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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大勇'''，俗家姓李，名锦章， [[ 四川 ]] 巴县人，出生于清 [[ 光绪 ]] 十九年(一八九三年)，早在毕业于 [[ 四川 ]][[ 法政学校 ]] 。民国初年，曾在 [[ 四川 ]] 的军政界任职。他于公余之暇，博览群书，但都不遂其志，及至读到内典，兴趣大增。民国七年(一九一八年)，锦章和他的朋友 [[ 黄葆苍 ]] 、 [[ 董慕舒 ]] 、 [[ 孙道修 ]] 等，在 [[ 重庆 ]] 听佛源法师讲经，深生信心，先后皈依了 [[ 佛源法师 ]] 。

中国密教始自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元四年，中天竺沙门善无畏，携赍梵箧，经西域抵长安弘化， [[ 唐玄宗 ]] 礼为国师，在大内设置道场，尊善无畏为灌顶大阿阇黎。四年之后，南天竺沙门 [[ 金刚智 ]] ，携弟子 [[ 不空 ]] 抵 [[ 长安 ]] ，同弘密教。善无畏译出《大日经》，金刚智译出《药师如来观行仪轨法》，不空译出《金刚顶经》，开创了中国佛教的大乘密宗。

在 [[ 唐玄宗 ]] 、肃宗、代宗诸朝，由于皇室的崇信，密宗颇为盛行。百余年后，唐武宗会昌法难，佛教遭到浩劫，密宗亦趋衰微。后来历经唐末五代十国之乱，寺院荒废，经疏销毁，行仪轨法，流为市井歌呗。后来，宋代设置译经院，虽有 [[ 法贤 ]] 、 [[ 施护 ]] 、 [[ 法天 ]] 等，继译密教经典，而密宗终未能复兴。到了 [[ 明太祖 ]][[ 洪武 ]] 年间，朝廷为镇压弥勒、明尊等民间秘密宗教，连带着也禁止密教，以后密宗就完全失传了。

唐代会昌初年， [[ 日本 ]] 留学中土的 [[ 圆仁 ]] 等僧侣，将密教传入 [[ 日本 ]] 。后来经弘法大师的组织与弘扬，创立真言宗，在日本流传下来。近世日本密教的中心高野山，据说最盛时有九百九十所寺院。

[[ 西藏 ]] 密教是由天竺直接传入的。公元七世纪初，天竺 [[ 莲花生上师 ]] 入藏，创立喇嘛教。元、清两代，政府以怀柔藩部政策，对喇嘛教十分尊崇与保护，但藏传密教与中土民间素少接触。直到民国初年，中土僧侣入藏学法， [[ 西藏 ]] 密教始与中土佛教交流。

中土人士，最早到 [[ 日本 ]] 学密的，是 [[ 杨仁山 ]] 的大弟子 [[ 桂伯华 ]] 。伯华于清光绪三十年东渡 [[ 日本 ]] ，学习密宗，后来留日未返，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在 [[ 东京 ]] 病逝，所以对中土佛教无何影响。民国初年，最早到日本学密，返国后在社会上弘传的，是 [[ 太虚大师 ]] 的弟子 [[ 释大勇 ]] 、 [[ 月霞法师 ]] 的学生 [[ 释持松 ]] 二人。

锦章求道心切，因读了 [[ 太虚大师 ]] 的 [[ 《论衡》 ]] 、 [[ 《摄论》 ]] 讲稿，及觉社丛刊，对太虚大师十分倾仰，于是和 [[ 黄葆苍 ]] 、 [[ 董慕舒 ]] 二人商议，要依 [[ 太虚大师 ]] 出家。 [[ 《太虚大师自传》 ]] 第十一节，记述三人出家的经过∶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三月底， [[ 黄葆苍 ]] 偕 [[ 四川 ]] 的 [[ 董慕舒 ]] 、 [[ 李锦章 ]] 三人，忽然来要求我为他剃度。因去秋黄葆苍至 [[ 重庆 ]] ，值佛源法师在重庆讲佛学， [[ 董慕舒 ]] 、 [[ 李锦章 ]] 、 [[ 孙道修 ]] 等先后皈依，葆苍亦从听讲，遂成法友。后慕舒、锦章阅我的 [[ 《论衡》 ]] 、 [[ 《摄论》 ]] 及觉社丛刊，倾仰日深，与葆苍商议非出家数年，不足以荷担佛法救世的大责任。葆苍又得王耕心──或魏默深──所著 [[ 《念佛专修法》 ]] ，及 [[ 《叙扬州某师持大悲咒得开智慧》 ]] 一书，决意出家依法专修，出家又非求我为剃度师不可...各人自作出家发愿文，意极恳切，为我万万所不能拒绝。乃只从其所求，携至鄞西天王寺，由玉皇陪同礼忏数日，先授菩萨戒，举行剃度，令与玉皇偕住在天王寺，潜修度夏。夏间，独大勇住 [[ 上海 ]] 代主持觉社三、四月，以俟秋间赴金山受戒。葆苍年最长，慕舒次之，锦章又次之，从临济宗派，依次名以传心、传佛、传众，字以大慈、大觉、大勇。

大勇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在镇江金山寺受具足戒，旋至 [[ 五台山 ]] 朝礼 [[ 文殊菩萨 ]] 道场，以求勇猛智慧。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秋季， [[ 太虚大师 ]] 在 [[ 北京 ]][[ 广济寺 ]] 宣讲 [[ 《法华经》 ]] ，大勇闻知，自五台山到北京，随众听讲。十一月中，大师离京返 [[ 杭州 ]] ，大勇留在 [[ 北京 ]] 。

这时国内念佛法门盛行，如 [[ 汉口 ]] 、长沙、 [[ 宁波 ]] 、安庆等地，各有佛教会的组织，倡导念佛法门。大勇对念佛法门不契机，他闻知 [[ 日本 ]] 高野山密宗兴盛，因而发愿学习密乘。这时适有 [[ 日本 ]] 僧侣觉随阿阇黎到了 [[ 北京 ]] ，弘传密法。觉随曾邀请 [[ 太虚大师 ]] 到 [[ 日本 ]] 学密宗，大师无去意，辞谢之。大勇发心欲往一试，遂与觉随东渡 [[ 日本 ]] 。到 [[ 东京 ]] 时，遇到 [[ 陈元白 ]] 居士之子 [[ 陈济博 ]] ，济博在东京留学，对密宗亦有兴趣，因与大勇同觉随到 [[ 高野山 ]] 。途中， [[ 觉随 ]] 忽然变了态度，对大勇和济博施以种种欺凌手段，到了高野山，也不能安住，于是 [[ 济博 ]] 仍返回东京读书，只有大勇一人留下来。

大勇访得 [[ 金山穆昭 ]] 阿阇黎，请求学法。金山穆昭亦认为大勇堪从受教，但须筹备得二年的学费。大勇乃于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春返回 [[ 杭州 ]] ，筹措费用，并约同华严大学毕业、嗣法月霞的常熟兴福寺住持持松同往。二人于是年冬季赴日，入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教。年余之后，又从金山穆昭阿阇黎学习金刚、胎藏二部曼荼罗大法，受传法大灌顶，得大阿阇黎学位。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月，大勇自 [[ 日本 ]] 归国，他本来想闭关专修几年，不意一到 [[ 上海 ]] ，就为上海、 [[ 杭州 ]] 的 [[ 江味农 ]] 、 [[ 吴璧华 ]] 等居士所劝请，先在 [[ 上海 ]] 开坛传法，继到 [[ 杭州 ]] 设坛灌顶，随他习印咒大法者多至百人。政界官员、社会名流多向他皈依。这时，武汉的佛教人士亦促请他到武汉传法，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元月大勇到了武汉。

大勇抵达武汉，佛教界人士开会欢迎，继之在武昌佛学院内开坛传法，共月余时间，先后授 [[ 一印一明 ]] 灌顶坛十次，入坛学法者二百三十七人，包括武汉三镇名流居士 [[ 李隐尘 ]] 、赵南山、孙自平、 [[ 杜汉三 ]] 、杨选承、黄子理等，和 [[ 武昌佛学院 ]] 的学僧多人。继大勇之后， [[ 持松 ]] 也回到了 [[ 武汉 ]] ，他是 [[ 湖北 ]] 人，较大勇更得信众欢迎，回去后即出任武昌洪山宝通寺住持，在寺中讲经、传戒、灌顶。一时之间，学密的风气风靡了武汉三镇，甚至于原来支持太虚大师创办佛学院的人，也转而支持大勇和持松的密教，使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根本道场──武昌佛学院，也因而受到极大的影响。

大勇离开 [[ 武汉 ]] ，到了 [[ 北京 ]] ，同样受到佛教居士的欢迎，在北京开坛传法，受法的弟子也很多。传法过后，他原想到庐山闭关潜修求证，这时他闻知住在 [[ 雍和宫 ]] 的白普仁喇嘛精于藏密，乃前往请教，遂又生起入藏求法的心愿。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九月，他在 [[ 北京 ]] 慈因寺成立「藏文学院」，作入藏学法的准备。这所学院得到 [[ 武汉 ]] 地区 [[ 汤铸新 ]] 、胡子笏、 [[ 但怒刚 ]] 、刘亚休等名流居士的经济支持。这些人原来都是支持武昌佛学院的，现在转而支持大勇的密教。藏文学院创立，除了在北方招收的学生外，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生会中， [[ 法尊 ]] 、观空、 [[ 严定 ]] 、法舫，职员 [[ 大刚 ]] 、超一等，都到了 [[ 北京 ]] 入学。学院于十月十一日开学，大勇曾请出身西藏哲蚌寺的多杰觉拔尊者到院为导师，尊者留院两月，为学僧开示西藏佛教住持传承规模、学法习定、修持浅深，成就过程等。

藏文学院经过半年多的讲习后，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五月，大勇把学院改组为「留藏学法团」，准备入藏。这时有一段有趣的传说流传下来，据说 [[ 白普仁喇嘛 ]] 为大勇请护法神保护他入藏，但 [[ 西藏 ]] 的护法神没有请到，却把 [[ 广济寺 ]] 护法的狐仙请来了，附在学僧天然和超一身上，他二人当下即有能知他心及发人隐私的能力。狐仙力阻大勇赴藏，劝大勇留在北京，狐仙愿意为其护法，如大勇不听，狐仙称将力作阻扰。后来经多杰尊者诵经持咒，才将狐仙驱走。

总务股∶主任 [[ 大刚 ]] ，股员 [[ 严定 ]] 、 [[ 观空 ]] ，和一位管帐的杜居士。

学法团以 [[ 汉口 ]] 、宜昌、 [[ 重庆 ]] 、峨眉、 [[ 成都 ]] 、打箭炉为途中大站，按站进行。是年冬，经由 [[ 四川 ]] 进入西康。这时西藏方面怀疑学法团有政治目的，多方阻挠，不允入藏。学法团乃在西康打箭炉(后改为康定县)停留下来，依大格西洁尊者修学藏文经典。大勇在此段时间内，并将 [[ 宗喀巴大师 ]] 的 [[ 《菩提道次第略论》 ]] 译为汉文。他于修学之暇，复为当地汉民演说中土佛教，使渐知敬信。如此经过年余，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春季，大勇再率一部分团员前进，拟赴 [[ 拉萨 ]] 。另一部分仍在打箭炉，大勇行至藏边甘孜，复为守军所阻，不得已在甘孜停留下来。

甘孜有一位 [[ 札迦大喇嘛 ]] ，道隆德劭，为全藏人所崇仰。大勇领着学法团，依止札迦大喇嘛，穷研密宗，精进不懈，大勇并得札迦传以阿阇黎法位。

另一方面，大勇率学法团入藏，初期经费全由华北的护法居士支持。民国十五、六年(一九二六、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政局丕变，学法团的经费来源就中断了。在甘孜期间，以经费困难，团员间生活极为艰苦。且康藏苦寒，团员中有以气候不能适应，或水土不服而罹病及丧命者，已占十之二、三。到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间，健存者已不及二十人。大勇亦以生活艰苦、积劳致疾，于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在 [[ 甘孜 ]] 札迦寺示寂，世寿仅三十七岁，僧腊十年。

学法团团员之中， [[ 法舫 ]] 随团到甘孜，见入藏机缘未熟，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返回 [[ 武昌 ]] 佛学院;随行的能海法师，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即离开甘孜，独身入藏，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到拉萨， [[ 礼康萨仁波 ]] 切为师，留藏七年，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回内地弘化。 [[ 法尊 ]] 于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进入西藏，学法于拉萨哲蚌寺，三年后取道印度回国，主持太虚大师创办的「汉藏教理院」，十余年间，培育出大批的汉藏佛教僧才。

至于其他的团员，密悟、恒演于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入藏深造， [[ 大刚 ]] 留在西康未返。其于未入藏的，在西康学习多年之后，也先后返回内地，其中 [[ 严定 ]] 、 [[ 观空 ]] 二人入汉藏教理院任教，严定且任藏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