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批評右創作論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左批評右創作論》是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孫犁的散文。
作品欣賞
譬之古人左圖右書的讀書方式，我建議人們在閱讀文藝作品的時候，採取左批評右創作的作法，就是把批評文章和它所批評的那篇（部）創作放在一起，進行一番獨立思考的比較、分析、判斷。
我想，這對於創作和批評都會是有益的，都可以得到提高。對于欣賞和學習，也可以收到一種實證化驗的樂趣。
因為，直到現在，還有人在懷疑，究竟在這幾年裡，批評是否粗暴了？以及這種批評是否對創作發生了種種不良的影響——就是所謂障礙？
批評是否可以起障礙的作用？我想是可以的。就其職責來說，簡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創作界流行着一種不正確的創作方法，或是在某一作家的創作里，確實已透露着一種不良的傾向，難道能夠聽其發展，看着它泛濫，而不允許批評家挺身而出，對它加以干涉指責，甚至當頭棒喝嗎？在泛濫為災的水流前面，築起一道障礙，甚至堅壁高壘，這都是應該的。別林斯基對於果戈理的錯誤傾向，就是這樣做的，也沒有聽到當時以及後來的創作界對他發表過什麼怨言，更沒有人說過他粗暴。
但是，為什麼現在有些作者竟然說起批評者粗暴來了呢？
我想這並不是因為當代的作者，都害怕批評，忽然都變得脆弱，都成了膽小鬼。因為這確是一個實際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局外人看得不很清楚，而從事創作的人，卻有種種切身的體會。
什麼叫切身的體會呢？對於批評家，歷史上的大作家們，例如托爾斯泰、高爾基、魯迅都發表過一些感想，這些感想，大家都是熟悉的，不必引證。這些大作家也沒有一個不衷心地尊崇與他同時代的偉大的批評家，例如魯迅之於瞿秋白，這也是大家熟悉的。然而，為了說明什麼叫做切身的感受，我們還是不妨引證契訶夫對批評家——這當然指的是不好的批評家的一個看法，他說有些批評家對於作家的工作來說，就像正在耕作的馬的肚皮上飛攏的虻蠅。
這個比方當然是不夠客氣的，但是，它確實是契訶夫的親身的體會，也正如耕作的馬，確實有它本身的苦惱一樣。
這就是我為什麼提倡左批評右創作的理由。有些批評是發表了的，有些批評是直接寄到作者手裡的，也有些是由報刊或出版社的編輯部轉來的。這中間當然有很多對作者頗有教益的文章，批評者的誠懇熱情也是應該長久銘記在心的。但是，在前一二年（這一年來減少了），正當你鋪紙濡筆，培養起情緒，準備寫作的時候，忽然有一封批評稿件放到了你的桌上，對你的批評是：
「我建議出版機關把這本惡劣到家的書，停止出版！」
「這個作者太無恥了！」
這些話都是來得這麼突然，而出版社又限期讓你答覆這封「讀者來信」。冷靜些吧，你至少今天不能創作了；再有勇氣些吧，意思就是叫你承認自己確實犯有這些錯誤。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批評界流行着這樣一種風氣：從創作里摘取一句一段，再加以主觀的邏輯，就給作者定下了這個那個的罪名。
有些並不從事創作的同志，都會好心地說，那有什麼關係呢，讀者來信麼！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吧！
它常常並不是群眾的意見，而是從來也不理解作品的生活實際，只會板「正確」面孔的個人的武斷。在作者這方面，就有了馬的苦惱。
現在，有人又在害怕，是不是會又一棍子打死了批評者？
我想創作本身永遠不會一棒子打死批評者，因為從各方面考察，創作的武器作用，並不在這一方面。
從事創作的同志，可以提出自己遭遇的事實。在廣大的讀者方面呢，就是要提倡把批評和創作對照起來看。一經對照，誰是誰非，是否粗暴，就會弄清楚了。如果創作和批評的篇幅都不很長，可以放在一起發表。過去，魯迅就是採取這個辦法的。
這樣做，就可以使創作和批評站在平等的地位，而免除多年來的批評好像是在審判，創作好像是在受審的感覺。
這樣做，就可以使讀者看到耕地的深淺，看到馬匹的勤惰，也可以看到批評是在認真地鞭策，還是在肚皮下嗡嗡！
1956年8月13日作者附記：此系舊稿，寫於一九五六年，未能發表。運動期間，家中文字蕩然，此稿因為一青年友人取去，幸未遺失。運動過後，彼知我愛惜羽毛，將此連同其他一些稿件，送還我手，完整無損。深感保存此等物件之不易，現略加訂正，表而出之。目前，文藝界之民主及實事求是作風，提倡甚力，已有成效。此文議論，作為歷史經驗教訓觀之可也。
1979年1月底[1]
作者簡介
孫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孫振海，後更名孫樹勛，筆名有孫犁、力編、縱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孫芸夫、耕堂、芸齋、姜化、庸廬、時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國現當代小說家、散文家。1927年開始文學創作。早年曾當過機關職員、小學教員。中國現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澱派」的創始人，歷任天津日報社副刊科副科長、報社編委，中國作協天津分會主席，中國作協第四屆顧問，第五、六屆名譽副主席，中國文聯榮譽委員。1940年代發表的文集《白洋淀紀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發表了《鐵木前傳》、《風雲初記》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點病逝於天津，終年89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