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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积学

刘积学，号群士，河南新蔡县人，出生于一八八零年（清光绪六年），刘积学家虽是县里大族，但刘积学幼时家境清贫，其父以炸油条卖小吃为生。刘积学以刻苦读书，一九零三年取得癸卯科举人。受新学影响，一九零二年刘积学和车钺、王梅溪、王钟远、蒋立、朱奋吾、安诏白灯在开封成立了一个民办“半日学堂”。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学会，除传授知识外，主要是借以传播革命思想。这个学会同当时南方各省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一样，都是思想进步的民主革命团体。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在河南武备学堂读书。一九零六年至一九零八年到日本，原拟投考军事学校，身体较弱，虑难录取，初入实业学堂，后考入东京法政大学政治科。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刘积学经中国同盟会总部书记曾昭文介绍参加中国同盟会。一九零六年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在东京成立，曾邵文、刘积学、杜潜、朱炳麟、程克都曾主持过支部工作。一九零六年，河南省留日同学以同乡会名义集资创办《豫报》，主持人有革命派，有改良派，常发表不利于革命的文章。中国同盟会支部派曾昭文、刘积学调查了解后，决定停办《豫报》。一九零七年十二月在河南旅日女革命志士刘青霞（原姓马，嫁尉氏刘家该姓刘）资助下创办《河南》杂志，张钟端任总经理，刘积学任总编辑。《河南》旗帜鲜明，始终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批驳改良主义，每期有一百数十页，发行数量近万份，半数以上销行在河南，风行国内外，对辛亥革命起了相当大的思想推动作用。他们提出除以武力革命推翻清廷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别无他路可走，他们认为只要能唤起国民觉醒，就能达到革命目的。他们说：“你有枪和炮，我有笔如刀。”《河南》杂志确实成了刺进满清王朝心脏一把钢刀。满清政府下令在国内严防查禁，并指示驻日使馆勾结日本警署封闭杂志社，扣押了第十期，发行到国内的只有九期。

辛亥革命前印发的《河南留日学生讨满清政府檄》就是刘积学执笔写的内容，慷慨激昂，历述满清政府的残暴统治，唤醒国民，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

一九零八年，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为了发展河南革命力量，派杜潜回开封成立中国同盟会河南分部，初设在中州公学，很快就发展两百多会员。东京中国同盟会总部筹划在武昌举义的同时，还作了通盘的筹划，推动南北各省起而响应。豫鲁陕甘在日本的中国同盟会员组织四省协会，筹划策动北方起义。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派刘积学回开封执行这项任务。到开封后，召开革命党人会议，传达总部组织各省地方武力，除在开封联络社会义士并策动新军外，分派会员到各省城外联络可以联络的社会武装组织和绿林豪侠，准备起义。还决定在开封、北京筹办《国是日报》和《国维日报》作舆论动员。会后刘积学即去北京。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开封后，中国同盟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大受鼓舞，积极准备在开封举事响应。因已联络的新军协统应龙翔迟疑不懂，致被巡抚宝棻扣押。策动新军失败后，中国同盟会分部通过刘粹轩的建议，决定仍在开封进行起义准备外，把重点放在分派同志到省城外各地联系农民武装，策动就地起义，并支援开封的起义。适刘积学从北京回到开封，他就偕同孙豪、魏士骙、赵伯阶等去汝、鲁、宝、郏、襄、密等县发动农民武装，策应南阳义军，计划控制豫西南。他们的办事机构设立在叶县城北。派魏士骙去开封以办农民团“剿匪”为名买到一批枪弹，原计划运往南阳，在那里起义。同时，由孙豪、赵伯阶联络鲁山、宝丰、郏县一带农民武装攻打宝丰，同南阳相呼应，胜利后即在南阳建立军政府。魏士骙刚把枪弹运到叶县，被县官侦知没收。刘、孙、赵等已联系好的农民武装就决定以孙豪为司令，赵伯阶为参谋，攻打宝丰时，孙豪受骗进城治商和平光复宝丰被杀害，赵伯阶指挥攻城，适南阳镇谢宝胜派的清军赶到，内外夹击，寡不敌众，赵伯阶阵亡，余众退往临汝山区，成了白朗起义的骨干力量。

中国同盟会河南分部的领导人并没有因失败而退缩，决定仍按照原计划在开封和省内各地积极联络武装力量，组织起义。中国同盟会分部以所联络的群众组织，既少训练，又无新式武器，不足以击败有训练、有新式武器的清军，决定派刘积学去上海向陈其美、黄兴请援。那时河南在日本的同盟会员都奉命回到上海，配合当地革命武装，夺取了上海制造局（即兵工厂）。组织上海军政府，河南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多在军政府任要职，刘基炎任参谋长。刘积学于十一月下旬到上海，同河南同盟会员刘基炎、陈伯昂、贺开平等商议，提出在上海组织北伐军的计划，并成立北伐军支部。陈其美、黄兴积极支持这一计划，允许发给武器弹药。河南在上海的革命党人都盼望家乡早日光复，一致要求组织北伐军，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成立河南北伐军，以张国威为司令的一路由长江西上，以刘基炎为司令的一路由海上至烟台登陆。长江一路到了河南光州与阎子固、任芝铭的淮上军会合。烟台的一路没有进入河南，南北议和，都停止了军事活动。

二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刘积学先后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在此期间，他的一切言行，皆以孙中山的主张为依归。一九一四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筹划武装反对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刘积学、夏述唐首先参加了中华革命党。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当权，毁弃《临时约法》，拒不召开国会，完全承袭了袁世凯的反动政策。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高举护法旗帜，刘积学即去广州参加非常国会。孙中山先生虽几次受到挫折，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刘积学始终是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任河南自制筹备处处长，一九二五年任河南省政务厅厅长，一九二六年由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南宣抚使。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刘积学寓居上海，过着穷苦潦倒的生活。刘积学因同胡汉民的关系较深，又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当了十年立法院委员。他原不满蒋氏之所为，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把胡汉民软禁在南京之汤山后，刘积学对蒋介石更为不满，他从不去见蒋介石或有所干求。派系纷争，他很少参与。从一九二九年以后，他坐享高薪，在南京过着清闲恬淡的生活，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意志已消沉殆尽。当日军逼进南京，国民政府搬迁武汉，与他关系较好的胡汉民已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死去。对他这个早期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信徒，不论是掌握军政大权的蒋介石，还是掌握党权的陈家兄弟，都不予以重视。国民政府迁重庆时，他请假回河南。一九三九年五月，辞去立法委员职务，专任河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三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之后，对于孙中山的旗帜却还得利用。他对早年跟随孙中山革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老人，采取了尊而不亲，贵不给权的笼络办法。因此，刘积学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在河南当了十年省参议会的议长。对在河南的党政军的权要人物种种祸害地方，乱抓滥杀的罪行，刘积学虽无可如何，但思想上是愤恨不平的。对在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灾，饿死的人数数以百万计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政府还向河南征购粮食，对于一九四四年日军进犯中原，汤恩伯拥军殃民，临战望风而溃，对军统特务赵理军活埋河南第十二区行政专员韦品方，对一些发国难财，贪污渎职的官吏等，参议会提出的弹劾议案，刘积学都是支持的。蒋介石拥兵百万，坐令半壁河山沦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艰苦抗战，敌人仅占据一些点和线，广大地区并未沦陷，尽管蒋介石严密封锁，也渐为人民所悉知。面对这个事实，刘积学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据当时任省建设厅长的张仲鲁对我说，省政府在鲁山时，他同刘积学时有接触，刘曾说：抗战胜利后国家将长期陷于内战，最后共产党必须胜利，这是无疑的，就是不知道共产党要不要咱们。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蒋介石在他所挑起的全面内战中，损兵折将，已处于处处挨打的被动地位，事实迫使刘积学不能不考虑自己何以自处。中共地下组织也做争取他的工作。刘积学是中国共产党资助创办的开封《中国时报》的董事长，同该报社长郭海长的父亲郭仲隗（时任检察院豫鲁监察使）是老朋友。通过郭海长多次同他密谈，刘积学对解放战争的胜负和共产党的政策已有所认识。为了决定何去何从，刘积学还主动约郭海长谈话，了解共产党的政策。

一九四七年，南阳《前锋报》与《中国时报》出联合版。年末，因有一个与郭海长由联系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被逮捕，郭乃避往武汉，报社需人主持，我由南阳经武汉于一九四八年初到了开封。不久报社收到国际新闻社从香港寄来用英文印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译出后也让刘积学看了。这对他投靠共产党有决定性的作用。他曾表示：如有必要，愿为效力。尽管参议会还请南京政府派兵“剿共”，刘积学本人却已决定靠拢共产党。

一九四八年五月，晋冀鲁豫大区党委派代表张子庸（即方静之，现任湖北省农委副主任）去信仰策动张轸（华中“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起义，须有一中介人，刘是长者，素为张所敬重。郭海长奉中共党组织命令劝说刘陪同，张子庸前往，因铁路不通，行动困难，刘写了亲笔信，让我陪同前往。写的很恳切，促张轸早日起义。

是年六月下旬开封第一次解放，解放军退出开封前夕，通过郭海长，请刘积学出来维持开封秩序。他说，如解放军不再退走，让他干什么都愿效力，如要撤走，国民党再返开封，他以后就很难处。考虑到他的处境，没有勉强他出面。

张轸兼任河南省主席后，一九四八年十月间，参议会随省政府迁到信阳，刘积学在信阳、汉口多次同张子庸谈话，对党的政策加深了认识，迫切感到起义宜早不宜迟，对张轸多次劝说，起义越早越好。张因种种原因，迟迟未能起义。适潢川专员出缺，刘积学请张轸委任刘基炎为专员，他也同去，让他二人以省参议会议长和潢川专员身份联名通电起义，因张轸不同意，未能实现。十二月下旬白崇禧召集豫鄂皖湘赣五省议长到汉口开会，让五省议长联名电蒋请暂回奉化，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讲和，作为缓兵之计，时机许可再请蒋返京。实际是李、白已取得美国的支持要取而代之，并企图同共产党划江而治。刘积学坚决主张蒋介石必须引咎下台，以谢国人，否则，反对他的就不只是共产党了。刘不肯在白拟就的电稿上签名，白亦不让刘单独出名电蒋下台的电报在汉口发出。刘积学即回信阳发出要蒋下野的电报。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亥世电”（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信阳的特务们闻讯大肆鼓噪，要逮捕公审刘积学。张轸是同意刘单独发电的，立即派兵保护刘积学。当时在淮海战场上，蒋军被歼殆尽，大战已接近结束，南京惊慌混乱，自顾不暇，给刘的复电语意和缓，没有责言，特务们也不再喧嚣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大战以蒋军数十万被全歼而结束。白宗禧以为解放军要从平汉线难进了，在春节前夕，中国国民党在信阳的党政军各机关，在惊慌混乱中南逃武汉，刘积学坚决不走，河南省参议会独留信阳。过了几天，解放军并未南进，南逃的各机关又返回信阳。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大举向江南进军。在信阳的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机关又纷纷惊慌南逃。刘积学仍拒不南逃，冒着被特务们杀害的危险，率领省参议会留在信阳，迎候解放。当解放军进抵信阳时，参议会张贴欢迎标语，派代表出城欢迎。解放军一进城，参议会即将文卷档案全部交出。刘积学单独起义的愿望至此实现。不久，张轸在武昌南金口起义。在信阳民主运动中，刘积学这位七十老人的作用是不应低估的。刘积学一向谦逊，解放后很少听到他同别人谈这段事情，外人也很难知道这事实的经过。

一九四九年九月，刘积学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身份，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

刘积学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省政治学校校长、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民革河南省筹备委员会召集人、民革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从开国至一九五七年，历次重大政治运动，刘积学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讲话，热烈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河南土地改革开始，他即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热烈拥护党的土改政策的长文。刘积学对祖国统一大业，非常关心，曾多次写信和广播稿，对在台湾的亲朋故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晓以国家民族大义，说明爱国不分先后，爱国就是一家，希望他们对祖国统一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初出生时，家人口大小十五口，无宅无地，生活困难。我祖父刘拱宸设私塾课徒，每年收入制钱约五十串；父刘启模经营酱醋业，有缸二十余口，每年收入制钱约百余串，全家依靠这两项收入维持生活。经过十余年后，兄刘芬佛及我都能课徒，每年收入逐渐多，生活就宽裕起来了。

我的原配唐氏，凑集资本，与我兄刘芬佛合营杂货生意，字号叫德懋泉，生意很好，赚钱不少。我家遂凑集三千余元与我兄刘芬佛同买天地，地在新蔡县曹楼、段寨两处，我家约分一百二十亩。嗣又陆续增买五十余亩，地在刘海子。合计买地约有一百七十亩。从此遂成地主。抗战时期雇佣长工五、六人，耕地六十余亩，经营五、六年，入不敷出，因而停止经营。解放后，土改时，因为我在解放前参加了民革地下工作，有在信阳参加起义，评我为守法地主，又评我为民主人士，划分土地时，农会还分给我家二十七亩地，使我家参加劳动，重作新人。

解放后我初参加工作时，每月工资五十元，后来增至一百元。一九五一年，支领中南军委会薪资，每月计约一百九十元。中南军委会改组后，支领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工资，每月为二百一十元。现支领河南省文史研究馆工资，每月为一百一十五元。

七岁在家庭从祖父刘拱宸上学，读旧书“五经”、“四书”，十六岁进学为秀才，二十岁补廪膳生，二十四岁中乡试癸卯科举人。二十五岁考入河南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学过战法、步兵操典、野外演习、炮学、水旱雷学、绘图学等科目。一九零六年二月，由清政府派送日本留学。到日本后，最初入巢鸭宏文学校，预备日语。嗣改入小石川区实科学校理化专修班学习理化。毕业后，考入东京法政大学专门部政治科，校长梅谦次郎。一九一一年六月毕业。我从幼年上学，最喜研究《春秋》三传、尤好《公羊》。另外，喜研究《论》、《孟》、《询》、《韩》、《老》、《庄》等书。清朝考据家如戴、段、钱、王各家著作，亦喜钻研。此外，佛学性相各宗经论，如《大班若经解》、《深密经》、《佛地经》、《华严经》、《大智度论》、《般若灯论》、《大乘掌珍论》、《瑜伽师地论》、《成维识论》等，亦研究五六年，稍能深入。共产主义著作，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列昂节夫的《增至经济学》，李宁的《国家与革命》，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新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都粗有研究，未能细致深入。

我个人的著作，如《广韵诠纽》、《荀子教学方法》、《老子要义诠释》、《程伊川实践哲学论》等，抗战期间都失散了。《豫报》、《河南》杂志、《国是报》、《自由报》，我都有文字写作，现皆散失无存。

于一九零六年二月到日本留学，即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中国同盟会，当即与河南同志组织河南同盟会支部，公推曾可楼为河南同盟会支部长，我为支部书记，掌管开会时记录及保管文件。曾可楼毕业归国，我代理为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长。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八月武昌起义，传檄河南，河南省咨议局议员及优级师范学堂学生分配革命任务，把河南全省分为四路，联络起义。我担任新郑、密县、叶县、南阳一带的联络工作。嗣以袁世凯大军压境，宝棻、齐耀琳等又调兵防阻，成功不易，河南省咨议局推定我赴上海，请求上海军政府都督陈英士调派军队，帮助河南起义。我到上海后，很快就组织了河南北伐队，河南学生参加甚多马静生、郑耀五、李锐五、海廷壁、杨靖西等亦往参加，曾经开至黄州、阳罗一带，南北议和，宣告解散。

一九一二年二月，我三十三岁，当选为民国临时参议院参议员。根据临时约法，由河南省会人民大会选举。一九一三年三月，当选为正式国会议员。正式国会为两院制，我当选为参议院议员，由河南省议会选举。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解散国会，孙中山先生领导护法，国会在广州开会，我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到广州参加护法。一九二一年，由广东返回上海，休养一个时期。一九二三年，被河南省长张风台邀至河南，任河南省自治筹备处处长，制定河南县市自治条例。正举办期间，洛阳吴佩孚下命令，谓我假借自治名义，树党营私，冀图颠覆等等，把我扣押在吴之参谋处三十七天。后被释出。并停办自治。

一九二五年，应国民二军胡笠生邀请，担任河南省政务厅厅长。逾年，国民二军失败，我又到上海养病。一九二六年，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起义，我被广东国民政府任命为河南省宣抚使。是时，吴佩俘军队被樊钟秀邀击，吴几被擒获，樊驻扎信阳柳林车站，我亦到柳林，设立宣抚使署，与樊合作。我在柳林曾散发许多宣传品，说明广东政府北伐意义，并召集红学（红枪会）百余人开会，红学都相安无事。一九二七年，宣抚使名义被撤销，我又返上海。一九二九年十月，南京政府行使五院制，立法院由胡汉民担任院长，林森为副院长，立法委员四十余人，我被任命为立法委员。立法院二年改选一次，第三次改选由孙科担任院长，张继、覃振相继为副院长，五次改选我都继续连任。抗战时期，南京政府迁至重庆，我请假未去。随河南省政府居住南阳八个月。适河南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成立，我即被选为参议员，并被选为议长。临时参议会组织成立时，为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由此遂辞去立法委员，专任河南省参议会职务。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信阳解放，参议结束，所有文件器具都交军管会接受，并由军管会发给各人路政回家。我于五月到新蔡县。六月奉到河南省政府电，来至开封学习。九月，北京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我被推为民革代表，前往参加，并参加了十月一日首次国庆。这是我一生的庆幸。这时我年七十岁。

一九五零年，当选为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二年，中南军政会改组，我被选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一九五八年以后，任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社会人士于我有影响者颇多，现只写五人。

3、刘汉川。热心革命。我常受其督促。一九四八年，他屡从上海来函催我赴沪，我迟迟不行。我忆及此事，深为感愧。

4、周凌卓。辛亥年河南起义，周为参谋长，与总司令张忠端同时被捕，周当时经河南京官保释，未被枪杀。他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为表示过自己于革命有贡献。他喜写字，至今未离笔砚。我受其影响，亦喜学习书法。

5、阎明初。是我同学。为人有忍耐性，对朋友困难多所济助，毫无吝啬，我困难时受其帮助不少，至今念之。彼现在新蔡县完小当校长，学习有进步，思想改造比我前进，我愿向他学习。

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

（刘积学于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病故。本文摘于《河南文史资料》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