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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景漢 | |
|---|---|
| 出生 |
1895.1.12 北京通州 |
| 逝世 | 1986.9.28 |
| 國籍 | 中國 |
| 知名於 | 曾任中央財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經濟學院教授兼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顧問等職務。 |
| 知名作品 |
《定縣社會概況調查》 《北京郊外之鄉村家庭》 《中國社會學雜誌》 |
李景漢 (1895年1月12日-1986年9月28日)北京通縣人，畢業院校，加利福尼亞大學。[1]是中國著名社會學家、社會調查專家。
主要從事社會實地的調查與研究;曾任中央財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經濟學院教授兼調查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顧問等職務。
李景漢為中國社會調查研究和社會學教學工作做出了貢獻。他進行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其中在定縣所作的調查是中國知識分子運用西方社會學的方法進行實地調查的典範之一，是中國首次以縣為單位的系統的實地調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為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北方的農村社區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人物簡介
李景漢(1895.1.12-1986.9.28)，中國著名社會學家、社會調查專家。
生於北京通州。1917年赴美留學，主修社會學及社會調查研究方法。先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獲加利福尼亞大學碩士學位。
1924年回國，任北平社會調查所幹事。1926年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社會調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1928年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試驗區調查部主任。1935-1944年，歷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調查組主任、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教授。1944-1947年被派往美國國情普查局考察，並參加人口研究活動，1947-1949年，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專家室工作，兼任東南亞數國農業普查顧問。1949-1952年，任輔仁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並在北京大學兼課。1953年任中央財經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經濟學院教授。1956年任中國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主任。1979年被聘為中國社會學研究會顧問;1984年應聘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顧問。
李景漢為中國社會調查研究和社會學教學工作做出了貢獻。他進行了大量的社會調查，其中在定縣所作的調查是中國知識分子運用西方社會學的方法進行實地調查的典範之一，是中國首次以縣為單位的系統的實地調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為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北方的農村社區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人物生平
1895年1月22日 生於北京東郊通縣。
1910年 入通縣潞河學校學習。
1912年 考入通縣的協和學院。
1917年 留學美國，專攻社會學及社會調查研究方法。先後在帕瑪那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求學，獲碩士學位，並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1924年 歸國。任北京社會調查社幹事，與人創辦《中國社會學雜誌》，並任幹事。
1926年 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委員會社會調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學講師。
1928年 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調查部主任。
1929年 《北京郊外之鄉村家庭》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30年 兼任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
1933年 任河北省政研學院調查部主任。《實地社會調查方法》由北京星雲書店出版。編寫之《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由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1934年 《定縣經濟調查--部分報告書》由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出版。
1935年 此年始，先後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國情普查研究所調查組主任、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雲南省政府社會處編寫《昆明志》顧問、《呈貢縣誌》主編。
1937年 《中國農民問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赴美，在美國國情普查局了解各種普查方法，實地參加美國農業人口普查，併到歐洲、南美洲、非洲等二十餘國考察社會情況，搜集社會學研究資料。
1947年 出席在紐約召開的國際人口會議，代表中國發言，被吸收為人口學會會員，次年始，任聯合國糧食統計專家，赴日內瓦參加世界農業普查會議，以專員身份到東南亞地區考察，在泰國從事農業調查，兼任東南亞許多國家的農業普查顧問。
1949年 以聯合國專家身份在南京農業普查訓練班講授普查方法。任北京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主任。在北京大學經濟系講授社會調查研究方法。
1953年 任北京財經學院教授。
1954年 任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教授、調查研究室主任。
1960年 任北京經濟學院教授。
1978年 任中國人民大學計劃統計系教授。
1979年 受聘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顧問。
1981年 《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調查札記》由三聯書店出版。
1985年 中國人民大學為祝賀李景漢從事社會研究和教學60周年及90壽辰召開座談會。
1986年9月28日 逝世;後葬於北京萬安公墓。
人物成就
李景漢的功績就在於，他是近代中國社會調查的典範實踐者。李景漢一生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運用普查法、個案法、抽樣法等對中國的都市與鄉村進行廣泛和深入的調查。在定縣所做的調查是中國知識分子運用西方社會學的方法進行實地調查的典範之一，是中國首次以縣為單位的系統的實地調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1933)一書為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北方的農村社區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堪稱中國社會調查的典範。
主要活動
李景漢於1924 年自美國留學歸來後，在北京開展各種社會調查。對李景漢而言，社會調查使他極大地改變了以前對中國社會的種種觀念，對於社會調查本身的意義和技術，也有了根本的不同觀點。
他獲得的最深的體會，即理想是理想，事實是事實，有時理想與事實竟有不可思議的矛盾;而號稱學者及謀國之士往往多靠理想，不顧事實，也是由於根本不知道事實。結果社會如何不亂，國事如何不糟? 李景漢說: "現在談民治主義的人不算少，但是有幾位曾到三萬萬農民里去實地調查的呢? 講社會主義的人也不算少，但是有幾位曾經詳細剖解民眾內容，專心研究工人現狀的呢?我以為若要徹底的補救社會，斷不能憑藉任何一種舶來品的什麼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基礎，在乎赤條條的事實，在乎煩瑣複雜的事實，在乎用長時間和忍耐心換來的事實的調查.我是信仰社會調查的."
李景漢不但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為了能夠了解北京市底層平民的生活情況，他選擇了洋車夫作為調查對象，每日風雨 無阻地混跡於車夫當中，在大街小巷與他 們談話.車夫休息場所，人力車廠，車夫 家庭,統統被他走遍了。看見這位喝過洋墨水的知識分子與車夫結了不解之緣，親友們既是詫異，又是暗笑。友人借用唐代詩人劉禹錫的名句，送他一副對聯:"談笑無鴻儒，往來有白丁。"
在調查中，李景漢先利用當時 警廳的統計，搞清北京洋車的數目，出賃洋車的車廠的數目，以及製造洋車的鋪子的數目。北京的洋車無論是營業的或自用的必須領買車牌，即執照，並且每月必須要上捐。1924年，自用人力 1924 車的車牌要銅元60 枚，月捐40 枚.他又訪問了1300 多位車夫，選其中可靠的1000份資料做統計，並調查了出賃洋車的200 處車廠，以及100處人力車夫的家庭。據他調查的結果，洋車又稱東洋車(或人力車)，是1886年從日本傳入中國天津的，後又從天津傳入北京。1898年北京街 上便有人力車出雇。調查時，在北京城內20 區署掛號的，有營業的洋車29000輛，自用的洋車7500輛，城外四郊地方掛號的洋車有7700輛，三數總計為44200輛北京當時有製造車鋪75處，出賃車廠1200處。李景漢還詳細了解車廠出賃，車夫生活及工作情況，如他們的籍貫，年齡，家庭情況，嗜好等。那些單身住在車廠的車夫，交錢與否，數目多少;睡覺是用炕還是木板，各自的數目;如何做飯;廁所狀況等等。在他調查期間，北京恰於1924年12月17日舉行電車開幕禮。李景漢提出，這對城市的現代化建設無疑是件好事，但對那些本已在底層掙扎的洋車夫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社會調查對於中國的十大益處通過大量的實地研究，李景漢將自己在調查方法上的體會寫成《實地社會調查方法》一書。
李景漢花了4 年功夫,調查北京苦力及多種手藝工人的生活水平，對他們的貧窮生活做了細緻的描述。按1926年巡警廳的劃分，北京城內及四郊的住戶共計254382戶，其中貧戶計66603戶，占總戶數的26%.貧戶中極貧戶為42983(17%)戶，次貧戶為22620戶(9%).其他為下等戶120437戶(47%)，中等戶或小康之家共56992戶(22%)，上等戶或富裕之家共10350 戶(5%). 所謂極貧戶，指毫無生活來源者; 次貧戶為收人極少，依賑濟以維持最低生活;下等戶為收入僅夠維持每日生活，這三類合計187040戶，占總戶數的73%。
李景漢將這些窮人的生活狀況按生活程度高低分為四種，做了細緻的描述:
第一種為僅能生存或半生不死的生活程度，人數約計10萬。其中無家可歸，住在小店，俗稱"火房子"的乞丐至少有1萬人。這些形同活鬼的人們每日沿街討要，活一天 算一天，簡直不如痛痛快快死了，其餘有家的乞丐及指望慈善機關賑濟的貧民，包括巡警廳所列為極貧的4萬多家庭。家主的職業一般為老弱車夫，各種小販及役工。一個月的工資少有超過10元的。全家所吃的米麵大半是玉米面，白薯，次等小米，很少買得起青菜吃，僅有少許醃水疙瘩 或咸蘿蔔下飯。除鹽外少有別種調味.每日吃喝已是顧不過來，根本沒有做衣服的錢.有時 買些舊衣服，或得些施捨，補了又補的對付穿. 全家只能在大雜院內租一間又舊又漏的屋子住。這每月五六角的房租也很難按時痛痛快快地付給房主。家中的老婦或小孩每日到骯髒的穢土中去拾沒燒透的剩煤。全家全年的支出少有超過百元的。這種生活程度真是人類社會的羞恥與罪惡。
第二種為對付着過的生活程度.包括次貧戶及下等戶的1/3，計6萬戶。若按5口之家計算，全家全年的生活費在150~200 元之間，平均約175元.他們最常吃的為玉米面和小米麵，約占米麵總重量的80%.小米麵並非小米壓成的麵粉，乃是一種糜子面和豆面攙合的麵粉，較玉米面好吃.吃不到肉，但能吃些青菜豆腐及調料.全年食品費約為117 元.食品外最大的支出為燃料，主要燒以煤末2/3 及黃土1/3 混合搖成的煤球.多半是自己到井上去打水.全家住一間屋子，長約10尺，寬約8 尺，高約8尺，每月房租1元.全家全年添衣服僅花費約10元,被褥費1 元，一條被子可以用20年.此外別的用費極少.這些人的職業如普通車夫，僕役，無技粗工，巡警，鋪店夥計等，每月工 資約10~13 元.他們家中其他成員也盡 力掙錢，才能維持上述生活. 第三種是北平工人認為知足的生 活程度.為各類技術工人，電車的 僱工，郵差及一部分的店鋪雇員等，約6 萬戶. 第四種為北平工人認為舒適的生活 程度，包括下等戶與中等戶的一部分. 這種家庭全年生活費在300~400 元之 間，平均約350 元 所用米麵重量的一半是白面和白米，其餘為玉米面，小米麵和小米.每日有 豆腐3塊，每月有肉4斤，有若干種青菜，水果及調味.在衣着方面，工人自己的費用為全年15 元，其他4 口人共20 元。工人有單，夾褂褲各兩身，兩身小棉襖褲，兩件大棉袍，一頂棉帽，一頂草帽，一雙棉鞋，四雙夾鞋，四雙襪子等.全家有大小被子5 條，褥子5 條.住兩間屋.可有若干衛生應酬費 用，兒童教育費用10 元.一部分技術 工人或商店中工薪較高的雇員方能享受 這種比較安樂的生活水平. 簡言之，北平總戶數的3/4 是包括在這4 種生活程度之內.大多數工人的飯食 所含的營養不足，也不很好吃,更談不上 在舒適的環境中吃.最好的衣服也不過是遮羞禦寒，連有能更換的衣裳的人都很少，簡直提不到美觀.工人家庭中大約有8/10 的人，一冬只有一條棉褲穿，從11 月穿 到次年3 月才換下來.大多數的工人家庭 是住在一間屋子，少有住兩間的，離合乎 健康的生活實在太遠.
李景漢《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
李景漢早年留學美國，專攻社會學及社會調查，獲學士、碩士學位。1924年回國後，為了尋找改造社會的有效途徑，他首先選擇北京人力車夫作為自己的調查對象。經過一年多努力，完成《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一書，這篇文章可能是該書的雛形。調查中，有人看到他這個留學生整天與「那些齷齪粗魯的下流社會」打交道，覺得不可思議，但是他卻不為所動。他說：解決問題要靠「赤條條的事實」，而不能靠外來的主義。 文章首先指出：自民國以來，由於天災人禍，底層老百姓除了淪為乞丐之外，就剩下三條生存之路：一是當兵，二是當土匪，三是拉洋車。在這三條路中，當兵、當土匪不能創造財富，「是社會的寄生蟲」，只有洋車夫才是靠出賣苦力為社會服務的「生利分子」。但是，他們卻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其處境無人同情，人格無人尊重。 隨後，文章披露了在調查中獲得的許多第一手資料。 ——從人數來看，當時北京的人力車夫至少有5.5萬人，占全城人口的7%，也就是說每14個人或者每九個男人中就有一個人力車夫。如果再加上他們供養的人口，北京靠拉車為生的人就有15萬之多，占全城人口的19%左右。這顯然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 ——從籍貫來看，這些人有84%來自北京和北京地區，有9%來自直隸（今河北一帶），5%來自山東，2%來自其他省份。 ——從年齡來看，21至40歲占60%，50歲以上占8%，12歲至17歲占5%，其中「最可憐的是營養未足，筋骨未強的幼童」。 ——從出身來看，「旗人」占25%，農民占24%，工役18%，小販13%，遊手好閒者18%，軍人5%，其餘是失業的學徒工。另外，北京附近的農民在冬閒時也有許多人進城拉車賺錢，「所以冬季比夏季洋車夫多着百分之六」。 ——從婚姻狀況來看，已婚者62%，未婚而「寄身車廠者」38%。 ——從收入來看，人力車夫每天的平均收入是130枚銅元。由於97%的車子是從車廠租來的，因此每天要支付租賃費30枚銅元，占總收入的23%。這與如今三輪車夫上交公司的份額相比，要低得多。 ——從開支來看，單身車夫每天的飯錢是60枚銅元，住宿費是3枚銅元。除此之外，每年衣服鞋帽大約要八塊大洋。如果是成了家的車夫，則負擔更重。另外，由於通貨膨脹，人力車夫往往要靠典當衣物或者借「印子錢」勉強度日；又由於借債的利息高達20%，因此許多車夫的家屬不是「逃入施粥廠」就是「流入乞丐隊伍」。 李景漢當年的調查，到現在已經有80多年了。在這80年中，隨着社會進步，人力車已經基本被淘汰。如今的京城三輪車胡同游，不過是為了發展旅遊、吸引遊客而設置的一種景觀罷了。不過，從事這個行當的人雖然遠遠沒有當初的人數，但是它反映的問題卻很有代表性。那天路過郭沫若故居，我問兩位車夫：「你們為什麼不能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呢？」對於這個問題，他們似乎非常無奈。我想，這裡除了制度設計的問題外，還與李景漢所謂「這些可憐的人們沒有團結自衛的知識與能力」，有很大關係。 記得胡適和魯迅都寫過關於人力車夫的文章，而老舍所寫的「駱駝祥子」，更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相比之下，李景漢先生的社會調查雖然鮮為人知，卻更全面、更真實地反映了人力車夫的生存狀況，並為改變這種狀況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近年來三農問題和進城農民工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但由於知識界缺乏李景漢式的「獨立調查」，因此這種關注不是有些走樣，就是要打折扣。大概是基於類似的原因吧，李景漢在文章結束時強調：「我深盼談什麼主義講什麼政策的人們對於此種真相多用心去調查，多去研究一番」，因為只有根據事實真相，才能對症下藥，否則就很可能削足適履。 李景漢這篇文章文發表後，在社會上反響很大。為此，《現代評論》先後刊登了陳西瀅、方善為、方宜孫等人的回應文章。其中方宜孫介紹了汕頭的人力車夫由於成立了自己的工會，其生存狀況要比北京同行好得多。我想，如果北京的人力車夫也能成立自己的工會，上述情況肯定會有所改變。
李景漢與實地調查
1924年，李景漢回國的時候，國內只有一些零星的社會調查，「此時全國人士，對於社會調查尚沒有什麼有興趣的表現，各大學也不着重社會調查這門功課」。最初的幾年，他從事都市人力車夫勞動與生活水平的調查，以及手工藝工人行會組織的調查。1926年他和陶孟和、陳達等學者一起組織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社會調查部，即著名的北平社會調查所的前身；同時他在燕京大學兼授社會調查課程，帶領學生調查北京郊區農村社會生活，寫出了《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的專著。1928年夏，受晏陽初的邀請，他前往河北定縣主持平民教育促進總會的社會調查部工作，前後7年時間，在定縣帶領一批青年同事做縣單位的社會調查，搜集資料極多，《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等已發表的材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學術界公認李景漢編著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代表了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的最高水平，因其鼓吹社會調查最力，資歷較深，調查經驗又極為豐富，李景漢被認為是社會調查派的代表人物。正面肯定「中國社會調查運動」者，往往舉李景漢為代表；以燕京大學社會學係為代表的社區研究派批評「中國社會調查運動」，也往往以李景漢為「批判典型」。直至今天，人們談李景漢時，往往將目光集中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上。如夏明方教授已經指出的，編著者李景漢對寫作這本書是有一些特殊的考慮的，似不能以一本書中的一些個別的提法概念化一個人的全部學術追求。如果我們拓寬視野，不過多地將目光停留在《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上，我們會發現一個更加豐富、更加動態的李景漢形象。 李景漢的實際社會調查工作雖然表現在搜集社會統計資料上，但他的學術涉獵範圍卻大大超出了社會統計調查的限制，其學術視野還是比較開闊的。只是他未能將更多的學術資源充分消化，體現在自己的學術思想表述或具體經驗研究作品裡，所以他的一些其他側面長期以來鮮為人知。 1927年，李景漢在回顧中國社會調查的歷史時，並沒有迴避早期人類學方法的調查成果——葛學溥（Daniel H.Kulp）的《華南鄉村生活》，他認為「這本書頗能示人研究中國鄉村社會的方法」。1933年，在《實地社會調查方法》一書中，他亦兩次提及葛氏的研究。一次將其與步濟時和甘博合著的統計型調查著作《北京社會調查》並舉，稱之為我國早期社會調查中「其中規模稍大，且有相當成績的」，另一次是在第三章回顧中國社會調查史時稱「此書的研究方法很可參考」。社區研究派領袖吳文藻也對葛學溥感興趣，尤其是其關於研究方法的論述。吳氏認為，「這是中國鄉村社區文化分析的先驅」。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吳氏進一步闡釋：「葛氏的研究，較一般的社會調查，自有一大長處，卻是他充分利用了西方文化人類學派實地工作的觀點和方法，來考察中國的鄉村社區。這樣着眼的研究，在中國不但是開風氣之先，而且在中國現在農村社會學文獻中的地位是極重要的。他所調查的鳳凰村，總共只有六五○人，所以極便於應用他所謂之『有機的研究法』，來作最詳細而亦最系統的社會分析。他研究鳳凰村的觀點，方法和步驟，在第一章方法論的導言內說得很清楚。同章內附有作者所擬『研究中國農村生活的社會學方法』大綱及『社會分析圖表』。這裡可以看出作者對於西方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有很明透的了解。所以這樣的社會分析法，是可為今後一切鄉村社區的靜態研究之模範」。社會調查派和社區研究派的兩位代表人物，都對同一本用人類學方法研究中國農村的著作感興趣，而且興趣點都在其研究方法上，說明歷來被簡化的李景漢形象可能並不準確。 1933年，李景漢對社區研究派極為推崇的《中鎮》一書有這樣的評價：「1929年連得（R.S.Lynd，今天通譯為林德——引者）著《中鎮》（Middletown）一書，調查美國現代文化。該書對於社會調查研究方法頗能別開生面」。吳文藻的評價見於其1935年發表的《西方社區研究的近今趨勢》一文，他認為此書是今後一切社區研究的模範。「這是近來社會學文獻中一部空前的傑作，所以初出問世，即引起學術界一般人的注意。著者最大的貢獻，是在於活用實習民族學家的精神和方法，『對於現代文明作全相的研究』；像民族學家討論初民部落的生活方式那樣，來討論一個美國都市中的生活習慣和風尚」。兩人的學術評價再次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可惜李景漢言簡意賅，未盡其意。 有時認識老師的學術主張是需要藉助其學生的著述這個通道的，畢竟學術上的想法不都是成熟的，也不都有機會在論著中予以表述。李景漢是西南聯大社會學系學生賴才澄1943年畢業論文的導師，賴在其畢業論文《大普吉農村社會實況及其問題》中則讓我們領略到李景漢對於人類學的功能學派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將其用於指導學生的論文寫作，這在他的論述文章里難得一見。賴才澄在論文的導言中寫到，「第二章至第四章我是用『文化人類學的功能法』（Cultural anthropology from the functional point of view）作相關研究，這本來是李景漢教授傳授給我的社會研究法之一，事先並不覺得怎樣，事後由於這事實的證明——即物質、社會、精神諸因素的相關事實——我才徹底認識文化的完整性與實踐及理論的連鎖性，在我個人而言，這是莫大的收穫。」 李景漢對實地調查總是有一種興奮感，不管這些調查是什麼類型的調查。1941年9月，為了清華大學國情普查研究所人員訓練工作，李景漢到昆陽縣去講授調查方法，將要離開時遇到1941年1月在大涼山實地考察的民族學家江應梁教授，得到一冊已經謄寫好的《涼山儸儸的氏族組織》稿本，非常興奮，「我當日把他的大作攜回寓所。因為次日即須離開此地，遂於晚間在菜油燈下一氣兒看完。」當年9月適值《邊政公論》編者索稿，因「至今稿內所描寫的這種情形猶歷歷在目」，他便藉機把江稿這本「有價值的第一手材料」的主要內容重述介紹了一遍。僅僅看了一個晚上，居然可以把內容介紹得如此詳細，甚至一些具體的數字都介紹得一點不含糊，足見李氏在文章開頭的一段話確非虛言：「我是一個從事，或者不如說是嗜好實地調查研究的人。因此每逢遇到實地研究的材料，總感覺濃厚的興趣，尤其對於比較有系統的完備報告。」李景漢閱讀民族學的實地調查報告，有他特有的興奮點，那就是對社會事實的嗜好。他在展開介紹江著具體內容之前，用兩大段的篇幅詳述了他為什麼對江著這一類調查報告感到強烈的興趣，這反映了其學術傾向是一脈相承的。文章結尾處重申他對社會調查的基本觀點：「時至今日，無論是為建國，是為學術，我們都迫切的需要赤裸裸的事實，作吾人理論的真憑實據。我們不要忘記事實勝於雄辯。我們要絕對的堅信事實是最好證人。因此我們也切望有更多頭腦清楚，態度正確的人，尤其是心地純潔尚無成見的青年，肯獻身於這種比較艱苦而有價值的開荒工作。」李景漢又提出，「若我們的人力有限，最好限制我們調查的範圍於一較小的區域內，集中精力，作較精密的研究。」對小範圍的社區作精密的觀察，是社區研究派一貫倡導的工作方法，所以，也許，社會調查派和社區研究派之間是存在可以會通的空間的。 1941年12月，李景漢讀到費孝通領導下的「魁閣」主要研究成員之一田汝康的油印本著作《擺夷的擺》，興奮之情，不能自已，又禁不住寫了一篇長篇介紹。他說，「我是非常高興的願意將這冊八萬餘字有價值的報告早早介紹於注意邊疆問題的同志們。我是常和田先生見面的。他具有充分的訓練，而又是雲南本地人。以他來實地調查，研究滇西的夷人是最適當不過的。他所用的是科學方法，不但在身臨其境的實地調查後能夠清楚的敘述了事實，描寫了事實，而且進一步分析了事實，解釋了事實，說明了事實。因此不但材料的本身值得重視，即在研究少數民族的方法方面也有很大的貢獻。」田汝康的《擺夷的擺》，1946年作為吳文藻主編的社會學叢刊乙集第四種出版，出版時改題《芒市邊民的擺》。據有關研究學者稱，這是一部表現出典型結構功能論色彩的優秀的人類學田野民族志作品，「從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來看，該書堪稱那個時代中國人類學田野民族志的經典之作」。換句話說，李景漢對於「社區研究派」陣營的一部重要作品很感興趣，或者說很欣賞，還費了那麼大功夫特意撰文介紹，說明他並不狹隘，與人們通常印象里那個「在報告赤裸裸的事實以外不下任何評論與結論，連較細的解釋也是很少的」 （見於《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序言）李景漢似乎差距很大。這個李景漢不僅對敘述事實感興趣，而且對分析事實、解釋事實、說明事實也感興趣。 以上所搜集的材料或者是透過李景漢對其他作品的點評與評述，或者是藉助於他的學生的看法，來試圖揭示李景漢鮮為人知的某些側面。不過，作為一個學者，為人所了解、所記憶主要還是靠自己的具體研究作品，或者是直接表達觀點的文章。上面所揭示的李景漢的形象由於缺乏有力的作品和充分的論述，在廣大學人的心目中，始終是幽暗不明的。 李景漢1941年6月寫作的《邊疆社會調查研究應行注意之點》一文，比較全面地表述了他對社會調查和社會研究之間關係的看法。首先，對於事實的價值，他的看法始終如一： 「調查的主要任務是要發現事實。研究的主要任務是要說明事實。事實是事物的本質，是事物的本來面目。社會事實是我們人類共同生活的因果律。無論是哲學，是自然科學，是社會科學，是文學，是藝術，若不建立在事實上，很難是正確的。事實是真理的憑據，是一切事物的基礎。我們必須相信，『事實是最好的證人』。」 李景漢在這篇文章里用的是「社會調查研究」，他把社會調查和社會研究分作兩個階段，它們既可以合為一體，也可以分開。但合也好，分也好，社會調查是社會研究的基礎。我們從他在抗戰前的多種論述里也能夠看出，自從1928年主持定縣社會調查，李景漢從純粹求知性的社會調查轉向為社會改良性的社會調查之後，他一直把應用放在第一位，同時認為這種社會調查可以對社會學的中國化有附帶的貢獻。 社會調查如何與社會學的中國化牽連起來？他認為需要在調查中運用社會學的觀點，也就是綜合觀察的觀點。 李景漢認為，社會是種種社會現象及其聯繫的總和，經濟、政治、宗教、藝術等種種現象是互相響應、互相聯繫的，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是分不開的，絕不是獨立自存的；社會現象既複雜繁多又錯綜變化，即以一個較小的都市社區或農村社區而論，亦是麻雀雖小，肝膽俱全，要想對其加以全部的調查和全面的記錄，乃是不可能的，何況社會現象又是時刻在變化之中呢！因此我們要把如此複雜的社會，全體同時都把握得住，是不可能的。作為研究者，我們只能把握得住全體中的一部分，認識在永久變動中的一個階段，也就是說調查研究某一時間的安定性，亦即某階段的靜態。我們對於社會所能得到的認識常是部分的，是相對的。他以抓一連串的珠子比擬着說：「吾人對於社會完全的認識，好像是要抓住一串相連的珠子。我們只能按照能力之所及抓住其中的一個珠子，再繼續抓住其他相近的珠子。這樣希望達到與全體真理一天比一天接近而已。也可以說，我們在調查研究進行時，着眼在全體，而又不得不從部分入手；但又能夠不犯只見木不見林的錯誤。」 社會研究的實際步驟中總是遵循從局部到整體的程序，但是，必須看到，一個社區並不是孤立的，乃是一個有機整體；它發生作用時不是局部的，乃是全部的。只是為了調查的研究便利起見，不能不在這個複雜的整體中，選定一個局部來作一方面全部的研究，也就是某一局部與整體中之其他各局部相互關係的研究。如果選定社會組織為研究的範圍，就要時刻考察社會組織與物質條件的關係，與精神條件的關係。即便是對於一種普通的東西，也要注意它在所屬文化的各部分中所占的位置，例如家庭的一張臥床，或一個酒壺，在平常看來，不過是一種物質的設備而已。但進一步調查研究，就可發現它們都是很巧妙地穿插在整個家庭生活的布置中，與家庭的規律、道德、經濟等方面都有關係。也就是說，它們影響到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各方面了。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張床、一把酒壺，就不僅僅是一種意義狹窄的器物，而是包含物質的、社會的和精神的具有豐富內涵的象徵物品。「這樣來注意到各種器物在一個社會制度中所發生的作用，或解釋一種風俗和物質設備之間所有的相關性，使吾人對於各種社會現象得到更深刻，更明了的認識。」不管是做什麼樣的調查研究，只要時刻注意到社會現象各部分之間聯鎖的關係，以及各部分與整個問題的關係，所獲得的材料都是有意義的，也是有實際用處的，不必擔心調查所獲得的資料是零碎的，沒有意義的。 這篇文章對於理解李景漢學術觀點的演變很重要。人們印象中那個一向只是重視描述事實的李景漢，似乎在這裡比較重視對事實的解釋。他還是把調查與研究分開來，視為兩件事情，但同時又認為兩者是可以有密切關聯的。不管是靜態的調查，還是動態的調查，只要有一種整體的觀點在胸，似乎都可以發現有意義的事實。不過，由於強調社區有機整體的觀念，從實際上來看，李景漢已經把一些研究的觀念滲透到調查過程中去了，而不是片面地割裂開社會調查和社會研究。
人物評價
李景漢的功績就在於，他是近代中國社會調查的典範實踐者。李景漢一生做了大量的社會調查，運用普查法、個案法、抽樣法等對中國的都市與鄉村進行廣泛和深入的調查。在定縣所做的調查是中國知識分子運用西方社會學的方法進行實地調查的典範之一，是中國首次以縣為單位的系統的實地調查。《定縣社會概況調查》（1933）一書為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北方的農村社區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堪稱中國社會調查的典範。
主要著作
有《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1925)、《北京無產階級的調查》(1926)、《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1929)、《實地調查方法》(1933)、《定縣社會概況調查》(1933)、《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調查札記》(198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