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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匡迪

徐匡迪（1937年12月－），中国钢铁冶金专家，浙江桐乡崇德人；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冶金系毕业，中国工程院院士。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五、十六届中央委员。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职。现任中国经济工业联合会会长，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0年6月7日在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正式卸任工程院院长一职。 2018年5月30日，获得了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徐匡迪	职业	上海市长，中国工程院院长
国籍	中国	毕业院校	北京钢铁工业学院
出生地	浙江桐乡崇德	民族	汉族
出生日期	1937年12月	代表作品	《电弧炉水冷挂渣炉壁》、《不锈钢精炼》
主要成就	第十二届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 \|\| \|\|

人物简介

徐匡迪，男，汉族，1937年12月生，浙江桐乡人，198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人物经历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９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冶金系钢铁冶金专业学习。

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３年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助教。

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７１年上海工学院冶金工程系助教、炼钢教研室副主任。

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２年下放安徽省凤阳“五七”干校劳动。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８０年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工业大学冶金工程系助教、讲师、炼钢教研室主任。

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６年上海工业大学冶金工程系副主任、主任、副教授、教授

（其间：１９８２年３月至１９８３年２月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合作研究、访问学者；

１９８４年３月至１９８５年６月赴瑞典斯堪的那维亚·兰塞尔公司任副总工程师、技术经理）。

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９年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

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１年上海市教卫办公室副主任兼市高教局局长、党组书记。

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２年上海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

１９９２年８月至１２月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４年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

１９９４年至１９９５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０１年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１９９５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

２００２年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

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年９月兼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２００６年６月连任中国工程院院长。

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２００３年５月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还是英国皇家土木工程师协会荣誉会员和英国皇家工程院荣誉院士。２００６年９月获瑞典皇家北极星大十字司令官勋章，以表彰他为促进瑞中友好做出的杰出贡献。２００７年８月，徐匡迪被日本铁钢学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２００８年６月，被授予英国皇家工程院国际奖章。

政治生涯

徐匡迪虽然是工科教授，但他却对经济甚至政治有着超常的悟性和高深的学养。有一次，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参加座谈会，会上一位文质彬彬的教授的发言吸引了他的兴趣，当场，朱镕基就笑着表示：“我喜欢刚才那个同志的发言。”那个同志就是徐匡迪。

徐匡迪生于1937年，那正是日军的铁蹄蹂躏国土的时候。徐匡迪的父母在避难的颠沛之途中生下了他，当即起名为徐抗敌，发誓要以中国人的血勇之气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60年以后，这位杭州的婴儿成了中国著名的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父母官。

度过自己颠沛的童年后，重新回到故乡的徐匡迪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新中国成立后，时逢如火如荼的一五计划，徐匡迪决定以国家最急需的钢铁事业作为自己的专业，并选择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继续自己的大学学业。从此，徐匡迪与钢铁冶金结下终生之缘。“文革”中他被下放工厂、干校，一段时间里，徐匡迪甚至成为一名颇能露一手的炊事班长。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钢铁事业的追求。

作为冶金专家、博士生导师，徐匡迪在钢液二次精炼、熔融还原技术等冶金技术方面的建树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他还从战略和工程角度论证并提出了上海钢铁工业的布局和发展方向。徐匡迪一身而二任，但几十年来形成的“钢铁情结”依旧浓厚。他本人说：“院士是不退休的，所以我必须终生为之奋斗。”

徐匡迪1959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历任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系助教，上海工业学院教研室助教、副主任，上海机械学院助教、讲师，上海工业大学冶金系副主任、主任，瑞典兰赛尔公司副总工程师、技术经理，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市教育卫生办公室副主任兼市高等教育局局长，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主持常务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95年2月任上海市市长。 1998年2月在市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上海市市长。

徐匡迪是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五届中央委员。曾获1986年国家科委、冶金部联合授予的“六五”科技攻关重大成果个人荣誉证书，1989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首次进入最高层领导的视野

前述引起朱镕基兴趣并受到激赏的那次发言，徐匡迪谈的就是计划经济不再适于现今中国发展的有关话题。今天，或许这不算什么惊世之语。而在当时，指出这种观点不仅需要洞悉力，也还是需要勇气的。记得徐匡迪当时说：在解放初期，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我们的党和政府在对新中国各项专业的管理上还处在适应和摸索阶段，国外的反动势力不仅对新生政权虎视眈眈，而且妄图扼杀红色中国。在当时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水平、经济能力、国民素质、大众倾向都不适宜搞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才行得通，才是保障国家安全稳定、维护人民生活稳定的惟一可行的经济政策。

但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也经过了近20年的改革开放的条件积累，国家稳定，政治开明，社会的法制化、民主化进程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要求经济开发的心情也越来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市场经济同时加大国家的宏观调控已势在必行……

后来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徐匡迪的相同观点的谈话再次引起了朱镕基副总理的注意。当江泽民总书记了解到徐匡迪的高深科学功底时，也对他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和好感。徐匡迪也从一个科学家、一个学科带头人而首次进入最高层领导的视野。

海派学界带头人

在从政之前，徐匡迪是上海工业大学的教授、副校长，上海市高等教育局局长。即使现在，他仍然担任着上海工业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徐匡迪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为新成立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揭牌。徐匡迪可以说是工科学界的泰斗。他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急需的高科技人才，而且在涉外活动中，以精湛的技术和领先的科技眼光为外国专家所认同，为自己的祖国争得了荣誉。

在80年代，徐匡迪作为上海工业大学的资深教授已经独立完成过许多重点工程的设计和实施工作。80年代中期，总部设在瑞典的世界著名的兰赛尔公司感到公司需要高、精、尖人才的支持。他们便找到了徐匡迪教授。为了加强合作，同时也为了到世界上最著名的公司里去体验一下生活，了解世界一流公司的科技水平、管理情况，徐匡迪决定接受邀请。

到了瑞典，徐匡迪才发现兰赛尔公司果然名不虚传。公司管理既灵活又秩序化。最让徐匡迪感受深切的是，兰赛尔这一市场经济下的庞然大物在国际经济领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此，徐匡迪越来越深入地思考一个问题：市场经济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为什么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

徐匡迪怀着研究和发现的目的深入兰赛尔公司，基本上掌握了世界一流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情况。同时，他也充分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回赠给兰赛尔公司。

由于徐匡迪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兰赛尔公司的总工程师。在这个位子上，徐匡迪没日没夜地干了整整三个月。

在这期间，徐匡迪写下了不下十万字的工作报告。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公司；另一方面，是为了回国后有一个可作经验总结的蓝本。那时，他就决定，回国后，一定要找个机会上书中央，把市场经济的优势以及如何操作市场经济的情况作一个有根有据的报告。

三个月之后，徐匡迪被兰赛尔公司任命为负责技术的副总经理。三个月就获此信任和重视，绝非轻易之事。由于徐匡迪的杰出贡献，兰赛尔公司击败了在此专业上一直处于强势的德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从而获得了对北海石油的管理开发权。这可是一项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技术资本，以至于兰赛尔公司所在的城市也为此欣喜若狂。在该城市举行的庆祝活动上。徐匡迪作为功臣，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同时，为了表示这一感谢和他们对徐匡迪本人的喜爱，该市授予了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优秀人才自然是到处受欢迎的，瑞典方面为了吸引徐匡迪留任，便提出把徐匡迪的夫人及子女接到瑞典，并承担全部差旅费、全家的医疗费及子女的教育费，当然，也包括许诺给徐匡迪高得惊人的薪金。

徐匡迪是真正的具有深厚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结的知识分子。他在兰赛尔公司的职位别说让中国人羡慕，就是外国的同行也颇为仰慕。但是，面对这一切诱惑，徐匡迪真正做到了“拒绝”，拒绝高薪，拒绝延期。一年后，他完成了所有的项目，如期回国。

徐匡迪拒绝兰赛尔公司自有他的原因，因为他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也建几个这样的跨国的一流企业，使我们中国的经济真正地跻身于世界一流强国之林。

由科技领域进入经济领域的政治人才

回国后，徐匡迪没能亲自去建设几个大型企业，但他的理想也得到了间接的实现。由科技而经济，由经济而政治，徐匡迪从上海工业大学调出，担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兼教委副主任。

当时，朱镕基在上海担任领导工作，他非常欣赏徐匡迪的爱国情结，在1990 年率上海市政府代表出访欧洲六国时，带上了徐匡迪。也就是这次经历，使徐匡迪成为朱镕基认定的决策型人才，并且把他推荐给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在访问过程中，徐匡迪处处表现出一位专家领导的杰出才华。他英语极好，甚至比随团的翻译更精通一些专业术语。在谈到经济问题时，他不仅能从具体的微观科技入手，而且可以宏观地把握整体国民经济的规划及目标，使外方十分佩服，同时也使朱镕基大力赞赏。

结束对欧洲的六国访问，在回国飞机上，朱镕基就有些按捺不住自己发现人才的欣喜对徐匡迪说：“真没想到，你这位技术精英竟然对经济如此在行，看来仅仅让你管教育实在是有些不合适了。依你的才干，到计委工作比较合适。”

当时，仍然一副知识分子思维的徐匡迪并没有太认真，但朱镕基真的让他去当了上海市的计委主任。并且，那次飞机上的谈话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数年后，身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听取专家意见时，也总是忘不了叫上徐匡迪，并且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这样的人才我喜欢。”

折叠中国大陆惟一的院士市长徐匡迪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提出计划经济在现阶段对国民经济的阻碍作用的，也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提出推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的。90年代初，关于市场经济的规划还处在探索及部分试行阶段，有关专业方面的知识尤其是有具体实践的建议就更加需要，在广泛的理论探讨方面，徐匡迪的资源配置理论成为重要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地发挥徐匡迪的才能，上海市委决定让徐匡迪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划委员会主任。不久，他出任上海市市长。

在当选市长不久，徐匡迪以其科技方面的实力又当选为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目前惟一的一位院士市长。

当选市长之后，徐匡迪曾举办过一次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有人问徐市长，搞科技出身的他应该具有科学家的思维，这种思维是否适合于做一位政治家？

徐匡迪对这一提问有着精辟的回答。他说：“自然科学工作者考虑问题是微观的、具体的，政治家考虑问题是宏观的，且必须有战略眼光。但二者并非冲突，相反，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结合起来，这就要看个人的造化功力及政治信仰的功力了。”这段话，引得记者们哈哈大笑，笑后又意味深长，纷纷在采访报道中表示对徐匡迪的佩服。

徐匡迪对经济的考虑更多的是从他的专业角度开始的。对于中国将来的政治发展，他同样有着精辟的见解。

徐匡迪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理工科人才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事业所急需的，因此，也就相应地出现了一大批理工出身的领导人才。这是因为这批人既有科研工作的实践经验，又有企业管理方面的才华，因此，可以直接、高效地领导中国的经济事业。但是，这样再过十五二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各方面都会相对平衡。在这时，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方面的人才将会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领导层。因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应该有意识地培养一批这方面的人才，以接替上一代理工出身的领导人。

他的这一具有战略眼光的提案得到了有关领导人的重视，并且被列入“国家人才培养方案”。

作为“院士市长”，徐匡迪花了很多精力提倡和研究科技创新问题，力图在知识经济时代不错失良机。他在1998年上海科技论坛上说，尽管上海成绩斐然，但要清醒地看到，上海的科技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够高，科技创新力度不够大，与上海的人才和科研优势、经济地位不相称。

徐匡迪开出的药方是力争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他指出：“上海的出路在创新”。

上海的科技发展真的是打上了这位院士父母官的很深烙印了。他展望上海未来发展，把工程科技和城市经济结合起来，提出了“信息城市”。“虚拟城市”、“环保城市”、“海洋城市”的各种构想。并认为这是上海21世纪建成新型城市的一些基本思路，会逐步加以实现。

不少人在羡慕上海的各方面发展的时候，常常禁不住对这位院士市长交口赞赏。说上海有一个科学家当市长，在知识经济时代，真是福莫大焉。

人物贡献

改革的计委和第一个BOT

1992年邓小平到上海考察工作时指出：“上海的改革开放搞晚了，今后要加快步伐”。这次考察，他也提出了加快浦东大开发的任务。上海随即召开了市委扩大会，传达邓小平讲话，号召大家思想更解放一点、步子更大一点。徐匡迪当时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深感肩负的重任。

经过讨论，徐匡迪首先向市委提出从三个方面推进计委自身的改革。

第一个方面，计委转变职能，就要对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今后计委只研究总盘子。计委从过去的审批单位变成了一个督促落实的机关，使计委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不过，他们后来也积极地跑中央有关部门，筹划建立起一批大市场，包括建立期货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

第二个方面，承担起筹措上海发展所需资金的任务。上海市大发展和浦东大开发，资金需求十分巨大，而上海市政府当时仅有37亿元可用财力，远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筹措资金也十分困难。

他们借鉴国外BOT的办法，请香港的一家公司对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的市值进行评估，然后向市委建议把这两座桥49%的经营权卖给香港的一个上市公司，筹款第三座和第四座桥。同样，急需的隧道也卖49%，用来建造第二条和第三条隧道。之后，对沪宁高速公路和沪杭高速公路也采用了相似的办法。

土地批租同样是旧城改造、筹集资金的大事。当时上海有350万居民住在市中心的棚户区。

上海市计委提出了土地批租的建议：先在城郊结合部盖起一大批经济适用房，提供给搬迁的居民，且居住面积可扩大一倍。当时还没有产权的概念。有差不多100万居民从市中心搬出去。

因为市中心的土地每平方米大约可以达到8000美元，而城郊结合部建居民小区的土地每平方米只有50到60美元。作为中国的首创，政府利用这个差值筹款大搞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很快，一批大商场、大办公楼就在上海市中心建起来了。市容及道路交通、市区绿化情况也迅速改观。

第三个方面是放开价格。1992年前，上海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和全国一样，都是由计划、物价部门规定的。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上海市计委向市委建议，物价的市场化改革可先从水果入手，因为水果是温饱有余的人才吃的。

这一改革初战获胜后接着进行了粮油价格放开的改革。在1995年时，全国粮食和食用油的价格还是固定、统一的。他们建议，在实物帮助困难群体之后，粮油价格可放开，顺价销售，上海人民就能吃到最好的米、最好的油。后来通过不断调整政策，先是发食品券，自己到粮店选择领取籼米或粳米。同时，为了制止倒卖食品券，直接发补贴，市民自己愿意买什么就买什么。这样，上海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就整个放开了。

从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点燃了改革开放和浦东大开发的火炬，上海市计委用三年时间实现了三项重大改革，上海由此开始了快速发展之路。

用世博会改变上海

徐匡迪在任时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推动上海举办世博会。上海考虑申办世博会，其实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任市长汪道涵请了一些教授，还有一些各委办的负责人，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当时徐匡迪在上海工业大学任常务副校长，也参加了汪道涵市长的研究小组。

1992年10月，在上海市委的一次书记办公会上，又提出再研究申办世博会。徐匡迪这时是上海市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会议指定由他带一个小组去韩国考察大田世博会的筹备工作。从韩国回来以后，他们向上海市委作了汇报。为了改善上海的基础设施，他们建议先着重从四个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一是搞好市内交通，让老百姓出行较为通畅。先后建了南北高架、东西高架、内环线高架。在地铁一号线即将竣工时，决定马上建设二号线。同时，又增加了延安东路的过江隧道，并加快建设大连路的过江隧道。此外，还修了从虹桥机场一直到浦东的快速通道。

二是加快浦东新区开发，树立上海改革开放新形象。考虑要把从南浦大桥一直到陆家嘴这一段1.5公里的浦东岸线尽快开发建设起来，而且要比对面上海外滩的老建筑要新、要高。1992年秋东方明珠电视塔已经拔地而起，香格里拉正在建，并确定马上要建金茂大厦。

三是打通建成沪杭、沪宁高速公路。世博会的参观者中，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华东七省市，特别是周边的江苏、浙江一带的一亿四千万人，是世博会瞄准的主要对象。

四是建设浦东国际机场。

除了以上四项重点工程，还着重抓了市容、市貌建设，棚户区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

1999年，徐匡迪作为上海市市长在上海市外经贸委呈报的《世界各城市申办2010年世界综合性博览会的情况》上批示：我们想，上海可结合浦东博览中心的建成，争取承办2010年世博会。5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作出决定：申办2010年世博会，并成立上海市2010年世博会申办工作筹备小组。

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徐匡迪带队到北京汇报。中央领导在听到汇报后都非常支持，后来找到国务委员吴仪，她明确说“世博会是国家项目”，由国家主办、上海承办。因此，申办世博会由中央政府出面申请，专门成立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委员会，而具体工作交由上海承办。

2000年3月17日，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申办委员会正式成立。吴仪任主任委员，徐匡迪和贸促会会长俞晓松任常务副主任委员。

当时徐匡迪就想，上海要办一届成功的世博会，没有群众支持是不行的，一定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支持。在申办过程中，组织群众参与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积极争取群众对世博会的理解和支持；二是动员群众直接参与申博工作；三是养成广大市民世博会主人的心态，人人参与接待参观世博会的朋友；四是吸引一些年轻的志愿者。

人才的上海

在徐匡迪担任市长期间，上海的城市化进程加速，特别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了较大改变。推进深水港、航空枢纽港、信息传输主干网和宽带接入网等枢纽功能设施建设，及高速公路网、磁悬浮轨道交通等现代化交通基础建设。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和经济中心城市。做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作为当时唯一的“院士市长”，徐匡迪花费大量精力提倡和研究科技创新问题。徐匡迪指出，上海的出路在创新。他主张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大高科技企业与创业板市场结合的力度，并建立了企业信用评级制度。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上海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至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服务业。对于国企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培训，促进职工再就业。

对于经济改革和产业升级，上海媒体曾这样描述：1991年，上海工业面临生死抉择，决策者痛下决心，把纺织、轻工等已经或将要丧失竞争力的传统加工业部分坚决压下来。纺织女工永远不会忘记，曾被誉为上海“摇钱树”的行业，在这一年喊出“壮士断臂”的口号，1998年又毅然举起了砸锭大锤。从1994年到2000年，全上海近千家传统行业企业退出市场，每年压减一百亿元产值。若没有勇于承担巨大阵痛的坚韧性，如何能把这几近悲壮的调整进行到底？

上海这时也提出，力争建设成白领就业创业的天堂。为此，专门成立了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只要是大专院校毕业，有证书有学位，有企业要聘用，确认后就可以做上海市民。

2000年元旦刚过，上海市一个50人组成的大型招聘团就开进北京网罗人才，推出“人才柔性流动”政策，抛出种种诱人的许诺，以及唾手可得的上海市户口，打动了不少在北京不得志的人才，中科院、清华、北大、协和医院的很多青年才俊当场与上海签下协议。同时，上海人才市场高新技术人才创业中心投入运营，多次与北京争夺高素质人才。

随着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逐步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简化出入境手续，为外商来沪投资提供方便。并积极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中国总部。

2001年，《解放日报》总结说，20世纪90年代的巨变，为上海面向新世纪的腾飞插上了翅膀。

上海城市建设用了3个“三年大变样”：第一个三年以修路造桥为主，缓解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第二个三年重点改造旧区，全力启动房地产市场；第三个三年以环保和绿化为主攻方向，以适应城市功能发展的需要。

这家媒体骄傲地说，“如今，这里每天有200多亿元人民币在资本市场进出；每天吞吐着100多万吨的货物；每天有4万多平方米的楼宇拔地而起；这里还汇聚了100多万来自海内外的人才”

而在这一年，徐匡迪启程北上，开始了执掌中国工程院的时代。

人物轶事

虽然徐匡迪的政治前途甚是看好，但他仍然留意自己的科技领域。他有一句名言：“我只想在我的任期内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做事，为上海的发展工作。为中国的前途提供一些微薄的建议。至于个人的官位，从来没有放在心上。”

徐匡迪说到做到。他的家里，与他在工大做教授时一样地简朴，只是透着一层摆脱不了的浓浓的书卷气。他严于律己，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他的子女的生活与普通知识分子的子女一样，勤学上进，以多学知识为荣，而无一丝高干子弟的骄横和奢侈。

就任上海市市长之即，徐匡迪就订下一条“六亲不认”的家规，他对自己的家属说：“我现在当了市长，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家庭成员也要维护。做得好，大家有光彩，做得不好也是家庭的耻辱。因此，在我任期内是六亲不认的，你们有什么事别来找我，我也不会给你们去办的。”这作为一市之长来说，实乃可敬可佩。

徐匡迪还常给家人讲古代清官故事：古时，东关临池司马孟宗在外为官，想到家中妻子爱吃鱼，便寄回一罐腌鱼给妻子。不料，妻子将鱼如数退回，并修书责怪其夫：你身为渔官，却把腌鱼寄给我，别人不会在背后说长道短吗？孟妻时时以家训鞭策其夫，特别是为了让丈夫廉洁奉公，毅然下定决心，三年不食鱼，不仅本人留下了千古美名，而在当时也确实促使了官场风气好转。徐匡迪说，封建社会的清官都能做到的事情，共产党的干部则应该做得更好。

徐匡迪要求自己的两个女儿必须依靠自己，自食其力，什么也别指望依靠他这个父亲。他不仅仅这样说，事实上也是这样做的。

徐匡迪的大女儿留学海外，现在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且成为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大女婿与徐匡迪是同行，现在也是一位高级研究工程师。二女儿二女婿正在国外苦读博士学位，准备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参考资料：

院士徐匡迪的市长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