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宸英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姜宸英
《清代學者象傳》第一集之姜宸英像
大清翰林院編修
籍貫	浙江慈谿縣
族裔	漢族
出生	明崇禎元年（1628年） 浙江慈谿縣
逝世	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 京師
出身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進士及第

姜宸英（1628年－1699年），字西溟，號淇園，又號韋間，明末清初書法家、史學家。浙江慈谿縣（今慈谿市）人。

生平

初以布衣薦修明史，曾撰《張使君提調陝西鄉試闈政記》。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七十歲始舉進士，康熙帝親置於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順天鄉試副考官。是科發榜後，物議沸騰，當時落第士子戲稱：「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因科場案牽連，十一月丁酉（初三日），被江南道御史鹿祐彈劾，姜宸英與李蟠入獄，宸英飲藥自盡，死於獄中。死前自擬輓聯：「這回算吃虧受罪，只因入了孔氏牢門，坐冷板凳，作老猢猻，只說是限期弗滿，竟挨到頭童齒豁，兩袖俱空，書呆子何足算也；此去卻喜地歡天，必須假得孟婆村道，賞劍樹花，觀刀山瀑，方可稱眼界別開，和這些酒鬼詩魔，一堂常聚，南面王以加之耳。」

不久康熙帝得知浙江寧波考生姚觀確有文才，下旨釋放姜宸英，追回被充軍的李蟠。康熙得知宸英已於獄中自盡，痛惜咨嗟不已，「舉朝知其無罪，莫不嘆息」。

書法、學術

有文名，與朱彝尊、嚴繩孫合稱「江南三布衣」。擅書法，尤精楷書，宗米芾、董其昌，書法以摹古為本，融合各家之長。與笪重光、汪士鋐、何焯並稱為康熙四大家。曾參與修纂《明史》，史稱為文「宏博雅健，但敘事稍差」。康熙二十八年，徐乾學被彈劾告假歸田，奉命即家纂修《大清一統志》，姜宸英與黃虞稷偕行，後設局於洞庭東山。

評論

• 「西溟少時學米（芾）、董（其昌）書有名，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學晉人書，丁丑後方用大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勞功後一人哉？」——楊賓 《大瓢偶筆》

• 「韋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頻羅庵論書》

• 馮宗儀之於姜宸英，可謂鄉邦好友；王猷定之於姜宸英，可謂前賢師長；計東、董以寧、魏禧之於姜宸英，可謂同輩友朋。他們在情感上志同道合，在古文上亦能研究探討，這對於姜宸英的古文創作與傳播均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深化了其古文創作的觀念、提升了其古文創作的能力。如他與馮宗儀共學古文時「每晨坐談論，至忘寢食」，與計東、董以寧等人「相與晨夕論文」，又與計東「信使反覆，再四不倦」，如此頻繁的互動、探究，對深化其古文觀念、提升其古文能力至關重要。其次，擴大了其文壇的聲名、提高了其文壇的地位。姜宸英所交，絕大多數都是清初著名的古文家，他們對姜宸英的肯定、讚揚，尤其是魏禧對姜宸英文壇地位的論定、古文風格的揭示，對其古文的傳播及聲名的提升均起着關鍵作用。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說：「藝術家本身，連同他所產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個包括藝術家在內的總體，比藝術家更廣大，就是他隸屬的同時同地的藝術宗派或藝術家家族。」

姜宸英與馮宗儀、王猷定

姜宸英早年居住家鄉慈谿時，有一批鄉邦友人致力於古詩文創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慈谿縣誌》記載：「宸英同時劉純熙、馮愷愈、馮宗儀、馮遜庸、姚紀、秦埰、秦勛、羅叔初、錢虎左亦工詩文，皆有名於時。」以姚紀為例，他「少學為詩，多可喜，已復學為古文，以古人自期，不造其域不止。姚江黃宗羲謂為近時一作者」，可見其古文創作成就之高。不過，這些人中，對姜宸英古文影響最大的則是馮宗儀。

馮宗儀（？—1690），字元恭，號魯庵，浙江慈谿人。慈谿馮氏是當地望族之一，明末其家族曾出現馮元颺、馮元彪兩位抗清志士，史稱「二馮」。馮宗儀的父親馮文偉，明崇禎丁丑（1637）進士，官至揚州知府，「以文章為名太守」。馮宗儀幼承家學，勤於讀書，精研經傳，著有《春秋三傳謹案》《三禮謹案》《律呂謹案》，「文集、詩集各如干卷」。

姜宸英與馮宗儀很早就開始研習古文。姜宸英自述道：「初予與君交時才弱冠，居相鄰也。始用詩詞相唱酬，已應諸生舉，去為時文，俱不得意，則學為古文。每晨坐談論，至忘寢食，巷中兒爭笑以為痴。」可見二人日常交往之密切及研習古文之刻苦。今姜宸英集中尚有《和馮元恭九日詩，同劉子仲佳、馮子孟勉》一詩。詩中有句云：「行藥尚艱細石路，看花重到去年秋。」行藥，即因病服藥之後，漫步以散發藥性。「行藥」「看花」，鮮明地表現出二人的閒情雅致。馮宗儀在古文方面有着較高造詣，姜宸英曾評曰：「三四十年間，元恭之文日與道偕進，而予為文至老不能自名其家。」此語雖有謙虛成分，但亦可見馮宗儀古文成就之不同尋常。

馮宗儀去世前數日，命其子曰：「下窆宜有銘，以請於執友姜君，吾平生其所知也。」正是因為二人為知心好友，感情深厚，馮宗儀才把撰寫墓志銘之事委託給姜宸英。馮宗儀故去，姜宸英非常悲痛：「自君沒而予之道益孤，講求亦日益廢，其將終其身以訖於無所成也？故於志君之事有餘痛焉。」這種感受，不只是朋友去世而激起的悲傷難過，更是痛失知音而引發的無可奈何。

馮宗儀與姜宸英相交甚密，二人在學術取向與古文觀念方面頗有相通之處。馮宗儀精於禮學，曾著有《三禮謹案》；姜宸英「《札記》二卷，皆證經史之語，雖小有疏舛，而考論禮制，精覈者居多」，可見二人在禮學上均有很高造詣。馮宗儀「為文本之六經以為根底，旁通《史》《漢》、八家以佐其波瀾，含蓄蘊藉，得歐、王二家之神」，這與姜宸英所秉持的「以道為本，文道一體」「重視自得」「標舉法度」的古文理論也差相一致。

在姜宸英的師長中，王猷定不能不提。王猷定（1599—1662），字於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祖父王希烈，嘉靖己丑（1565）進士，曾任禮部侍郎。父親王時熙，萬曆辛丑（1601）進士，曾任崑山縣令、侍御史、太僕寺少卿。王猷定對八股文不感興趣，科場困頓，終其一生只取得一個拔貢。他曾短暫地在史可法幕中作記室參軍，明亡不仕。他「好讀書為詩，尤工古文辭，偶有所得，激郁纏綿，瀏漓渾脫，取抒己意而止」。著有《四照堂集》十六卷，其中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

姜宸英與計東、董以寧

康熙元年（1662），姜宸英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游」。當然，在此之前，他也偶有出遊，但仍以里居家鄉慈谿為主。他離開慈谿，漫遊揚康熙元年（1662），姜宸英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游」。當然，在此之前，他也偶有出遊，但仍以里居家鄉慈谿為主。他離開慈谿，漫遊揚州、無錫、蘇州、金陵等江南地區，一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赴京。在這十餘年裡，他結識了陳維崧、吳偉業、嚴繩孫、秦松齡、湯斌、周亮工等當時著名的文人和學者，這其中要論對姜宸英古文影響之大者，無疑以計東、董以寧為最。

計東（1625—1676），字甫草，號改亭，江蘇吳江人。崇禎十二年（1639）補諸生，文名日起。「少負經世才，自比馬周、王猛」。明末著《籌南五論》，上書史可法，陳說南都攻守策略。易代之後，迫於生存壓力，選擇參加清朝科舉考試。順治十二年（1655）貢入太學，順治十四年（1657）舉順天鄉試，名動長安。順治十八年（1661）江南「奏銷案」發，受到牽連，被革去舉人資格，從此絕意仕進，漂泊南北。著有《改亭詩集》六卷、《改亭文集》十六卷。

姜宸英與計東的詩文集中，涉及二人交往的資料不多，故無法考定二人結交的具體時間，但可藉助相關材料作大致推測。董以寧《贈姜西銘為兩尊人壽序》有云：「姜子西銘客游無錫，主於秦子留仙之家，余與黃子庭表、計子甫草、陳子賡明皆至，相與晨夕論文，甚樂也。」秦留仙，即秦松齡（1637—1714），字漢石，又字次椒，號留仙，又號對岩，晚號蒼峴山人，江蘇無錫人。秦松齡有園在惠山腳下，即寄暢園，暇時邀集友人唱和其中。姜宸英何年客居無錫？此問題關涉他與計東結識時間，故略述之。姜宸英《葦間詩集》卷二先後有《初秋雨後，同嚴蓀友、秦對岩》《惠山中秋，同蓀友、樂天、對岩》二詩；秦松齡《蒼峴山人集》「碧山集」中有《中秋同西溟、蓀友、從叔樂天先生賦》一詩；嚴繩孫《秋水集》卷三有《秋夕山園同西溟、留仙》。從題目即可看出，此四詩應為同時同地所作。同時，秦松齡《蒼峴山人集》「碧山集」《中秋同西溟、蓀友、從叔樂天先生賦》詩之下隔一首，即《支泉》一詩；嚴繩孫《秋水集》卷三有《秋夕山園同西溟、留仙》，下一首即為《支泉同吳梅村、顧伊人作》；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十四有《秦留仙寄暢園三詠，同姜西溟、嚴蓀友、顧伊人作》，三詠其二為《惠州支泉》。可見，此三詩亦為同時同地所作。因秦松齡和嚴繩孫二詩在詩集中位置相距甚近，可推定這些詩均為同時同地之作。據馮其庸、葉君遠考證，吳偉業《秦留仙寄暢園三詠同姜西溟、嚴繩孫、顧伊人作》詩作於康熙七年（1668），可知姜宸英客居無錫時間即為此年秋。姜宸英詩云：「因君拂枕簟，一夢松風長。」為董以寧所記姜宸英「主於秦子留仙之家」一句作了生動的註腳。由上可知，姜宸英與計東結交之時間，最遲在康熙七年。有研究者據計東《壬子三月朔渡江行淮泗間口號》其十，推斷為「計東和西溟相識當在淮泗間的旅途中」，即康熙十一年（1672）三月，是不正確的。

自康熙七年無錫「相與晨夕論文」後，計東對姜宸英的欽佩之情與日俱增。康熙十年（1771）夏，計東多次給姜宸英寫信，最終用船迎至陸家澗，屬定其新稿。姜宸英祭計東詩有「迎舟風正好，望舍月初圓」句，句下自注云：「辛亥夏，君數遺書，以舟迎我至陸家澗，屬定其新稿。」姜宸英到達陸家澗後，「祗致登堂敬，歡為並榻眠。北堂分肉膳，鄰父乞魚錢。燭跋三更話，塵消一寸編。君如辭掎摭，誰定別媸妍？」無論是日常住宿飲食，還是徹夜談藝論文，都洋溢着輕鬆愉快的氛圍。當然，更為愉快的還應是二人一起切磋古文，探討文術。姜宸英回憶道：

前年在金閶，與計子甫草往還。甫草日為文成，必命仆檢定，信使反覆，再四不倦。仆感激其誠，亦時有異同，不復更存形跡。嘗作《友說》贈之，述所以欲相扶而同進於古人之意。今甫草稿中多載仆評論，足下與同在京師久，豈未之見耶？

「甫草日為文成，必命仆檢定」，可見計東對姜宸英的信任與欽佩；「信使反覆，再四不倦」，可見二人切磋古文之愉快。更為難得的是，計東所彰顯出來的氣度，令姜宸英非常欣賞：

故每一文成，則必俯以示仆。仆時有所指擿疵類，輒喜發於頰，即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慍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為也。計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聞其失是懼，況事固有大於此者，其肯以苟且從事乎？

姜宸英認為，二人這種相互規箴、聞過則喜的交情才是真正的「道義之交」，並特作《友說贈計子甫草》一文。這段交遊經歷給姜宸英留下了永遠溫暖的回憶。

康熙十二年，姜宸英抵達京城，與同在京城的計東見了一面，然後匆匆作別。姜宸英祭計東詩有「比來增落落，念我益拳拳」句，句下自注云：「余癸丑至京，僅一晤君，復於廣陵署得書，辭甚惋，至此遂音信杳如矣。」這次短暫的會面，給姜宸英帶來了深深的遺憾；到達廣陵後，又得計東書信一封，此後再也沒有見面，也沒有通信。

三年後，計東去世。姜宸英聞訊後非常悲痛：「淒其寒食路，啟殯及新阡。哭爾已多日，傷心憶舊緣。」「劍掛何方樹，琴收絕聽弦。嗚呼終已矣，變化此茫然。」此數句用俞伯牙與鍾子期的典故，充滿了知音逝去的悲嘆。

對於二人的友情，姜宸英曾有過這樣的定位：「計子甫草善為文，與仆交最善。」他們有着相似的際遇、相同的不遇之感，容易產生情感的共鳴。姜宸英很早就因生計之憂辭別家鄉，漂泊東南，計東亦復如此，自順治十八年江南「奏銷案」發被革去舉人資格後，便斷絕了仕進之路。沒有了仕進之路，計東的生活馬上陷入了貧困之中，面對家貧母老的窘境，只能南北奔波。正因如此，他們彼此深深理解，肝膽相照。當姜宸英「鬱郁有遲暮之嘆」時，計東勸慰道：「夫古人所為致嘆於遲莫者，以未能有所樹立也。而所為樹立者，以在我之德與藝，不在遇不遇也。苟在我者，可自信而自立，我將與天地為終始，何遲莫之有？且知希則貴，古人言之矣，使天下而盡真知姜子，是天下盡能文之人也。姜子方以己之所獨能，待知己於天下後世之一二人，而又何利於天下之盡能文而盡知姜子者乎？」當讀到姜宸英的《口岸早發看桃花二首》時，計東有詩讚道：「姜子西溟，宸英也桃花篇，真成絕妙辭。此曲聲最悲，賞音惟我知。」對姜宸英詩歌作出了高度評價，「賞音惟我知」，自詡為姜宸英的知音。

二人不僅在感情上志同道合，而且在古文創作方面也堪稱「知音」。他們都擅長古文，又有着籍籍文名，自然惺惺相惜。二人對古文都有着濃厚的興趣，用功甚深。姜宸英早年居住慈谿時，曾與馮宗儀共同學習古文，孜孜不倦。計東《竹林集自序》說：「予被廢之明年，又喪我長子准，自念既窮於世，獨有太史公所云垂空文以自見耳，故癸卯、甲辰後，始肆力於古文辭。」癸卯、甲辰，即康熙二、三年（1663、1664）。可見，二人很早即專注於古文寫作，且均取得了突出成就。計東對姜宸英古文非常欣賞：「讀《續范增論》，未之奇也；再讀《狄梁公祠記》《楊節婦傳》，稍稍稱善；再讀《送孫無言序》《為薛君四十壽序》，益稱善。……既予寓與姜子居益近，乃往盡讀其文，日對之如嚴師。」姜宸英對計東文亦是欽佩有加，不然不會有「劍掛何方樹，琴收絕聽弦」這種知音逝去的感嘆。

著作

• 《湛園未定稿》
• 《湛園題跋》
• 《葦間詩集》
• 《西溟文鈔》
• 《姜先生全集》33卷，後人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