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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為什麼有人會持刀闖進幼兒園砍殺兒童？
為什麼有人會為盜取一枚戒指切下別人的手指？
為什麼納粹科學家會在俘虜身上做活體實驗？
為什麼有人會忽視其他同類的人性？
在哲學、宗教的思路里，人類的殘酷行為通常被解釋為犯下罪行者的「 惡 」，但這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 。「惡」的概念只是虛晃一槍、將問題暫時擱置，其實並沒有給出答案。
本書是一位心理學家、神經科學家對「惡」進行的系統思考，他藉助科學家擅長的調查、實驗和分析，以「共情腐蝕」取代了「惡」：某個人作惡時，他的共情遭到了腐蝕，共情水平較常人要低很多。但在正常情況下，大多數人的共情水平不會導致極端惡行發生，雖然人們常常會不顧他人的內心感受。
這一替換看似簡單，卻能幫助我們擺脫價值偏見，給出預防惡行發生的思路。它同時提出了更多需要解決的問題：
「共情腐蝕」是如何發生的？
社會環境會對人的共情水平造成多大的影響？
為何同樣遭遇「共情腐蝕」的自閉症患者一般不會作惡？
本書也許會改變你思考「惡」的方式，甚至會改變你對待「惡」的態度。
媒體推薦
大腦狀態與共情能力之間存在什麼關係？這本書提供了令人着迷的解答。——特里·伊格爾頓
本書提出了一個簡潔而可信的假說，藉此我們能夠以全新的方式來思考惡。——《紐約時報》
未來我們也許能夠理解人類境況的陰暗面，而巴倫-科恩為此搭建了一個科學的基礎，讓這一探索更明晰了。——邁克爾·加扎尼加
作者簡介
西蒙·巴倫-科恩(Simon Baron-Cohen，1958— )，知名臨床心理學家，劍橋大學精神病理學教授，劍橋大學自閉症研究中心主任，三一學院研究員。畢業於牛津大學、倫敦國王學院和倫敦大學學院。代表作有《惡的科學》《心盲》《關鍵的區別》《自閉症與阿斯伯格綜合徵》等。
譯者
高天羽，筆名「紅豬」。長期任《環球科學》雜誌與果殼網翻譯。出版譯作有《遙遠地球之歌》《魚為什麼放屁》《世界為何存在》《神經的邏輯》《惡的科學》《打開一顆心》等二十餘種。
原文摘錄
有的讀者還是會被「共情基因」的說法嚇一跳，他們覺得這未免有決定論的味道。我想提醒這些讀者：基因並不是決定共情的唯一因素，早期的成長環境也有影響。我也想問他們一句：只因為這些遺傳學證據令我們不適，就要把它們都掩蓋起來嗎？要理解人類為什麼對彼此做出可怕的事情，我們就必須考察所有證據，而不僅僅是符合我們世界觀的那些。 斯通的22類殺人犯羅列如下 1.自衛殺人;2.嫉妒的愛人;3.自願協助殺人;4.因為嫉妒殺死所愛的人;5.吸毒成痕者;6.性情暴躁者;7N型人;8.鬱積的怒火被點燃的人;9.有精神病態特徵的族爐的愛人:10.殺死母事的人/證人;11和第10條動機相同的P型人;12.被通到絕境的P型人;13.不健全的人格;14.P型陰謀家;15.殺死多人的P型人;16.多次實施惡性行為的P型人;17.性變態的連環殺手、虐殺者，以及用殺人掩蓋證據的強姦犯18.慮殺者;19.其他P型人;20.折磨他人的P型人;21.沉迷於折磨的P型人;22P型連環慮殺犯 我們可以看到，處於1-8級的兇手或許是因為共情狀態的極端暫時波動而行兇的處於14-22級的兇手是因為水久喪失共情而行兇的，而處於9-13級的兇手介於兩者之間。如果這個分類正確的話，更有成效的做法或許是在研究這類行兇者時預測兩到三個共情缺失的等級。這既是一個比較可行的預測方法(限於成本，掃描研究不可能比較全部22個等級，但比較3個等級還是可以的)，在心理學和神經病學上也較可能產生有意義的結果。
書評
這是一本正經的以神經科學和心理學為主題的科普書，它講了很多故事（因而可讀性好得像是一部小說），這些故事的主角大多是肆意追求自己內心所欲所想的人，他們做出了大量冷漠甚至殘忍的事情。作者認為，這些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無法讀取他人的意圖、信念或感受等，或者能夠理解卻無法作出恰當的回應。簡單地說，他們的共情（同理心）出了問題。
《惡的科學》在英國出版的時候叫《零度共情》（Zero Degrees of Empathy），這個書名現在來看是面向大眾讀者的出版商和媒體都看不太上的、充滿學術黑話的類型（是的，《惡的科學》這名字也沒見得好多少），但它勝在簡單直接。這本書跟人類種種殘酷行為有關，也將目光投向了自閉症與阿斯伯格綜合徵患者。
在一個過分追求感動的文化語境裡，共情（同理心）這個表達常常和「感同身受」混淆，基本已被雞湯化，這本書對共情做了兩種區分——認知共情和情感共情。認知共情出了問題的人無法解讀別人沒有明示出來的意圖或信念等，比如一個不情願的眼神或者虛假的讚美。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像就像在沒有接觸過西文字母的人眼裡，字母只是些無意義的符號，他們接收不到這些符號背後的信息。情感共情障礙則讓人無法在內心激起恰當的情緒來回應對方。
有共情障礙的人在人群里比例不高，但在作者西蒙·巴倫-科恩看來，他們已經對整個人類群體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這種影響一方面表現在他們在科技時代做出的貢獻。我們現在幾乎寸步不離的智能手機，各類社交應用和工具軟件甚至互聯網和計算機，最早是由數量龐大的軟件硬件工程師用代碼實現的。
在這個群體中，你很大概率能發現患有自閉 症譜系障礙或阿斯伯格綜合徵的人，用巴倫-科恩的話來說，這些人具備「精確而嚴密的心靈」，他們對模式化、系統化的信息充滿熱情，如重複的數字、重複的音樂片段、重複的動作行為，並且擅長發現其中的模式和規律。
但同伴細微的神情變化，言語中的隱喻或別的弦外之音，這些缺乏明確模式的東西，常常讓他們不得其解。
智人能夠發展出現今的文明，推出從滑板到iPhone等種種技術，得益於對模式的敏銳把握，自閉症患者和阿斯伯格以及他們身上攜帶的獨特基因在這個過程中居功至偉。
但因為共情障礙，這些人的處境不太樂觀。巴倫-科恩記述的幾位患者，邁克爾、凱文、丹尼爾，成長過程中經常遭同伴誤解、捉弄和嘲笑，獨處反倒讓他們感到安心。這讓能夠理解他們狀況的人感到心酸。
面臨共情障礙的人發揮的另一種影響，來自一類截然不同的角色：虐待俘虜的納粹軍醫和守衛、在叛亂中逼迫平民燒死孩子的軍人，他們把人當作物品來虐待，從中獲取數據、快樂以及別的他們想要的東西。
身為猶太裔，作者對這些人表現出的惡感到特別困惑。時過境遷，他沒有辦法把這些當事人叫去他的實驗室，問他們當時的內心想法，或讓他們填問卷、做測試，同時掃描這些人的腦部活動。他在精神病患者里找到了表現出類似傾向的人，他們此前分別被診斷為邊緣障礙、精神病態或自戀人格，他們毫不顧忌自己的言行會對別人造成什麼影響，肆意追求心中渴望的任何目標，比如書中一位名叫卡蘿爾的病人——
她的孩子只要不照她的吩咐做，她就衝着他們尖叫咒罵：「你們竟敢這麼不尊重我！你們都給我滾！我恨你們。我再也不想見到你們了。你們自己照顧自己去吧。我和你們統統沒有關係了！你們這些邪惡自私的雜種！我恨你們！我要自殺！我這都是你們逼的，這下你們高興了吧！」
接着她摔門而出。幾分鐘後，她會開車去一個朋友家、和對方玩一整夜，留下孩子們在家裡不知所措。
巴倫-科恩邀請這些患者參與共情測試，比如閱讀幾個小故事然後判斷角色的意圖、動機和心理狀態，讓他們觀看飽含情緒的幻燈片等等，同時掃描他們腦的特定部位，發現他們和共情相關的腦區出現了異於常人的活動（具體的腦區及異常活動表現，書中給出了更加技術化的分析）。
基於這些發現巴倫-科恩認為他終於找到了可以解釋人類殘酷行為的理論，殘酷或惡源於共情障礙，為非作歹的人要麼無法識別他人的意圖和內心感受，要麼識別出來了但無法在內心喚起情緒反應。
相比抱守「惡人作惡是因為他們是惡人」這種循環論證，巴倫-科恩在這裡推進了一步，做了一次物理主義的還原。
不過對照他的發現和一些哲學家的理論，卻有異曲同工的感覺。
惡一部分源於認知共情障礙，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柏拉圖不正義出於無知的觀點。阿倫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了惡可以發生在普通人身上，艾希曼對猶太人無深仇大恨，卻能夠在對猶太人犯下種種罪行之後毫無愧疚，覺得自己只是做了分內之事，這和巴倫-科恩所遇到的精神病態患者十分相像。暫時或永久的共情障礙可以在普通人身上引發冷漠與惡行，也是神經科學家給我們的「惡之平庸」警醒。
直到這本書的第六章神經科學家的優勢才開始展現出來，他們在提出問題或命題之外，還給出了應對人類殘酷行為的方式。
讀過福柯的讀者看到這裡可能要準備好抄起知識—權力—規訓的理論武器，但很快就會發現巴倫-科恩是非常富有共情的科學家。他堅決反對死刑，認為我們能做的不是監禁或處死歹徒，而可以開發模擬共情起作用的動畫、軟件和遊戲等教育產品，推出催產素鼻腔吸入藥劑等，幫助共情障礙者提高共情。
當然，更好的方式是從兒童階段就開始介入，父母以富有共情的方式與兒女交流、生活，而非讓孩子處於無人關心的狀態，或成為留守兒童。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