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施萊弗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安德魯·施萊弗，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瓊斯講座教授。1961年2月20日出生於俄羅斯，後在十幾歲的時候移民到美國。1982年獲哈佛大學學士學位，1986年至今，任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1991-1997年，任俄羅斯政府顧問。1999年獲美國經濟學會克拉克獎。[1]
人物簡介
安德魯·施萊弗(Andrei Shleifer)。是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現任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計量經濟學會會員。
施萊弗在1961年2月20日出生於俄羅斯，後在十幾歲的時候移民到美國。1982年獲哈佛大學學士學位，他在大學時攻讀經濟，並在1986年獲得麻省大學的博士學位。從1991年起，他就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院工作。
施萊弗關注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問題。1991-1997年，施萊弗任俄羅斯政府顧問，幫助俄羅斯發展金融市場。1992-1994年維什尼任俄羅斯私有化委員會顧問。1998年，他們出版的《掠奪之手》，成為研究尋租、腐敗和政府治理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兩人還是行為金融學的傑出代表。1994年，利用金融研究中發現的一些新的投資者行為規律或資產定價規律，共同創立了LSV資產管理公司。2006年初，LSV管理的資產規模已達500億美元。[2]
1994年，施萊弗獲金融定量研究學會授予的瑪瑞獎（RogerMurrayPrize），1995年獲史密斯•伯林頓傑出論文獎（SmithBreedenAward），這是金融領域最負盛名的獎項之一，1999年獲美國經濟學會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章（JohnBatesClarkMedal），2000年獲《金融雜誌》（JournalofFinance）授予的關於公司金融和組織的詹森獎（JensenPrize）。
施萊弗的研究方向是公司財務、資本市場、宏觀經濟學、轉型經濟學和俄羅斯經濟。作為一個俄裔經濟學家，施萊弗更關注俄羅斯的經濟改革問題。施萊弗認為，私有化之後的俄羅斯之所以落到權貴資本主義控制國家的地步，根本原因是法治的缺失，因此施萊弗認為，法治是解決俄羅斯經濟問題的關鍵。[3]
人物評價
施萊弗是在商業和經濟領域裡被引用最多的學者之一，在1993年至2003年，他就被引用了超過1000次。而被引用的次數是衡量一個學者對其所屬領域的思想和實踐有多大影響力的一個重要指標。可見，施萊弗在商業和經濟領域裡，是一名卓越的學者。
施萊弗和他的同事們在過去十年裡開闢了一種全新的政治經濟學，使停頓多年的政治經濟學變得耳目一新。
人物醜聞
設計俄私有化，為自己撈錢
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施萊弗和一位哈佛出身的律師喬納森·海受命設計俄羅斯的私有化計劃，並充任當時的俄羅斯副總理阿納托利·丘拜斯的顧問。這一俄羅斯計劃，直接受到美國國際發展局支持，因而得以用聯邦政府的資金幫助俄羅斯發展金融市場。施萊弗主持這個計劃，實際上就是美國政府的代理。
然而，這兩位設計改革的人，卻想着從改革中撈一把。他們違反了避免利益衝突的原則，竟在俄羅斯投資起來。這就好像美國政府把納稅人的錢交給這位大學教授，讓他在俄羅斯設計一個制度，為自己「改善投資環境」。
2004年6月，聯邦法官裁定哈佛大學、施萊弗和喬納森都違反了《反欺詐動案》。但事件並沒有影響施萊弗的地位，哈佛也並沒有因此而解僱他，因為他是哈佛經濟學院的星級名牌，同時也是哈佛校長薩默斯的親密友人。2005年6月，施萊弗和喬納森發表聲明說，他們已經和美國政府達成和解協議。同年8月3日，哈佛支付2650萬美元以結束持續了5年的官司。雖然施萊弗也支付了200萬美元罰款，但他不承認有任何錯誤。
經典名作
安德烈•施萊弗（AndreiShleifer）和羅伯特•維什尼（RobertW.Vishny）合着的《掠奪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療》。
《掠奪之手》一書取材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工業化革命之前歐洲城市的發展、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腐敗現象、東歐的私有化、美國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外包，等等。它在許多國家，公共部門給經濟生活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苛捐雜稅阻礙了投資，各種管制措施使官僚機構腐敗叢生，國有企業肆無忌憚地揮霍國民財富，最有才能的人不是致力於生產性活動而是削尖腦袋擠入尋租部門，企業家精神得不到彰顯，經濟增長停滯不前。本書以簡單的經濟學理論模型為分析工具，運用豐富的歷史案例和現實案例，深入考察了公共部門的運行機理及其對經濟生活帶來的沉重負擔。對研究尋租、腐敗和政府治理的來說，這是一本難得的好書。
《掠奪之手》主張應該公正地看待政治，把政治過程看成是政府行為的決定因素，從而試圖打開政府決策的這個黑箱子。與「看不見的手」一樣，「掠奪之手」這一理念包含着對政府的懷疑態度，但後者卻更加準確地描述了政府在實際上的所作所為。在這個視角下，政治家走下了神壇，回歸了人類的本性。他們的目標不再是想當然地社會福利最大化，而是追求自己的私利。他們的行動目標在於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或者在選舉中獲勝，並將資源分配給自己的政治支持者。
認知勸說
零和遊戲的勸說
安德烈·施萊弗在行為主義金融，政治經濟學，法律和經濟學等領域做出開創性的巨大貢獻。他認為勸說「人們是如何接受信息和被人操縱的」。 2008年1月份在美國經濟學會會議上，施萊弗描述了「認知勸說「探索廣告商，政客等如何在他們的信息上附加到事先存在的聯繫地圖上，為了引導公眾朝向希望的方向。
比如萬寶路香煙（The Marlboro Man）銷售過濾嘴香煙就是通過鼓動人們和牛仔，西部，男子氣概，獨立性，戶外活動等聯繫起來。施萊弗說偏見確認有利於勸說性的信息，證實人們心中存在的信念和聯繫。 施萊弗和穆萊納桑對新聞媒體作的類似的分析。比如，喬治·布什戴3000美元的牛仔帽不是問題，因為這和他非常般配，但是約翰克里騎6000美元的自行車就是問題了，因為對於一個自稱站在弱勢群體一邊的政治家的鋪張就顯得太虛偽了。
引用共和黨民意調查和交流顧問弗蘭克·倫茲（Frank Luntz）的話，施萊弗注意到財產稅被重新命名為「死亡稅」（雖然死亡並不繳稅）為的就是兜售他們的取消/廢止。重新添加的標籤把稅收和「死亡」這個讓人討厭的詞聯繫起來。宣傳冊子上的問題是「你怎麼樣讓人們負擔更重，在這個生活艱難的時刻？」施萊弗說「消息而不是真正的內容改變了競爭的結果，他注意到對恐怖主義的恐懼是個更加巨大的問題在可能不是目標的州比如懷俄明州，猶他州，內華達州，紐約州和新澤西州。
因為成功的勸說性信息與流行的世界觀一致，施萊弗分析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勸說肯定不是教育，因為教育涉及添加新的知識，並改變從前的觀念。施萊弗說「不要對人們說你真笨，正確的思考是這樣的。」在大選辯論中，選民往往不理睬或者忘記與自己信念不符的觀點。他接着說「教育信息註定是要失敗的，因為它們不能產生共鳴」。在經濟和政治市場上，沒有朝向中間路線，分歧偏離而不是融合成為潮流。因此，成功的勸說者會發現一個合適的議題，然後就竭力迎合它。
LLSV組合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安德烈·施萊弗、拉波塔、洛配茲·西拉內斯、羅伯特·維什尼四位學者，通過整理多國的政治、法律、宗教、文化和經濟等方方面面的量化數據，第一次明確將法律因素引入到解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具體研究中。由於他們經常一起署名發表文章，學界簡稱LLSV組合。他們的理論成就體現在兩大領域：一是法與金融宏觀理論，二是法與金融微觀理論。
LLSV致力於應用金融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方法分析和探究法律和金融的關係、法律和法律制度對國家金融體系的形成、金融體系配置資源的效率、公司金融、金融發展以及經濟增長的影響。他們這種耳目一新的研究範式，被學界稱之為法與金融學。
學者語錄
施萊弗認為互聯網股市泡沫意味着「許多有創造力的企業家進入了這個行業，這個行業的創新性活動會產生巨大外部收益，從這個角度來說它是有效的。」
在金融市場上傳統的經濟學通常的觀點是這種非理性的行為是不真實的，因為即使存在愚蠢的，不講理性的人，在市場上他們遇到的也是聰明的，理性的人，套利者會讓價格趨於合理的水平。施萊弗解釋說「如果人們對通用汽車公司過分悲觀，在市場上大量拋售該公司的股票，這些聰明的人就會以很低的價格吃進，對該公司的股票價格不會造成多大的影響。」
1990年施萊弗和薩莫斯合寫的文章《雜訊交易者金融手段》（The Noise Trader Approachto Finance）通過指出某些風險有關的因素限制了套利來反駁這個「有效市場」模式。比如在那個時候，荷蘭皇家的股票在阿姆斯特丹的銷售價格和倫敦的殼牌股票不同（Royal Dutch/Shell）雖然它們是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封閉的共同基金，交易的固定數量的股票和他們的債券價格也不一樣。「當同樣的東西在不同的市場上按不同的價格銷售，套利和理性的力量必然的受到限制。」施萊弗說「非理性的力量甚至在長久的基礎上可能對價格產生很大的影響。這是理論上對核心的傳統前提的抨擊。」
政府績效的跨國差異又來自何處呢？一是，改革開始之初的初始條件——改革早晚、時間長短等——至關重要；事實上，波蘭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着手進行經濟改革了，而俄羅斯則要晚的多；二是，一國的法制歷史和傳統影響着一國在未來的選擇。三是，一國政府是否採取恰當的政治激勵。安德魯·施萊弗運用波蘭和俄羅斯轉軌進程中的差異以及相關的數字來檢驗了這一理論。在恰當的政治激勵下，初始條件的差異常常可以克服，吉爾吉斯坦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例證。安德魯·施萊弗坦言：「俄羅斯增長滯後的原因就是它政府的滯後，但是，時間現在已掌握在俄羅斯一邊，這主要是因為它現在已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它擁有一個強烈的不斷增長的私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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