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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年3月14日－1961年5月3日），著名法国现象学哲学家，其思想深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影响。[1]
生平
1926年，巴黎路易大帝中学（lycée Louis-le-Grand）毕业，后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萨特为同学。
1930年，获得哲学教师的学衔。
1931年，他在一些之前的公立中学任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军官。
1945年，他被任命为里昂大学哲学教授。
1947年，梅洛·庞蒂将注意力转移到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发表了一组马克思主义论文， Humanisme et terreur（“人道主义与恐怖”），是1940年代后期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最复杂的防御。他主张暂停对苏联恐怖主义的审判，并抨击了他认为西方的伪善。在朝鲜战争破灭梅洛-庞蒂他与萨特，保卫了朝鲜半岛的爆发。
1949年，被任命为巴黎索邦大学（Sorbonne）的一员。
1952年，他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de France）担任哲学教授。
从1945年到1952年，他担任《现代时报》（Les Temps modernes）杂志的非正式联合编辑（与让·保罗·萨特合著）。
1952年，直至逝世，在法兰西学院任哲学教授，为历来最年轻担任该职者。
1961年5月3日，梅洛庞蒂在巴黎死于心脏停搏，享年53岁。
严格的哲学思想
他的哲学受到胡塞尔著作的极大影响，他自己独特的现象学烙印著重于驳斥他所认为的西方哲学的双重倾向。那些是经验主义，以及他所谓的知识论，但通常被称为理想主义。][2]
他试图重新阐明主观与客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他各种二元论，而他的早期和中期研究主要是通过对生命和存在的身体的解释来实现的（请参阅知觉现象学）。
他认为，身体的重要性，或有时提到的身体对象，常常被哲学传统低估了，哲学传统倾向于将身体简单地视为一个先验的精神命令其执行各种功能的对象。
在这方面，他的工作主要基于对感知的理解，并且倾向于强调世界中比我们的反思能力更基本的内在固有，尽管他也声称感知本身就是内在的认知。他的作品通常与“感知至上”的概念相关联，但他回到了更为严格的哲学问题。
知觉是知识的来源
尽管受到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工作的极大影响，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拒绝了他关于他人知识的理论，将他自己的理论立足于身体行为和感知。对他来说，知觉是知识的来源，必须在传统科学之前研究。
社会学与人类学
在对于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分析，以及延伸出的对于主体间性的分析的过程中，梅洛庞蒂逐渐介入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本质中，尤其是在著作《哲学家与社会学》以及《自牟斯至克劳德·李维-史陀》中。他的关于知觉优先以及生存著的肉体的论证创立了对于主体间性的一个全新认识，并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们极大地启发了社会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社会现象学工作中对于实际意向性的研究有相当的启发作用。
知觉与意向的二元本体
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有关知觉的理论，其中以行为主义为代表。打从写作《行为的结构》、《知觉现象学》的时期起，梅洛庞蒂已力图阐明这种论说的谬误。他认为知觉是主动的，是向真实世界─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谓“生活世界”（Lebenswelt）─原初开启。
梅洛庞帝以对感知的研究作为出发点，逐渐认识到身体不只是一件物事、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同时也是经验的永恒前提，由向世界知觉性的开放和倾注（investissement）形成。
他指出，对知觉的分析中必须将意识同身体的内在关系纳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知觉为先即是经验为先，因为处在知觉覆盖下的是一个动态和建设性的空间。因而，他作了一个分析，同时对知觉的身体性以及身体的意向性进行了揭示，这同笛卡尔灵肉两分的二元本体论截然相反。然而虽然一些重要的分歧将他们二者相分离，梅洛庞蒂还是审慎地继续著笛卡尔的哲学。
重视身体在哲学上的位置
哲学家一直视人类心灵与精神为优越于身体与物质。当然唯物论者提出相反的看法，认为物质方为优先。
但在梅洛—庞蒂的眼中看来，唯物论者所设想的仍然是抽象的物质，也没有给真正有生命的、活动著的身体足够的理论关注。梅洛—庞蒂的思想根源有胡塞尔的意识哲学、海德格的存有论与当代心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他承继现象学的方法，配合最新近的科学研究，发展出一套植根于身体的存有论。[3]
他开创了一项对于个体在世界中的化身的研究，试图提出在一个纯然的自由主义和纯然的决定论之间的中间选择，作为一个“为我之身”和“为人之身”间的解理面。 [4]
哲学著作
1942年，《按比例的结构》（La Structure du comportment）。
1955年，出版《方言的冒险》（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然而，这部著作表明了立场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历史的最终词汇，而是一种启发式 方法论。
1965年，《行为的结构》。
1945年，《哲学现象》（Phénoménologiede laception）。
1962年，《感知现象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