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季羨林）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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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曾在什麼地方聽過一個笑話：一個人善忘。一天，他到野外去出恭。任務完成後，卻找不到自己的腰帶了。出了一身汗，好歹找到了，大喜過望，說道：「今天運氣真不錯，平白無故地撿了一條腰帶!」一轉身，不小心，腳踩到了自己剛才拉出來的屎堆上，於是勃然大怒：「這是哪一條混賬狗在這裡拉了一泡屎?」
這本來是一個笑話，在我們現實生活中，未必會有的。但是，人一老，就容易忘事糊塗，卻是經常見到的事。
我認識一位著名的畫家，本來是並不糊塗的。但是，年過八旬以後，卻慢慢地忘事糊塗起來。我們將近半個世紀以前就認識了，頗能談得來，而且平常也還是有些接觸的。然而，最近幾年來，每次見面，他把我的尊姓大名完全忘了。從眼鏡後面流出來的淳樸寬厚的目光，落到我的臉上，其中飽含着疑惑的神氣。我連忙說：「我是季羨林，是北京大學的。」他點頭稱是。但是，過了沒有五分鐘，他又問我：「你是誰呀!」我敬謹回答如上。在每一次會面中，儘管時間不長，這樣尷尬的局面總會出現幾次。我心裡想：老友確是老了!
有一年，我們邂逅在香港。一位有名的企業家設盛筵，宴嘉賓。香港著名的人物參加者為數頗多，比如饒宗頤、邵逸夫、楊振寧等先生都在其中。寬敞典雅、雍容華貴的宴會廳里，一時珠光寶氣，璀璨生輝，可謂極一時之盛。至於菜餚之精美，服務之周到，自然更不在話下了。我同這一位畫家老友都是主賓，被安排在主人座旁。但是正當觥籌交錯，逸興遄飛之際，他忽然站了起來，轉身要走，他大概認為宴會已經結束，到了拜拜的時候了。眾人愕然，他夫人深知內情，趕快起身，把他攔住，又拉回到座位上，避免了一場尷尬的局面。
前幾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富麗堂皇的北京圖書館的大報告廳里舉行年會。我這位畫家老友是敦煌學界的###之一，獲得了普遍的尊敬。按照中國現行的禮節，必須請他上主席台並且講話。但是，這卻帶來了困難。像許多老年人一樣，他腦袋裡剎車的部件似乎老化失靈。一說話，往往像開汽車一樣，剎不住車，說個不停，沒完沒了。會議是有時間限制的，聽眾的忍耐也決非無限。在這危難之際，我同他的夫人商議，由她寫一個簡短的發言稿，往他口袋裡一塞，叮囑他念完就算完事，不悖行禮如儀的常規。然而他一開口講話，稿子之事早已忘入九霄雲外。看樣子是打算從盤古開天闢地講。照這樣下去，講上幾千年，也講不到今天的會。到了聽眾都變成了化石的時候，他也許才講到春秋戰國!我心裡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忽然想到：按既定方針辦。我請他的夫人上台，從他的口袋掏出了講稿，耳語了幾句。他恍然大悟，點頭稱是，把講稿念完，回到原來的座位。於是一場驚險才化險為夷，皆大歡喜。
我比這位老友小六七歲。有人贊我耳聰目明，實際上是耳欠聰，目欠明。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其中滋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是，我腦袋裡的剎車部件，雖然老化，尚可使用。再加上我有點自知之明，我的新座右銘是：老年之人，剎車失靈，戒之在說。一向奉行不違，還沒有碰到下不了台的窘境。在潛意識中頗有點沾沾自喜了。
然而我的記憶機構也逐漸出現了問題。雖然還沒有達到畫家老友那樣「神品」的水平，也已頗有可觀。在這方面，我是獨闢蹊徑，創立了有季羨林特色的「忘」的學派。
我一向對自己的記憶力，特別是形象的記憶，是頗有一點自信的。四五十年前，甚至六七十年前的一個眼神，一個手勢，至今記憶猶新，招之即來，顯現在眼前、耳旁，如見其形，如聞其聲，移到紙上，即成文章。可是，最近幾年以來，古舊的記憶尚能保存。對眼前非常熟的人，見面時往往忘記了他的姓名。在第一瞥中，他的名字似乎就在嘴邊，舌上。然而一轉瞬間，不到十分之一秒，這個呼之欲出的姓名，就驀地隱藏了起來，再也說不出了。說不出，也就算了，這無關宇宙大事，國家大事，甚至個人大事，完全可以置之不理的。而且腦袋裡斷了的保險絲，還會接上的。些許小事，何必介意?然而不行，它成了我的一塊心病。我像着了魔似的，走路，看書，吃飯，睡覺，只要思路一轉，立即想起此事。好像是，如果想不出來，自己就無法活下去，地球就停止了轉動。我從字形上追憶，沒有結果;我從發音上追憶，結果杳然。最怕半夜裡醒來，本來睡得香香甜甜，如果沒有干擾，保證一夜幸福。然而，像電光石火一閃，名字問題又浮現出來。古人常說的平旦之氣，是非常美妙的，然而此時卻美妙不起來了。我輾轉反側，瞪着眼一直瞪到天亮。其苦味實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位神靈保佑，腦袋又像電光石火似的忽然一閃，他的姓名一下子出現了。古人形容快樂常說，「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差可同我此時的心情相比。
這樣小小的悲喜劇，一出剛完，又會來第二出，有時候對於同一個人的姓名，竟會上演兩齣這樣的戲。而且出現的頻率還是越來越多。自己不得不承認，自己確實是老了。鄭板橋說：「難得糊塗。」對我來說，並不難得，我於無意中得之，豈不快哉!
然而忘事糊塗就一點好處都沒有嗎?
我認為，有的，而且很大。自己年紀越來越老，對於「忘」的評價卻越來越高，高到了宗教信仰和哲學思辨的水平。蘇東坡的詞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他是把悲和歡、離和合併提。然而古人說：不如意事常###。這是深有體會之言。悲總是多於歡，離總是多於合，幾乎每個人都是這樣。如果造物主——如果真有的話——不賦予人類以「忘」的本領——我寧願稱之為本能——那麼，我們人類在這麼多的悲和離的重壓下，能夠活下去嗎?我常常暗自胡思亂想：造物主這玩意兒(用《水滸》的詞兒，應該說是「這話兒」)真是非常有意思。他(她?它?)既嚴肅，又油滑;既慈悲，又殘忍。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這話真說到了點子上。人生下來，既能得到一點樂趣，又必須忍受大量的痛苦，後者所占的比重要多得多。如果不能「忘」，或者沒有「忘」這個本能，那麼痛苦就會時時刻刻都新鮮生動，時時刻刻像初產生時那樣劇烈殘酷地折磨着你。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忍受下去的。然而，人能「忘」，漸漸地從劇烈到淡漠，再淡漠，再淡漠，終於只剩下一點殘痕;有人，特別是詩人，甚至愛撫這一點殘痕，寫出了動人心魄的詩篇，這樣的例子，文學史上還少嗎?
因此，我必須給賦予我們人類「忘」的本能的造化小兒大唱讚歌。試問，世界上哪一個聖人、賢人、哲人、詩人、闊人、猛人，這人，那人，能有這樣的本領呢?
我還必須給「忘」大唱讚歌。試問：如果人人一點都不忘，我們的世界會成什麼樣子呢?
遺憾的是，我現在儘管在「忘」的方面已經建立了有季羨林特色的學派，可是自謂在這方面仍是鈍根。真要想達到我那位畫家朋友的水平，仍須努力。如果想達到我在上面說的那個笑話中人的境界，仍是可望而不可即。但是，我並不氣餒，我並沒有失掉信心，有朝一日，我總會達到的。勉之哉!勉之哉!
1993年7月6日 [1]
作者簡介
季羨林，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1911年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併入臨清市)。季羨林自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
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穫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
曾在濟南三合街小學、濟南一中、山東大學就學。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
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他先後擔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著作已經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有24卷，內容包括印度古代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糖史、葉火羅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的翻譯。
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着這一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季羨林自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穫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中國東方學有季羨林這樣一位學術大師，實為中國東方學之福祉。[2]
參考資料
作品欣賞
題西施廟
五泄歸來又看溪，浣紗舊跡我重題。
陳郎多事搜文獻，施女何妨便姓西。 [1]
作者簡介
季羨林，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1911年出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併入臨清市)。季羨林自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
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穫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
曾在濟南三合街小學、濟南一中、山東大學就學。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5年考取清華大學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赴德國入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等。1941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6年回國，同年秋，經陳寅恪推薦，季羨林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創建東方語文系，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1956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78年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
1984年研究所分設，改任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所長。他先後擔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著作已經匯編成《季羨林文集》，共有24卷，內容包括印度古代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印度歷史與文化、中國文化和東方文化、佛教、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糖史、葉火羅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與其他語種文學作品的翻譯。
季羨林認為，"文化交流是人類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人類必須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才能不斷前進，而人類進步的最終目標必然是某一種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羨林近10年來積極參與國內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也貫徹着這一思想。季羨林將人類文化分為四個體系：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阿拉伯伊斯蘭文化體系，自古希臘、羅馬至今的歐美文化體系，而前三者共同組成東方文化體系，後一者為西方文化體系。季羨林為東方民族的振興和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提出東西方文化的變遷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季羨林表達的是一種歷史的、宏觀的看法，也是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的積極反撥。
季羨林自1946年從德國回國，受聘北京大學，創建東方語文系，開拓中國東方學學術園地。在佛典語言、中印文化關係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學和比較文學等領域，創穫良多、著作等身，成為享譽海內外的東方學大師。中國東方學有季羨林這樣一位學術大師，實為中國東方學之福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