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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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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园诗话》清代袁枚创作的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著作。《随园诗话》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 [曲天立编著,读百书 志千载,语文出版社,2015.09,第209页]

                作品名称         随园诗话                 创作年代         清代
                作 者         袁枚                 类 别 文学理论         文学理论

内容简介

《随园诗话》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

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

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核心价值

《随园诗话》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 [袁枚.《袁枚全集》校点本《随园诗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2(前言)]

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
  • 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
  • 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
  • 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

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

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囿于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人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

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
  • 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

“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

  • 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

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 (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

  • 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籁最妙”(《补遗》卷五)。

即使对素材提炼加‘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中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

书籍精华

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1]

文学贡献

本书所倡导的性灵说于康乾诗坛王士镇神韵说、沈德潜格调说、翁方纲肌理说之外,独开生面,别树一帜,江南江北靡然从之,并集结起性灵诗派,为反拟古、反考据为诗及使诗歌回归抒写真性情的轨道上来作出重要贡献。对于本书,长时间毁誉不一。 [2]

历次刊行版本

本书正编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五年(1790)随园刻本,补遗为嘉庆年间随园刻本。后来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图书集成局的《随园三十六种》、宣统二年(1910)上海鸿文书局的《随园三十八种》、民国上海扫叶山房的《随园全集》排印本均收此书。此外坊间亦有单刻本,如民国三年上海宝斋书局有石印本《增图随园诗话》,附八幅插图。

建国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顾学颉的校点本,1982年重印时又附录了满族人伍拉纳之子《批本随园诗话》批语及冒广生、张尔田之跋语等资料,成为通行本。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由笔者主编的校点本《袁枚全集》,对《随园诗话》重新校点,1997年再版曾作修订。 [3]

目录

随园诗话
  • 卷一
  • 卷二
  • 卷三
  • 卷四
  • 卷五
  • 卷六
  • 卷七
  • 卷八
  • 卷九
  • 卷一〇
  • 卷一一
  • 卷一二
  • 卷一三
  • 卷一四
  • 卷一五
  • 卷一六
随园诗话补遗
  • 补遗卷一
  • 补遗卷二
  • 补遗卷三
  • 补遗卷四
  • 补遗卷五
  • 补遗卷六
  • 补遗卷七
  • 补遗卷八
  • 补遗卷九
  • 补遗卷一〇

作者简介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为“性灵派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于无奈,终于违心再次出山。但袁枚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关系极不融洽,于是刚满一年,就请了长病假,急切地返归随园。 [4]

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食单1卷;散文 ,尺牍,随园食单说部等30余种。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作者生平

重修随园旧制

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随园旧为织造园(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因此称为“随园”。他在《杂兴诗》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是清代的文学家,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性灵即性情也。他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颇得六朝体格,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其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讨厌矫情,却极重情义,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义深重,令人感动。

致力为文 著述颇丰

《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食单》……其中《随园食单》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而戒单云:“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作戒单。”此篇正好与须知单互为表里。

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单”一篇,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其中有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酱、牛乳等佐料,面中散发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

游历名山胜景

六十五岁以后,袁枚开始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游过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尝遍各地名茶,并且将它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

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诗:“闽人种茶如种田,郄车而载盈万千;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视心逌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置身其中,彷佛进入茶世界。《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渔梁道上作》:“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可知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

品茶评茶藏茶

袁枚70岁那年,游览了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一七八六年)他游武夷山,来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却让他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他在《随园食单.茶酒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试一二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壶、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抚平烦躁。

袁枚认为:除了有好茶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而要泡出一壶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叙:“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然入贡尚不能多,况民间乎!”他以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

接着他继续提到收藏茶叶的方法:“其次,莫如龙井,清明前者号莲心,太觉味淡,以多用为妙。雨前做好一旗一枪,绿如碧玉。收法须用小纸包,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古灰,上用纸盖扎住,否则气出而色味全变矣。”可说是研究得相当深入,至于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独到的妙法:“烹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此中消息,间不容发也,山西裴中丞尝谓人曰:‘余昨日过随园,才吃一杯好茶,呜呼!’”

袁枚不愿在官场上争逐名利,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羁无绊,优游自在,故而能活到八十二岁高寿。

主张思想

袁枚所处时代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崇理学与反理学、重汉学与反汉学斗争颇为激烈,袁枚是坚定地站在反理学与反汉学的立场上的;与学术思想上的斗争相应,文艺上复古与反复古、重教化与主性灵的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袁枚则是乾隆诗坛反复古、主性灵思潮的杰出代表。袁枚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主张复古与诗教的沈德潜格调说,并批评翁方纲以汉学考据作诗的不良风气。其所倡导的性灵说诗学,推动了清代诗歌的健康发展,在清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蒋湘南《游艺录》说:“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可见袁枚之广泛影响。

所持学说

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珑。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

风格赏析

袁枚作为清代性灵诗派的倡导者,生性疏淡洒脱不喜作官,于壮年辞官,隐居随园,优游自得,不复出仕。一生致力文学,所为诗文,天才横溢,尤工骈体。所著《随园食单》,对于茶叶方面的评述颇为独到,是位知茶爱茶的品茶评茶专家。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