」和中央軍委的「六路分兵」拒敵的戰術，與敵人拼消耗，1934年5月，廣昌失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中央常委會立即決定戰略大轉移去湘西。博古先後兩次派部隊去湘西探路，又做了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與半個月的行軍計劃。10月10日率領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81859人，加上挑夫為86859人，開始震驚中外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突破敵人前三道封鎖線時，打得漂亮，傷亡不大。斯諾在《西行漫記》中稱博古為「軍事天才」。可是大轉移前，博古贊同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的「大搬家」去湘西與中央政府縱隊單獨編隊。張聞天1943年12月16日在延安整風時的發言筆記這樣寫道：「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到各軍團去，後因毛澤東提議未分散，那麼這個齊聲指責的轎子原來是毛澤東讓抬起來的。」黎汝清在《湘江之戰》、石仲泉在《長征行》中這樣披露：中央縱隊行動遲緩，過湘江前每日走40里。11月27日開始，朱德與博古、周恩來一起以朱德總司令的名義連發三次「加急」電報，命令「扔掉輜重」「火速過江」，中央縱隊不聽，160華里走了三天半，到12月1日中央縱隊才到湘江渡口。到了遵義清點紅軍人數時，只剩26919人，減少54740人，其中有挑夫5000人，通過前三道封鎖線減員約2萬人，保護中央縱隊渡過湘江，作戰死傷與減員約35000人以上。

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到達陝北後合影原圖鏈接

1934年12月，中央秘書長鄧穎超患肺結核辭職，博古任命鄧小平為秘書長，於是，鄧小平出席了遵義會議。

1935年1月15日，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博古提出總結湘江戰敗，請周恩來主持會議。張聞天與周恩來主張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周恩來在會議上對「六路分兵」作了檢討。博古服從多數，同意議題改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並同意毛澤東的提議，改為政治局擴大會議，讓部隊主要軍事幹部參加。16日與17日，博古親自主持會議，說：「今天請軍隊的領導同志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是中央想直接聽聽大家對第五次反『圍剿』和戰略大轉移方面，中央軍事領導上犯了哪些錯誤，對三人軍事領導小組有什麼意見。」接着，周恩來作了《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講話。之後，毛澤東與張聞天對五次反「圍剿」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幾位軍事領導人對毛、張的發言作補充。王稼祥作簡單而尖銳的插言與發言，而彭德懷則「沉默不語」。凱豐的發言與大家不同，他說五次反「圍剿」失敗博古有錯，但全國革命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發展了，博古是執行共產國際路線的，不能說他政治路線也錯了。17日的會議，博古與大家同意張聞天起草的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的軍事領導三人小組，由朱德總司令與周恩來政委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下決心的負責人等。會議沒有讓李德發言。

2月5日，在雲南省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來找博古說，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必須由毛澤東領導，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面廣，又有政治手段，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現在我們商量由張聞天接替你當總書記，也是過渡的。

博古重視民主、和諧與民主集中制，考慮周恩來說得有理，就立即交出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書記和中央書記的三枚印章，說明天把文件擔子放到張聞天處。博古仍任中央常委與軍委委員，與張、周、毛共同領導長征。他交代完了，最後提出要他與王明約定的聯絡員潘漢年去向共產國際報告，爭取共產國際批准。因為如果共產國際不批准，這樣交權是不算數的。遵義會議是革命從失敗到勝利的轉折，遵義會議後博古不記個人得失，顧全大局，注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與黨的團結，先後贊同毛澤東幫助周恩來最後下決心，反對林彪撤換毛澤東領導軍事的意見，同意毛澤東、周恩來與王稼祥為新的軍事領導三人組，又同意毛澤東任軍委主席，周恩來與彭德懷任副主席，逐步把毛澤東扶起來。1935年6月16日，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張國燾與陳昌浩分別來找博古，了解遵義會議情況，說遵義會議的決定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

博古是共產國際批准的合法總書記，張國燾是建黨元老、第一次黨代會十二個代表之一，中央政治局委員，紅四方面軍總負責人，領軍8萬人，多過中央紅軍數倍。如果他倆站在一起，又有其他支持者，形勢又會怎樣？可想而知。但是，28歲的博古是非分明，他的心裡只有黨的利益，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為此，毛澤東向周恩來說：「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遵義會議後，關於長征路線八次改變落腳點與進行戰爭，博古與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的意見都一致。1935年10月19日，紅軍抵達陝北吳起鎮，27日常委分工，毛澤東說，1934年秦邦憲叫我當中華蘇維埃主席，這次我提議他任中華蘇維埃西北辦事處主席，這叫禮尚往來。周恩來拍手贊同。

在此期間，博古在十分困難情況下，在穩定社會，提高陝北根據地經濟，為糾正劉志丹等人的冤假錯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別是他以常委身份，領導董必武、張雲逸、李維漢、王首道、郭洪濤五人小組，處理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等100多位領導幹部的冤案，對穩定陝北根據地的形勢起了決定性作用。

1936年「雙十二」，張學良對蔣介石進行兵諫。中央先派周恩來去了解情況，後派博古帶中央的意見去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

1937年9月，博古以中共中央書記處代表身份被派住南京做中共代表，與蔣介石談判。幾經曲折，蔣在廬山發表了《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抗日統一戰線從此形成。博古在南京重建與恢復上海、南京、江蘇、浙江等13個省市的黨委和工委，發展黨員近7萬，還營救被國民黨關押的陶鑄、王鶴壽、錢瑛等1000多名黨員出獄。向南方18個革命根據地傳達國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勢，指示他們在山區集結，占據有利陣地，遇敵襲擊堅決反擊，與國民黨談判改編絕不允許其派人來，這樣，除個別根據地有些損失，博古還與國民黨談判組建新四軍與出版《新華日報》等重大事項，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在武漢市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時，博古與周恩來簽署發表了《對保衛大武漢》的意見，強調打陣地戰，與敵人拼消耗，是錯誤的。博古在1943年9月《我要說明的十個問題》中指出：「前後兩個時期路線是錯誤的，錯誤造成的惡果，是不可勝計的，我個人在上面負着重大責任的，尤其是內戰時期。」他說的前後兩個時期的路線錯誤，後者指的是武漢，但是，在武漢博古還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發表過許多正確的意見。1938年10月17日至18日，他在《新華日報》發表的《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困難與前途》的文章中指出：「一個不起領導作用的政黨則沒有理由存在下去。」

1939—1940年，博古任中央南方局常委、組織部長。1939年８月，周恩來、博古參加了在延安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運用大量歷史資料，對抗戰兩年國內外局勢作了分析。8月18日、19日博古作了南方黨的工作的報告，匯報了抗戰兩年來南方農業、工業、金融、交通、貿易等各方面情況，分析了階級力量的變化，國民黨反共政策的變化，南方局的對策，廣東等１３個省市黨員人數，黨員構成，組織發展工運、學運、軍事鬥爭等情況，以及存在的問題。

毛澤東對周恩來與博古的報告充分肯定，並對南方局工作給以很高評價。他從統一戰線、組織發展、戰爭動員、工農運動、幫助八路軍、新四軍與邊區等六個方面肯定了南方局工作的成績，也指出了工作中還存在的弱點。

1939年8月底，周恩來騎馬摔傷，9月赴蘇聯治療臂傷年余，博古任南方局代理書記，領導南方九省以及港澳和海外黨組織並八路軍、新四軍與《新華日報》駐各地機構，工作卓有成績，毛澤東稱讚「幹得好」。

1941年初，國民黨反動派在皖南地區圍殲新四軍與華中局領導機關，軍長葉挺被捕，政委項英遇難，損失7000人，還不准我們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上揭露事實真象。對此，博古非常氣憤，向中央提出，應該有一份自己的機關報與一個強有力的通訊社。經中央批准，在延安出版《解放日報》，由政治局委員博古任社長兼新聞社社長、中央出版局局長，統帥新聞出版大軍。《解放日報》5月16日創刊，發刊詞由毛澤東撰寫，頭條新聞由博古執筆，中央領導人以毛澤東與博古寫的社論、專題、新聞、按語最多。博古為黨報的性質與新聞寫作寫了很多社論，還有專論與講話，論述黨報是「黨的喉舌」，我們是全黨辦報，宣傳是「以我為主」，黨報的記者是「黨的耳目喉舌」，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軍隊、很好的政府，我們也要有一支健全的新聞大軍，辦報是全黨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眾的一件大事，是治國的本領之一，並且論述新聞寫作的常識與記者的任務。這些精闢的言論是中外新聞歷史中從未提起過的，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的經典著作。博古講話邏輯性強，語言精確完整，有些記者將他新聞寫作的講話整理出來加上標點，當文章發表。博古與毛澤東被稱為黨的新聞事業的奠基人與開拓者，在延安新聞紀念館為他們倆塑了銅像。

博古博學多才，他在百忙中翻譯了許多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延安高級黨校規定必讀的五本書中，有三本為他所譯。在延安，夜間熄燈最晚的是毛澤東與博古，毛澤東的習慣是夜間工作。博古只有夜間才能翻譯，早晨6點半鐘還要起床上早班，審查黨報的稿件，他勞累過度身體不好，還把中央每天供給政治局委員的一瓶牛奶，送給缺奶的楊永直編輯的女兒吃。

1946年4月8日，博古作為憲法草案審議委員會中共代表，與王若飛（中央委員），鄧發（中央職工委書記）和葉挺（新四軍軍長）等13人加上美國空軍駕駛員共17人，從重慶乘飛機返延安。當時天氣惡劣，烏雲壓頂，雷雨不斷。我們報社有人聽到飛機響，但尋不着飛機的影子，下午聽說飛機在中午與西安聯繫過，大家開始揪心。9日與10日仍為陰雨，大家不斷跑上山頂去看有無飛機，希望出現奇蹟，這時廚房做的飯每天都有剩餘。12日的報紙頭條發表《中共中央以極大的悲痛宣布王若飛等遇難》。博古結束了39歲短暫、輝煌而悲壯的生命。頓時，在新華社內，我們的眼淚大雨般流下……

4月20日，延安各界3萬人悼念與安葬「四八遇難烈士」。黨中央在延安總共召開過兩次3萬人的大會。第一次是1943年7月反對國民黨反動派進攻延安。與會者都是組織來的，頭版頭條消息是博古執筆的。這次3萬人大會，有一半群眾是自發來的，從延安與各界來悼念救命恩人的。追悼會空前隆重，毛澤東寫《向「四八」烈士致哀》的悼文和《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的悼詞。中央有輓聯，劉少奇和朱德、任弼時都寫了悼文與悼詞。毛澤東悲傷得幾夜未眠，大家勸他不要赴會。周恩來的題為《四八永垂不朽》中，特別說：「博古，你是為修改憲法而粉身碎骨，我記住，我永遠記住，我敢向你保證，我們要堅持完成一部民主憲草，建立民主中國而努力奮鬥到底！」

主要成就

在博古領導下，黨的新聞出版大軍學馬列、勤讀書、鑽研業務的好風尚在他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逐步形成。

博古生前譯有《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等等，為在全黨範圍內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作了重要貢獻。

個人生活

博古少年時家境清貧。其父不得不將城中耆英里的祖遺老宅賣掉，租借族人秦琢如家宅(今崇寧路一百十二號)居住。秦宅寬敞，始建於清光緒末年。秦邦憲家租住的是其家宅第三進三間平屋，面積為八十九平方米，石庫牆門後背裝飾有磚刻"進德修業"四字。同年，其父病逝，家庭經濟更加困難。秦邦憲和弟邦禮、妹邦范，在母親朱氏撫育下生活、讀書。

人物評價

博古同志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主要領導人。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和開拓者。

人物故居

博古故居位於江蘇省無錫市中心崇寧路上，原為無錫地方名流、秦邦憲族叔秦琢如的家宅"既翕堂"，建於清光緒末年。故居占地面積2300平方米，建築面積1500平方米，放眼望去，青磚黛瓦，庭院抱廈，馬頭牆矗立，為一組典型的江南民居。秦邦憲故居2002年被省政府公布為省級文保單位，2003年啟動故居修復，2004年底竣工，總投資1100萬元。楊尚昆題寫了"秦邦憲故居"匾額，薄一波題寫了《秦邦憲生平事跡陳列》展名。

在秦邦憲故居修復開放的同日，《秦邦憲生平事跡陳列》展和觀眾見面。展覽共分"勤奮讀書立志報國"、"探求真理投身革命"、"臨危受命歷盡艱難"、"統戰工作嘔心瀝血"、"新聞事業輝煌新篇"、"鞠躬盡瘁名垂千古"6個部分，展出親屬等捐獻的秦邦憲生前使用過的辭典、書籍、皮箱、毛毯以及秦邦憲編譯的書籍原版等一批珍貴文物和歷史照片200餘件。開放後的秦邦憲故居將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紀念地，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名人名居參觀地，對市民和遊客免費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