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鄒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記鄒明》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我和鄒明，是一九四九年進城以後認識的。天津日報，由冀中和冀東兩家報紙組成。鄒明是冀東來的，他原來給首長當過一段秘書，到報社，分配到副刊科。我從冀中來，是副刊科的副科長。這是我參加革命十多年後，履歷表上的第一個官銜。
在舊社會，很重視履歷。我記得青年時，在北平市政府工務局，弄到一個書記的職位，消息傳到岳父家，曾在外面混過事的岳叔說：「唉！雖然也是個職位，可寫在履歷上，以後就很難長進了。」
我的妻子，把這句話，原原本本地向我轉述了。當時她既不知道，什麼叫做履歷，我也不通世故宦情，根本沒往心裡去想。
及至晚年，才知道履歷的重要。曾有傳說，有人對我的級別，發生了疑問，差一點沒有定為處級。此時，我的兒子，也已經該是處級了。
我雖然當了副刊科的副科長，心裡也根本沒有把它當成一個什麼官兒。在舊社會，我見過科長，那是很威風的。科長穿的是西裝，他下面有兩位股長，穿的是綢子長衫。科長到各室視察，誰要是不規矩，比如我對面一位姓方的小職員，正在打瞌睡，科長就可以用皮鞋踢他的桌子。但那是舊衙門，是舊北平市政府的工務局，同時，那裡也沒有副科長。科長，我也只見過那一次。
既是官職，必有等級。我的上面有：科長、編輯部正副主任，正副總編、正副社長。這還只是在報社，如連上市里，則又有宣傳部的處長、部長、文教書記等等。這就像過去北京廠甸賣的大串山里紅，即使你也算是這串上的一個吧，也是最下面，最小最乾癟的那一個了。但我當時並未在意。
我這副科長，分管文藝周刊，手下還有一個兵，這就是鄒明。他是我的第一個下級，我對他的特殊感情，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除去工作，我很少和他閒談。他很拘謹，我那時也很忙。我印象里，他是福建人，他父親晚年得子，從小也很嬌慣。後來愛好文學，寫一些評論文字，參加了革命。這道路，和我大致是相同的。
他的文章，寫得也很拘謹，不開展，出手很慢，後來也就很少寫了。他寫的東西，我都仔細給他修改。
進城時，他已經有愛人孩子。我記得，我的家眷初來，還是住的他住過的房子。
那是一間樓下臨街的，大而無當的房子，好像是一家商店的門臉。我們搬進去時，廁所內糞便堆積，我用了很大力氣掏洗，才弄乾淨。我的老伴見我勇於幹這種髒活兒，曾大為驚異。我當時確是為一大家子人，能有個棲身之處，奮力操勞。文化大革命時，一些勢利小人，編造無恥讕言，以為我一進報社，就享受什麼特殊的待遇，是別有用心的。當時我的職位和待遇，比任何一個同類幹部都低。對於這一點，我從來不會特別去感激誰，當然也不會去抱怨誰。
關於在一起工作時的一些細節，我都忘記了。可能相互之間，也有過一些不愉快。但鄒明一直對我很尊重。在我病了以後，幫過我一些忙。我們家裡，也不把他當做外人。當我在外養病三年，回家以後，老伴曾向我說過：她有一次到報社去找鄒明，看見他拿着刨子，從木工室出來，她差一點沒有哭了。又說：我女兒的朝鮮同學，送了很多魷魚，她不會做，都送給鄒明了。
等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她在公共汽車上，碰到鄒明，流着淚向他訴說家裡的遭遇；鄒明卻大笑起來，她回來向我表示不解。
我向她解釋說：你這是古時所謂婦人之恩，淺薄之見。你在汽車上，和他談論這些事，他不笑，還能跟着你哭嗎？我也有這個經驗。一九五三年，我去安國下鄉，看望了胡家乾娘。她向我訴說了土改以後的生活，我當時也是大笑。後來覺得在老人面前，這樣笑不好，可當時也沒有別的方式來表示。我想，胡家乾娘也會不高興的。
從我病了以後，鄒明的工作，他受反右的牽連，他的調離報社，我都不大清楚。文化大革命後期，有一次我從幹校回來，在報社附近等汽車，鄒明看見我，跑過來說了幾句話。
後來，我搬回多倫道，他還在山西路住，又遇見過幾次，我約他到家來，他也總沒來過。
「四人幫」倒台以後，報社籌備出文藝雙月刊，人手不夠。
我對當時的總編輯石堅同志說，鄒明在師範學院，因為口音，長期不能開課，把他調回來吧！很快他就調來了，實際是刊物的主編。
我有時辦事莽撞，有一次回答丁玲的信，寫了一句：我們小小的編輯部，於是外人以為我是文藝雙月刊的主編。這可能使鄒明很為難，每期還送稿子，徵求我的意見，我又認為不必要，是負擔。等到我明白過來，才在一篇文章中聲明：
我不是任何刊物的主編，也不是編委。這已經是幾年以後了。
在我當選市作協主席後，我還推薦他去當副秘書長。後來，我不願幹了，不久，他也就被免掉了。
文革以後，有那麼幾年，每逢春季，我想到郊區農村轉轉，鄒明他們總是要一輛車，陪我去。有人說我是去觀賞桃花，那太風雅了。去了以後，我發見總是驚動區、村幹部，又亂照像，也玩不好，大失本意，後來說不願去了。最後一次，是到鄒明下放過的農村去。到那裡，村幹部大擺宴席，喝起酒來，我不喝酒，也陪坐在炕上，很不自在。臨行時，村幹部裝了三包大米，連司機，送我們每人一包。我嚴肅地對鄒明說，這樣不行。結果退了回去，當然弄得大家都不高興，回來的路上，誰也沒有說話。以後就再沒有一同出過門。
鄒明好看秘籍禁書，進城不久，他就借來了《金瓶梅》。
他買的宋人評話八種，包括金主亮荒淫那一篇。他還有這方面的運氣，我從街頭買了一部今古奇觀，因是舊書，沒有細看就送給他了。他後來對我說，這部書你可錯出手了，其中好些篇，是按古本三言二拍排印的，沒有刪節，非一般版本可比。說時非常得意。前些日子，山東一位青年，寄我一本五角叢書本的中外禁書目錄，我也托人帶給他了。在我大量買書那些年，有了重本，我總是送他的。
曾有一次，鄒明當面怏怏地說我不幫助人。當時，我不明白他指的什麼方面，就沒有說話。他就的是事實，在一些大問題上，我沒有能幫助他。但我也並不因此自責。我的一生，不只不能在大事件上幫助朋友，同樣也不能幫助我的兒女，甚至不能自助。因為我一直沒有這種能力，並不是因為我沒有這種感情。
這些年，我寫了東西，自己拿不准，總是請他給看一看。
「老鄒，你看行嗎？有什麼問題嗎？」我對他的看文字的能力，是完全信賴的。
他總是說好，沒有提過反對的意見。其實，我知道，他對文、對事、對人，意見並不和我完全相同。他所以不提反對意見，是在他的印象里，我可能是個聽不進批評的人。這怨自己道德修養不夠，不能怪他。有一次，有一篇比較麻煩的作品，我請他看過，又像上面那樣問他，他只是沉了沉臉說：「好，這是總結性的！」
我終於不明白，他是贊成，還是反對，最後還是把那篇文章發表了。
另有一次，我幾次托他打電話，給北京的一個朋友，要回一篇稿子。我說得很堅決，但就是要不回來，終於使我和那位朋友之間，發生了不愉快。我後來想，他在打電話時，可能變通了我的語氣。因為他和那位同志，也是要好的朋友。
鄒明喜歡洋玩藝，他勸我買過一支派克水筆，在「文革」時，我專門為此挨了一次批鬥。我老伴病了，他又給買了一部袖珍收音機，使病人臥床收聽。他有機會就興致勃勃地給我介紹新興的商品，後來，弄得我總是笑而不答。
鄒明除去上班，還要回家做飯，每逢臨近做飯時間，他就告辭，我也總是說一句：「又該回去做飯了？」
他說不再言語，紅着臉走了，很不好意思似的。以後，我就不再說這句話了。
有一家出版社委託他編一本我談編輯工作的書。在書後，他願附上他早年寫的經過我修改的一篇文章。我勸他留着，以後編隊他自己的書里。我總是勸他多寫一些文章，他就是不願動筆，偶爾寫一點，文風改進也不大。
他的資歷、影響，他對作家的感情和尊重，他在編輯工作上的認真正直，在文藝界得到了承認。大批中青年作家，都是他的朋友。丁玲、舒群、康濯、魏巍對他都很尊重，評上了高級職稱，還得到了全國老編輯榮譽獎，獎品是一個花崗岩大花瓶，足有五公斤重。評委諸公不知如何設計的，既可作為裝飾，又可運動手臂，還能顯示老年人的沉穩持重。難為市作協的李中，從北京運回三個來，我和萬力，各得其一。
鄒明病了以後，正值他主編的刊物創刊十周年。他要我寫一點意見，我寫了。他願意寄到人民日報先登一下，我也同意了。我願意他病中高興一下。
自從他病了以後，我長時間心情抑鬱，若有所失。回顧四十年交往，雖說不上深交，也算是互相了解的了。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親近的同事。我們之間，初交以淡，後來也沒有大起大落的波折變異。他不順利時，我不在家。「文革」期間，他已不在報社。沒有機會面對面地相互進行批判。
也沒有發見他在別的地方，用別的方式對我進行侮辱攻擊。這就是很不容易，值得紀念的了。
我老了，記憶力差，對人對事，也不願再多用感情。以上所記，雜亂無章，與其說是記朋友，不如說是記我本人。是哀鄒明，也是哀我自己。我們的一生，這樣短暫，卻充滿了風雨、冰雹、雷電，經歷了哀傷、淒楚、掙扎，看到了那麼多的卑鄙、無恥和醜惡，這是一場無可奈何的人生大夢，它的覺醒，常常在瞑目臨終之時。
我和鄒明，都不是強者，而是弱者；不是成功者，而是失敗者。我們從哪一方面，都談不上功成名遂，心滿意足。但也不必自嘆弗如，怨天尤人。有很多事情，是本身條件和錯誤所造成。我常對鄒明說：我們還是相信命運吧！這樣可以減少很多苦惱。鄒明不一定同意我的人生觀，但他也不反駁我。
我發見，鄒明有時確是想匡正我的一些過失：我有時也確是把他當做一位老朋友，知心人，想聽聽他對我的總的印象和評價。但總是錯過這種機會，得不到實現。原因主要在我不能使他免除顧慮。如果鄒明從此不能再說話，就成了我終生的一大遺憾。此時此刻，朋友之間，像他這樣了解我的人，實在不太多了。
鄒明一生，官運也不亨通。我在小湯山養病時，有報社一位老服務員跟隨我，他曾對我老伴說：報社很多人，都不喜歡鄒明，就是孫犁喜歡他。他的官運不通，可能和他的性格有關，他脾氣不好。在報社，第一階段，混到了文藝部副主任，和我那副科長，差不多。第二階段，編一本默默無聞，只能銷幾千份的刊物，直到今年十月一期上，才正式標明他是主編，隨後他就病倒了。人不信命，可乎！
鄒明好喝酒，飲濃茶，抽劣質煙。到我那裡，我給他較好的煙，他總是說：那個沒勁兒。顯然，煙酒對他的病也都不利。
二三十年代，有那麼多的青年，因為愛好文藝，從而走上了革命征途。這是當時社會大潮中的一種壯觀景象。為此，不少人曾付出各式各樣的代價，有些人也因此在不同程度上誤了自身。幸運者少，悲劇者多。我現在想，如果鄒明一直給首長當秘書，從那時就棄文從政、從軍，雖不一定就位至顯要，在精神和物質生活方面，總會比現在更功德圓滿一些吧。我之想起這些，是因為也曾有一位首長，要我去給他當秘書，別人先替我回絕了，失去了做官的一次機會，為此常常耿耿於懷的緣故。
現在有的人，就聰明多了。即使已經進入文藝圈的人，也多已棄文從商，或文商結合；或以文沽名，而後從政；或政余弄文，以邀名聲。因而文場蕪雜，士林斑駁。干預生活，是干預政治的先聲；擺脫政治，是醉心政治的煙幕。文藝便日漸商賈化、政客化、青皮化。
鄒明比我可能好一些，但也不是一個聰明人。在一些問題上，在生活行動上，有些舊觀念。他不會投政治之機，漁時代之利，因此也不會得風氣之先。他一直不能成為一個時代的寵兒，耀眼的明星。他常常有點畸零之感，有些消極的想法。然又不甘把時間浪費，總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考核他幾十年所作所為，我以為還都是於國家於人民有益的。但像這種工作方式，特別在目前局勢來說，是吃不開的，不受重視的。除去業務，他沒有其他野心；自幼家境富裕，也不把金錢看得那麼重。他既不能攀援權要以自顯，也不屑借重明星以自高。因此，他將永遠是默默無聞的，再過些年，也許會被人忘記的。
很多外人，把鄒明說成是我的「嫡系」，這當然有些過分。
但長期以來，我確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個幫手。進入晚年，我還常想，他能夠幫助我的孩子們，處理我的後事。現在他的情況如此，我的心情，是不用訴說的。
寫於1989年12月11日[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