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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農桑畜牧花卉書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一 《齊民要術》
後魏賈思勰著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簡編本一九三八年六月印於長沙。
前有序，歷數神農，后稷，及先聖賢哲，教民耕作，重農桑之言。反覆抄引，不厭其詳。中多名句，至今引人深思。
淮南子曰：聖人不恥身之賤也，愧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長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為治水，以身解於陽睢之河；湯由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神農憔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農事多神話，所述非帝王之形象，乃農民之形象。
賈思勰做過高平太守，此書當亦教民之言。「起自耕作，終於醯醢」，書之內容也。
二 《農書》
元王禎著商務萬有文庫本共三冊。
此書，魯迅先生曾向青年推薦。余另有民國十三年，山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圖書館，大字線裝本，共四冊。首為郭葆琳序；郭，農校校長也。次為張愷題辭，為五言長詩，末有句云：「從此世界中，勿笑黃種黃，黃種有農師，山東東平王。」
《四庫全書提要》云：「禎字伯善，東平人，官豐城縣尹。……元人農書存於今者三本，農桑輯要，農桑衣食撮要二書，一辨物產，一明時令，皆取其通俗易行。惟禎此書，引據賅洽，文章爾雅，繪畫亦皆工致，可謂華實兼資。」
余粗讀其文，而觀其圖，除蠶桑之事，頗為生疏；農耕器用，均與兒時所見所用者無異。中國農業之發展，長期近於停滯，原因甚多，農民生活之不得改善，乃其主要者。
三 《農桑輯要》
元司農司撰，末有道光二十年知合肥縣事丹徒陸獻跋。系據乾隆時武英殿聚珍本重刊，四冊，有布套，價三元。
《四庫提要》云：「蓋有元一代，以是書為經國要務也。」
又說：「詳而不蕪，簡而有要，於農家之中，最為善本。當時著為功令，亦非漫然矣。」
書分七卷。卷一，典訓，耕墾。卷二，播種。卷三，栽桑。卷四，養蠶。卷五，瓜菜。卷六，竹木。卷七，孳畜。
前有至元癸酉翰林學士王磐序：
讀孟子書，見其論說王道，丁寧反覆，皆不出乎夫耕婦蠶，五雞二彘，無失其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餓不寒，數十字而已。大哉農桑之業，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國者富強之本。王者所以興教化，厚風俗，敦孝悌，崇禮讓，致太平，躋斯民於仁壽，未有不權輿於此者矣。
而陸獻跋則謂：
《孟子》言蠶桑詳矣，何以《論語》無一言及此？不知富之者，富之以農桑也；比及三年，可使足民者，足之以農桑也。制田裡，教樹畜，蓋包括其中矣。
耕堂曰：中國歷代重農，以為富國強民之本，並以農桑為興教化、敦風俗之基礎。然以農桑致富，則甚不易。余在農村，見到所謂地主富農者，實非由耕作所致，多系祖先或仕或商而得。未見只靠耕作，貧農可上升為中農，中農可上升為富農。而地主之逐漸沒落者則常有。農業辛勞，技術落後，依靠天時，除去消耗，所得有限，甚難添治土地，擴大生產。故鄉諺云：「人不得外財不富，馬不得夜草不肥。」古人亦云：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然積累甚不易。稍有識見之地主富農，多經營商業、作坊，或令子弟讀書，另謀發財致富之路。後者雖符合耕讀傳家之道，然能致富者少。弄不好反倒賠本，是對農業資產的一種削減。因宦途難登，作官多非讀書之人也。然商業興，得利者眾，則土地日見分散，乃自然之趨勢。
凡農書，大都貶低貨殖、貿易。《齊民要術•序》稱：
「捨本逐末，賢哲所非。日富歲貧，饑寒之漸，故商賈之事，闕而不錄。」然今之傳本，卷七有貨殖一篇，首引范蠡之言：
「計然云：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理也。白圭曰：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述貨殖通變之道及執業之術。又引《漢書》：
「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皆與序相矛盾，而又皆為社會現實，不得不承認者矣。
歷代牧民之官，皆傳刻農書，無見傳刻商賈之書者，而其稅征所得，從商賈來者，隨社會發展，逐日增多。重農之說，遂成一句空話，名存實亡矣。
總之，像司馬遷所描寫的：「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與千戶侯等」的地主，在漢朝可以有，我在農村，是很少見到了。
四 《蠶桑萃編》
衛傑著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據清浙江書局刊本排印，一冊。
衛傑是光緒年間，李鴻章當直隸總督時，管理蠶桑局的人。他在保定西關，買了一些適宜植桑的土地，又在他老家四川請了一些工人來，傳授值桑、養蠶、織綢等事，先做試驗，然後向各州縣推廣。當時好像很有一些成績。他編寫了這本書，李鴻章、王文韶、徐樹銘，先後給他寫了序文。
我在保定讀書時，河北大學的農場，有很多桑樹，長得很好，恐怕就是當時的桑地舊址。另外，幼年時，家鄉子文一帶，有大片桑園，恐怕也是當時推廣蠶桑的遺蹟。
關於北方能否種桑養蠶，歷來好像有一些爭論。李鴻章等人堅信古書記載，及顧亭林「西北高寒，最宜桑棗」之說，認為可以。前面說到的那位陸獻，也是這樣主張。實踐證明，北方種棉則可，蠶桑希望不大。後來連桑樹，也很少見到了。
不過，他這本書，編寫得很詳盡，圖譜繪製的也很工致。
所表現的工藝，比康熙年間的耕織圖進步多了。
我從南京古籍書店，購得康熙御製《耕織全圖》一冊，價三元五角。據《四庫全書提要》介紹，此圖系石印本，但我分辨不出是原版，還是後來的翻版。每頁正面為圖，背面為康熙御製詩。白綿紙印，並有襯頁。圖內還附有別的詩。宋樓璹撰有《耕織圖詩》，不知是否在內。圖也不知道是否根據宋時古本。
我還有一本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印的《裨農撮要》，薄薄一冊，亦系種桑養蠶之書。陳開沚著。此人系清末寒士，後以桑蠶獲利，自述其經驗者。清末，有識者注重實業開發，有關著述，頗亦不少。
五 《農政全書》
明徐光啟著中華書局一九五六年精裝本上下二冊。
《農政全書》，共六十卷，是徐光啟匯錄歷代有關農事之言，及明人著作，參以己見，又經陳子龍等人整理編定的。就其內容來說，稱為全書，實不為過。
前有張國維等四人的序。張序最佳，他以天人之學，論說農民、農事：
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國貧之患，誰實受之？故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語亦有之：農之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於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非舉八政四術之要，以安集而招徠之，則民腹嘗餒，民情嘗迫，而尚可諭以仁義，懾以刑威乎？且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欺上，各有所切也。
張國維的官職是：欽差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
當時的明王朝已處在總崩潰前夕，暗無天日，百孔千瘡。
民不聊生，農村騷動，揭竿而起的形勢，已經形成。張國維看得很清楚，也知道農民的苦難，農民的心理，農民的要求，農民的力量。大廈將傾，局面已經不可收拾。他還想刊刻這部書，「預為訓之戒之，圖之策之」，以為亡羊補牢之計。不知此時再講「農政」，為時已晚。
徐光啟著書時，原意亦在此。他嘗說：「所輯農書，若已不能行其言，當俟之知者。」非只文學，任何著作，都有時代的烙印。此書幾乎用了一半的篇幅，大講荒政，就是當時社會現實的反映。不幸的是，當他的書刊刻出來不久，明王朝就結束了。
張國維在序中還說：
今如病尪之人，日行百里，巾箱囊篋，喘汗臨深。而猶鞭叱，不令稍止。噫！亦危矣。
和張國維一同刻這部書的松江知府方岳貢，在序中說：
嗟乎！治亂無象，農之獲安於農與否，是即其象。彼罹虜罹寇者，以死亡轉徙失先疇而不獲安。幸而免此，又以剿餉練餉，急罹虜罹寇者之患，而岌岌乎不獲安。愛養元元者，其務所以安之哉！
這都是當時農村的實際情況，好像是在替農民說話。在官書的序言中，還是少見的。但這只是官話，他們實際做的，卻正與之背道而馳。是沒有人相信的，於實際無補的。
歷代農書，所記農事，多是農民經驗的記錄；所介紹的農具，都是已有農具的圖形。這都是著書人從農民那裡學來的，農民不要看。古代典訓，農民看不懂。所以官刻農書，只是一種形式，就像每年立春之時，皇帝在先農壇的活動一樣。
徐光啟的農書，除去輯錄古代典籍之切實可行者，着重輸入新的農業觀點，新的種植方法，新的糧食品種，以及與農業有關的水利知識，手工業技術。他出身農家，知識豐富，又得西洋技巧之傳授，眼界寬，思想開放。因此，他的農學著述，與李時珍的醫學著述，同為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
耕堂曰：四庫子部農家類，著錄無多，其重要者，余皆置備。《授時通考》，已送劉君，前已記述，其他數種，仍在架上。
蠶桑之書，實隸農書之內。此外尚有畜牧書《司牧安驥集》，而所有農書，亦皆包括畜牧。《司牧安驥集》，傳為唐人所作，乃獸醫古籍，並有相馬內容，上繪圖，下歌訣，易識易記。集漢唐馬政經驗，雖備軍旅，亦關農作。
另有花卉之書，如明王象晉《群芳譜》，清官修《廣群芳譜》，陳淏子《花鏡》，及近人所著《花經》。《花經》為精裝本，已送李君，而李君不愛書，不讀雜書，視書籍為日常用品，等閒之物，想已不知去向矣。《齊民要術》以為，花卉無補實用，擯而不錄。其實所有花譜，其中大部仍為農作之物，農書重食用，《花譜》重觀賞。正如李時珍之《本草綱目》，米谷棗栗，皆有條目，不過着重談其藥用耳。《本草綱目》，余有商務排印本，閱讀甚便，其中亦多農業知識。
余讀書不重古本，然重校對。《群芳譜》為明末刊清修本，《廣群芳譜》則為殿板之石印者。四庫提要極力推崇御定之書，以貶低王氏原作，大不公平，王書自有其特色，非官書所能代替。
古代農書，多有占驗祝禱，其中自有迷信，然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實際經驗，且證明古代農民樸實，每作一事，皆認真虔誠，整潔以處。有些祝祭文字，寫得還很有水平，如《齊民要術》所載祝粬文，視六朝駢體，並不稍遜，且有寄託。
文人不得志，不能為經世之作；何處何時，不可寫寄牢騷？讀之慨然。
中國儒家重農思想，乃封建帝王長期重農政治之反映，從而形成以農業為基礎的文化意識。然政治重實際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變，重視貿易。過去的商業，實際是從農業基礎上，生出的一個派枝，並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識，仍以農業文化意識為指針，並受其制約，不斷發生矛盾。
中國士大夫，向以農村為根據地，得意時則心在廟堂之上，仕宦所得，購置土地，兼開店鋪。失意時則有田園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習以為常，不以為非。但在言論上，則是重農輕商的。陳子龍在《農政全書》的凡例中說：「方今之患，在於日求金錢而不勤五穀。」又說：「不耕之民，易與為非，難與為善。」另有人嘆息，商賈之興，將形成「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的局面。
我購買這些書，原也不是打算研究這門學問，不過是因為來自農村，習於農事，對於農書，易生感情而已。過去也沒有認真讀過，晚年無聊，乃重新翻閱一次，略記所得如上。
此外，尚購有商務一九五七年印，清吳其濬著《植物名實圖考》，和該館一九五九年印，同一作者的《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兩書為植物學著作，皆關係農業。
1987年8月7日寫訖[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