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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事瑣談》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文過
題意是文章過失，非文過飾非。
最近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又招來意想不到的麻煩。
此文，字不到兩千，用化名，小說形式。文中，先敘與主人公多年友情，中間只說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後再敘彼此感情，並點明他原是一片好心。最終說明主旨：寫文章應該注意細節的真實。純屬針對文壇時弊的藝術方面的討論，絲毫不涉及個人的任何重大問題。扯到哪裡去，這至多也不過是拐彎抹角、瞻前顧後，小心翼翼地，對朋友的寫作，苦口婆心提點規諫。
說真的，我寫文章，尤其是這種小說，已經有過教訓。寫作之前，不是沒有顧忌。但有些意念，積累久了，總願意吐之為快。也知道這是文人的一種職業病，致命傷，不易改正。
行文之時，還是注意有根有據，勿傷他人感情。感情一事，這又談何容易！所以每有這種文字發出，總是心懷惴惴，怕得罪人的。我從不相信「創作自由」一類的話，寫文章不能掉以輕心。
但就像托翁描寫的學騎車一樣，越怕碰到哪一棵樹上，還總是撞到那棵樹上。
已經清楚地記得：因為寫文章得罪過三次朋友了。第一次有口無心，還預先通知，請人家去看那篇文章，這說明原是沒有惡意。後來知道得罪了人，不得不在文末加了一個注。
現在看來，完全沒有必要。當時所謂清查什麼，不過是走過場。雙方都是一場虛驚。現在又有人援例叫我加注，我解釋說：散文加注可以，小說不好加注，如果加注，不成了「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說是小說也不行。有的人一定說是有所指。可當你說這篇小說確有現實根據時，他又不高興，非要你把這種說法取消不可。
結果，有一次，硬是把我寫給連共的一封短簡，已經排成小樣，撤了下來。目前，編輯把這封短簡退給我，我看了一下內容，真是啼笑皆非：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只能向收信人表示歉意。
魯迅晚年為文，多遭刪節，有時弄得面目皆非。所刪之處，有的能看出是為了什麼，有的卻使魯迅也猜不出原因。例如有一句這樣的話：「我死了，恐怕連追悼會也開不成。」給刪掉了。魯迅補好文字以後寫道：「難道他們以為，我死了以後，能開成追悼會嗎？」當時看後，拍案叫絕，以為幽默之至，尚未能體會到先生憤激之情，為文之苦。
例如我致連共的這封短簡，如果不明底細，不加注釋，任何敏感的人，也不會看出有什麼「違礙」之處。文字機微，甚難言矣。
取消就取消吧，可是取消了這個說法，就又回到了「小說」上去。難道真的有沒有現實根據的小說嗎？
有了幾次經驗，得出一個結論：第一，寫文章，有形無形，不要涉及朋友；如果寫到朋友，只用頌體；第二，當前寫文章，貶不行，平實也不行。只能揚着寫，只能吹。
這就很麻煩了。可寫文章就是個麻煩事，完全避免麻煩，只有躺下不寫。
又不大情願。
寫寫自己吧。所以，近來寫的文章，都是自己的事，光彩的不光彩的，都拋出去，一齊大甩賣。
但這也並非易事。自己並非神仙，生活在塵世。固然有人說他能遺世而獨立，那也不過是吹牛。自我暴露，自我膨脹，都不是文學的正路，何況還不能不牽涉他人？
大家都希望作家說真話，其實也很難。第一，誰也不敢擔保，在文章里所說的，都是真話。第二，究竟什麼是真話？
也只能是根據真情實感。而每個人的情感，並不相同，誰為真？誰為假？讀者看法也不會一致。
我以為真話，也應該是根據真理說話。世上不一定有真宰，但真理總還是有的。當然它並非一成不變的。
真理就是公理，也可說是天理。有了公理，說真話就容易了。
1991年7月23日促成之
文慮
所謂文慮，就是寫文章以前，及寫成以後的種種思慮。
我青年時寫作，都是興之所至，寫起來也是很愉快的，甚至嘴裡哼哼唧唧，心裡有節奏感。真像蘇東坡說的：
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逾此者。
其實，那時正在戰事時期，生活很困苦，常常吃不飽，穿不暖。也沒有像樣的桌椅、紙張、筆墨。但寫作熱情很高，並視為一種神聖的事業。有時寫着寫着，忽然傳來敵情，街上已經有人跑動，才慌忙收拾起紙筆，跑到山頂上去。
很長時間，我是孤身一人，離家千里，在破屋草棚子裡寫東西。烽火連天，家人不知死活，但心裡從無愁苦，一心想的是打敗日本，寫作就是我的職責。
寫出東西來，也沒有受過批評，總是得到鼓勵稱讚。現在有些年輕人，以為我們那時寫作，一定受到多少限制，多麼不自由，完全是出於猜測。我親身體驗，戰爭時期，創作一事，自始至終，是不存什麼顧慮的。競技狀態，一直是良好的，心情是活潑愉快的。
存顧慮，不愉快，是很久以後的事。作為創作，這主要和我的經歷、見聞、心情和思想有關。
土地改革，解放戰爭時期，我雖受到批判，但寫作熱情未減。批判一過，作品如潮，可以說是「屢敗屢戰」，毫不氣餒。我還真的親臨大陣，冒過鋒矢。
就是「文革」以後，我還以九死餘生，鼓了幾年餘勇。但隨着年紀，我也漸漸露出下半世光景，一年不如一年的樣子來。
目前為文，總是思前想後，顧慮重重。環境越來越「寬鬆」，人對人越來越「寬容」，創作越來越「自由」，周圍的呼聲越高，我卻對寫東西，越來越感到困難，沒有意思，甚至有些厭倦了。我感到很疲乏。究竟是什麼原因，自己也說不清楚。
顧慮多，表現在行動上，已經有下列各項：
一、不再給別人的書寫序，實施已近10年。
二、不再寫書評或作品評論，因為已經很少看作品。
三、凡名人辭書、文學藝術家名人錄之類的編者，來信叫寫自傳、填表格、寄像片，一律置之。因為自覺不足進入這種印刷品，並懷疑這些編輯人是否負責。
四、凡叫選出作品、填寫履歷、寄照片、手跡，以便譯成外文，幫助「走向世界」者，一律謝絕。因為自己願在本國，安居樂業，對走向那裡，絲毫沒有興趣。
五、凡專登名人作品的期刊，不再投稿。對專收名家作品的叢書，不去摻合。名人固然不錯，名人也有各式各樣。如果只是展覽名人，編校不負責任，文章錯字連篇，那也就成為一種招搖。
六、不為群體性、地區性的大型叢書掛名選稿，或寫導言。因為沒有精力看那麼多的稿件，也寫不出像魯迅先生那樣精闢的導言。
總之，與其拆爛污，不如岩穴孤處。
作家，一旦失去熱情，就難以進行創作了。目前還在給一些報紙副刊投投稿，恐怕連這也持續不長了。真是年歲不饒人啊！
人們常說：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作家。時代一變，一切都變。我的創作時代，可以說從抗日戰爭開始，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所以，近年來了客人，我總是先送他一本《風雲初記》，然後再送他一本芸齋小說。我說：「請你看看，我的生活。全在這兩本書里，從中你可以了解我的過去和現在。包括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看到我的興衰、成敗、及其因果。」
1991年8月4日上午
老年文字
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叫女兒抄了一下，放在抽屜里。有一天，報社來了一位編輯，就交給他去發表。發出來以後，第一次看，沒有發現錯字。第二次看，發現「他人詩文」，錯成了「他們詩文」。心裡就有些不舒服。第三次看，又發現「入侍延和」，錯成了「入侍廷和」；「寓意幽深」，錯成了「意寓幽深」；心裡就更有些彆扭了。總以為是報社給排錯了，編輯又沒有看出。
過了兩天，又見到這位編輯，心裡存不住話，就說出來了。為了慎重，加了一句：也許是我女兒給抄錯了。
女兒的抄件，我是看過了的，還作了改動。又找出我的原稿查對，只有「延和」一詞，是她抄錯，其餘兩處，是我原來就寫錯了，而在看抄件時，竟沒有看出來，錯怪了別人，趕緊給編輯寫信說明。
這完全可以說是老年現象，過去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寫作多年，很少出筆誤，即使有誤，當時就覺察到改正了。為什麼現在的感覺如此遲鈍？我當編輯多年，文中有錯字，一遍就都看出來了。為什麼現在要看多遍，還有遺漏？這只能用一句話回答：老了，眼力不濟了。
所謂「文章老更成」，「薑是老的辣」，也要看老到什麼程度，也有個限度。如果老得過了勁，那就可能不再是「成」，而是「敗」；不再是「辣」，而是「腐爛」了。
我常對朋友說，到了我這個年紀，還寫文章，這是一種習慣，一種惰性。就像老年演員，遇到機會，總願意露一下。
說句實在話，我不大願意看老年人演的戲。身段、容貌、腳手、聲音，都不行了。當然一招一式，一腔一調，還是可以給青年演員示範的，台下掌聲也不少。不過我覺得那些掌聲，只是對「不服老」這種精神的鼓勵和讚賞，不一定是因為得到了真正的美的享受。美，總是和青春、火力、朝氣，聯繫在一起的。我寧願去看娃娃們演的戲。
己之視人，亦猶人之視己。老年人寫的文章，具體地說，我近年寫的文章，在讀者眼裡，恐怕也是這樣。
我從來不相信，朋友們對我說的，什麼「寶刀不老」呀，「不減當年」呀，一類的話。我認為那是他們給我捧場。有一次，我對一位北京來的朋友說：「我現在寫文章很吃力，很累。」
朋友說：「那是因為你寫文章太認真，別人寫文章是很隨便的。」
當然不能說，別人寫文章是隨便的。不過，我對待文字，也確是比較認真的。文章發表，有了錯字，我常常埋怨校對、編輯不負責任。有時也想，錯個把字，不認真的，看過去也就完了；認真的，他會看出是錯字。何必着急呢？前些日子，我給一家報紙寫讀書隨筆，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引用了四個清代人名，竟給弄錯了三個。我沒有去信要求更正，編輯也沒有來信說明，好像一直沒有發現似的。這就證明，現在人們對錯字的概念，是如何的淡化了。
不過，這回自己出了錯，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今後如何補救呢？我想，只能更認真對待。比如過去寫成稿子，只看兩三遍；現在就要看四五遍。發表以後，也要比過去多看幾遍。庶幾能補過於萬一。
老年人的文字，有錯不易得到改正，還因為編輯、校對對他的迷信。我在大雜院住的時候，同院有一位老校對。我對他說：「我老了，文章容易出錯，你看出來，不要客氣，給我改正。」他說：「我們有時對你的文章也有疑問，又一想你可能有出處，就照排了。」我說：「我有什麼出處？出處就是辭書、字典。今後一定不要對我過於信任。」
比如這次的「他們詩文」，編輯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不通的，有錯的。但他們幾個人看了，都沒改過來。這就因為是我寫的，不好動手。
老年文字，聰明人，以不寫為妙。實在放不下，以少寫為佳。
1990年9月[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