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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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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帝四經》，思想著作。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書，經近人唐蘭先生考證為《黃帝四經》。全書由四篇組成，共一萬一千餘字。作者不詳。近人龍晦先生從《黃帝四經》(以下簡稱《四經》)中所引用的楚言、楚諺，與《管子》、《國語·越語》和《淮南子》的關係以及它與《淮南子》的押韻情況，詳盡地對《四經》進行了考證，認為作者是西楚淮南人。《四經》出土後，唐蘭先生與龍晦先生都曾作過詳細的考證，認為《四經》為戰國中期作品，即成書於前四世紀末或前三世紀初。
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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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佚書《四經》，全部用韻文寫成，全書由《經法》、《十六經》、《稱》、《道原》四篇組成，其重點是講治國安民之術，突出的是政治理論。 [1]
《經法》
《經法》是四篇佚書的第一篇，作為全書的總綱。全篇共分九小段，主要講的是治國必須依靠法治。第一小段《道法》則又是《經法》篇的總論和概括。主要講述「道生法」和以法制國的理論。「道」為黃老哲學上的專有名詞，指宇宙構成與發展變化的實體與動力。「法」是指法律制度。「道生法」即法令制度由這個最高的存在-「道」產生的，使法令制度具有無上的神聖性。即所謂「法者，引得失以繩，而明曲直者也。執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廢也。口能自引以繩，然後見知天下而不惑矣。」這便是「刑名立，則黑白之分已」的理論依據。以後的各段都是圍繞這一中心來論述的。
第二段《國次》：主要講施政、治國必須態度嚴謹，國家才能穩固和興旺，不固執己見，遵循事物變化發展的自然的「度」來辦事，便能獲得「天功」，堅持反對「過極失當」的極端政策。
第三段《君正》：主要講執政必須「從其俗」、「用其德」、「民有得」，方能「知民則」、「民則力」、「民有得」。但對於破壞制度的，在法律面前，「罪殺不赦」。要舉生伐死，文武並行，天下才能賓服。
第四段《六分》：主要講君臣之道。觀國觀主，觀家觀父。君主必須懂得南面之術，不沉湎于田獵酒色，能駕御群臣，臣子必須忠誠老實，一心服侍君主，「不敢蔽其君」。只有「主執度，臣循理者，其國霸昌。」
第五段《四度》：主要論述施政度量分界的四個原則。「四度」是指君臣不得易位；賢與不賢不能並位；動靜有時；生殺有度。這是四條施政原則。違背「四度」，就會「失本」、「失職」、「失天」、「失人」。這就是叛逆、動亂、背時、暴亂產生的原因。所以說，「審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國」。
第六段《論》：講君主應該根據自然規律以法天則地，循名責實。順四時之度，應動靜之變來制定自己的統治策略。掌握「六枋」，「六枋備則王矣」；審察「三名」，「三名察則事有應矣。」以此來治國，就會「有國將昌，當罪先亡。」
第七段《亡論》：闡述國危、君滅的道理。
第八段《論約》：講述人事「順則生，理則成，逆則死」，要符合天地四時之自然法則。即「參之於天地之恆道，乃定禍福死生存亡興壞之所在。」這樣便「萬舉不失理，論天下而無遺策。」
第九段《名理》：這是全篇的總結。主要論述「道」的本質和功能。「道者，神明之原也。」其特徵是「有物始口，建於地而溢於天，莫見其形，大盈終天地之間而莫知其名。」「重柔者吉，重剛則滅。」
《十六經》
《十六經》是古佚書的第二篇。主要論述政治、軍事方略。共分十五小段。這篇是以黃帝君臣對話的形式來敘述其主要思想的。
《立口》：主要論述黃帝必體天地之德，心虛靜自守，才能成名於人。黃帝之所以能統治天下是「受命於天」。「定位於地」的緣故。
《觀》：講黃帝命令大臣吸取四方的經驗，按照事物「盛而衰，極而反」的規律，上察天道，下視民情，而後「布制建極」，制定好完整的治國策略。
《五正》：以黃帝和大臣閹冉對話的形式來討論布施五政，如何止始的問題。指出「始在於身，中有正度，後有外人，外內交接，乃正於事之所成」的道理。其中還提出「作爭者凶，不爭亦無成功」的觀點。
《果童》以大臣果童名作為本篇的題名。用黃帝與果童對話的形式，提出人不分高低貴賤的思想。
《正亂》是黃帝的大臣力黑、高陽，與太山之稽的對活。通過對黃帝與蚩尤六十次戰爭的分析，總結出必須做好充分的戰前準備，利用敵人的弱點方能克敵制勝。
《姓爭》：敘述黃帝之臣高陽與力黑的對話。主要談到「靜」與「爭」、「刑」與「德」的關係。主張發揮各自的功效，採用靜動相輔，刑隱德顯相互配合的辦法治理國家。
《雌雄節》：雌雄節，這是古代關於治道的兩種基本態度。主張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柔弱以靜，以柔克剛的為人處事哲學。
《兵客》：主要講述用兵作戰必須因天時，因地利，因人力，才能作出正確決斷。「三遂務從，兵有成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因此用兵作戰必須符合天道。
《成法》：是黃帝與大臣力黑的對話。提出要依據法律來治理國家的思想。
《三禁》：主要闡述行事要遵守一定的規範。指出「行非恆者，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的三禁原則。這是國家興盛的保障。反之要受到上倉的懲罰。
《本伐》：指出挑起戰爭的三個原因：「有為利者，有為義者。有行忿者。」各種戰爭其結果各有不同，只有義戰，方能取勝。
《前道》：指出治國必須以道作為前導、唯道是行的思想。只有「上知天時，下知地利，中知人事」，方能國富民強。
《行守》：講為人處世應該遵守的法則：不搞陰謀，不持雄節，心表如一，戒驕戒躁。同時指出「言之壹，行之壹，得而勿失。言之采，行之配，得而勿以。」的用人方針。
《順道》：講戰爭中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用「單視不敢，明勢不能，守弱節而堅之，胥雄節之穹而因之」的方法，麻痹敵人，以智取勝。
最後一段無題名，主要講道家清靜無為的本質。提出「刑恆自定，是我俞靜。事恆自瓴，是我無為」的觀點。
《稱》
第三篇《稱》，此篇不分小段，主要講統治策略的「度」和「極」的。指出行事要有準則，治國要有儀表法制，這就是「度」。君主的行為要合於天時地利，順乎民心，「毋失天極，廢數而止」。這就是「極」。主張施政、行法必須權衡度量，不走極端，物極必反的作法。
《道原》
第四篇《道原》：主要講的是宇宙觀。此篇不分小段。集中論述了「道」的本質、性質和功能。指出道是無名無形，無為而無不為的。其中有一主要思想即強調統一，提出只有黃帝這樣偉大的人物才能完成統一中國的宏大事業。 [2]
社會價值
「道」是《四經》的理論基礎。全書自始至終都貫穿和滲透着「道」的思想，體現「道」的功能和作用。全書層次清楚，主旨明確，對我們重新認識「黃老」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據。
西漢前期實行的方針政策，多是在《四經》的思想指導下制定的。這些政策為其社會穩定，經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對社會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它否定了自殷周以來以「天命」、「鬼神」主宰一切的宗教觀念，代之以「道」為人類、宇宙的最高本質，應該認為這是人類認識上的深化和進步。
《四經》是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古佚書，一九七四年九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釋文》(線裝書)，一九七五年，唐蘭先生在《考古學報》第一期對上述釋文進行了修訂。一九七六年，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題為《經法》的注釋文本。一九八九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餘明光著《黃帝四經與黃老思想》一書，也對《四經》作了釋文。
《黃帝四經》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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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轟動世界華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是《黃帝四經》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了。 [3]
起源於戰國，盛行於西漢初期的「黃學」即《黃帝四經》，曾是百家學術之林。在司馬遷寫《史記》時，也未看到。致使黃學被淹沒了五千餘年都沒有被歷代史學者重視。西漢時期流行的「黃老」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一直是個謎。現在《黃帝四經》出土，經過今人唐蘭先生考證後，確認《黃帝四經》不是偽書，是幾千年來出土軒轅黃帝第一本書。這是一部「治國之本」的書，它由四篇文章組成。這就為海內外黃帝子孫重新認識黃帝、黃帝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據。軒轅黃帝不再是傳說人物，而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人物。
93歲的台灣史學家王寒生先生，聽到這個振奮人心的喜訊，恨不得一下飛回大陸，一睹為快。但當時海峽兩岸還未通郵，無法看到真跡。幾經周折，通過日本才搞到《黃帝四經》影印件，王寒生先生如獲至寶，夜以繼日，嘔心瀝血，先後花近四年時間將《黃帝四經》譯出來，於一九七六年在台灣龍華出版社出版，王老先生在他自寫的序言裡莊嚴宣告：「讀罷四經，我們認識了修道之門徑，更提高了人生境界。如果我們仍然是懵懵懂懂，那就不可挽救了。縱然再讀書萬卷，也無濟於事。在四千年前，我祖已經打開了宇宙奧妙之門，指出了一條上進大道，今日能讀到寶貴經典，是如何幸福！」又云：「黃帝四經出土，如老祖再降人間，這是可幸的，凡是黃帝子孫們，全當雀躍鼓舞。」
司馬遷寫《史記》時，並未看到過《黃帝四經》，原因是他生在漢武帝時代（景帝是文帝之子，武帝之父，在位十六年），天漢年間司馬遷為李陵事件，觸怒了漢武帝，被腐刑下獄，其父司馬炎正在朝中出任太史令，父子二人同朝為官。那時，司馬遷才三十多歲，而《黃帝四經》已入土二十七年了。所以說，司馬遷寫《史記》時，並沒有看到過《黃帝四經》。只是按當時的傳說寫下「五帝本紀」，排在《史記》開宗明義第一篇。
外部連結
參考資料
- ↑ 道家《黃帝四經》，把天機詮釋得淋漓盡致,快資訊，2018-12-10
- ↑ 從《黃帝四經》讓我們更全面認識道家,快資訊，2018-12-11
- ↑ 帛書《黃帝四經》,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