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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日期 = {{birth date |1907.|01.|13}}

| 逝世日期 = {{Death date and age|2003.|08.|30|1907|01|13}}

'''[[劳干]]'''(1907-2003)，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人。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后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累升研究员。主攻汉代历史。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 。1962 。 1962 年以后留居美国。一生致力于历史研究，深具造诣。为台湾中国古代史权威学者，具有国际学术影响。著有《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劳干学术论文集甲编》、《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汉代察举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等。

*1942年4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共同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赴西北地区敦煌和黑水流域进行考古调查，作为团员的劳干，主要考察了敦煌的阳关、玉门关及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长城和烽燧遗址。 [[File:劳干作品2.jpg|缩略图|[http://www.kfzimg.com/G07/M00/C5/22/q4YBAFxmmuaAaKQKAAJptCQFC1o540_n.jpg 劳干作品][http://book.kongfz.com/249657/1138098423/ 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他写下五言古诗《居延故址》: "行役尚未已，日暮居延城。   废垒高重重，想见悬旗旌。   今兹天海间，但有秋云轻。   归途遇崎岖，枯柳相依凭。   长河向天流，落日如有声。   刺草凝白霜，古道纷纵横。   岂伊车辙间，曾有千军行。   吊古宁复而，世乱思清平。 谁为画长策，<ref>赢此千载名?"</ref>

这次考察对劳干研究居延汉简帮助极大 谁为画长策 ， 奠定了以后工作的基础，也促使他后来写了《[[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1943年)、《[[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1944年)、《[[两关遗址考]]》(1944年)、《[[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1948年)、《[[论汉代玉门关的迁徙问题]]》(1960年)等重要论文。这些文章都是根据汉简所记，结合文献史籍记 赢此千 载 ，再加上实地考察所得，从全方位、多角度对汉代政治、名?"

这次考察对劳干研究居延汉简帮助极大，奠定了以后工作的基础，也促使他后来写了： 《[[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1943年) 《[[汉简中的河西经济生活]]》(1944年) 《[[两关遗址考]]》(1944年) 《[[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1948年) 《[[论汉代玉门关的迁徙问题]]》(1960年)等重要论文。 这些文章都是根据汉简所记，结合文献史籍记载，再加上实地考察所得，从全方位、多角度对汉代政治、 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方面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其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汉代历史和文化的主要参考资料。

*1984年，居延汉简图版在台湾再版时，劳干写了序言:"它(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相同，都属于中国边塞上的记录，还牵涉到政治、经济和一些生活问题。   这些记录有的是琐细而无关宏旨，有些却非常重要，有的可补文献上之不足，有的可纠正文献上的错误，或给文献中不明白之处作一个较好的注释。"

[[File:劳干1.jpg|500|缩略图|[https://p1.ssl.qhmsg.com/t01fa4d389071b7ae51.jpg 劳干毕业于北京大学][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5-05-12/1130468402.shtml 来自新浪教育]]]*195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2 。 *1962 年到美国加州大学任教授。

[[File:劳干作品1.jpg|缩略图|[https://timgsa.baidu.com/timg?image&quality=80&size=b9999_10000&sec=1574567160969&di=67932151d79c233780d50074d396b55a&imgtype=0&src=http%3A%2F%2Fwww.kfzimg.com%2FG00%2FM00%2F1B%2F3E%2FoYYBAFNbqGmAQ6kxAAGeG0SWVpY084.jpg 劳干作品][http://www.kongfz.com/writer/laogan/ 来自孔夫子旧书网]]]劳干的研究范围以汉代为中心，上及上古，下及北魏晋南北朝。任职中央研究院时，敦煌的木简以及居延的木简都已发现。敦煌木简已有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研究成果。   居延汉简是一个更大的部分，尚需人开始研究。到了近些年，新的发现不仅是汉简，而且秦简也发现了，足见其从前以汉代为出发点是有眼光的。劳干做了不少有关秦汉的政治制度研究，写了不少论文，从中央官制到地方官制都有所论列。   如《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既找出了汉代中央机构决定权所在 ， 。  又找出了汉代宦官和外戚所以能够掌权的关键。如《[[秦汉九卿考]]》，说明了秦汉九卿制的演变。睡虎地秦简发现以后，证明了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此外，还著有《[[居延汉简考释]]》、《[[汉晋西陲木简新考]]》、《[[秦汉史]]》、《[[敦煌艺术]]》、《[[成庐诗稿]]》、《[[劳干学术论文集]]》、《[[魏晋南北朝史]]》等重要著作。   在中央研究院集刊、院刊、清华学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其中部分在大陆报刊上发表。台湾出版的《湖南文献》以《[[中央研究院湘籍院士劳干先生访问记]]》为题介绍了他的治学经历和主要成就。

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开简牍研究之先河。后人不断对敦煌汉晋木简有所考订、补充、修正，如1931年张凤编著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等。   但是，由于原简实物流散国外，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直到1930--1931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了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之后，这一局面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些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各个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其中劳干的贡献最为突出。

劳干在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 (一)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 (二)簿册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 (三)信札 (四)经籍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 (五)杂类无年号者、有年号者。   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干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 (一)简牍之制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 (二)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 (三)有关史事文件举例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 (四)有关四郡问题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 (五)边塞制度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 (六)边郡生活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着、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 (七)书牍与文字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不标准但有划时代意义，劳干的分类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标准也不尽科学，但在简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后，中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以出土地点、年代、书写格式及人名为标准，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分类方法。应该说，他们都是在继承了王国维、劳干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科学化的结果。"简牍文书分类，既要依据其出土地点、形制和书式，也要分析考辨其内容、题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的多因素考虑下，优选出合理的、科学的分类法。"

劳干居延汉简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汉简资料与汉代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以简证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徐苹芳评价道:"他(劳干)在《[[流沙坠简]]》的基础上使简的分类更加详密，大体上概括了居延简的类别。他研究的范围广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国维所创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来恢复汉代历史。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劳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获得很高的评价。   他自己说:"在许多论文中，也只是先去找问题，找疑点，然后再尽量的搜求证据。至于结论如何，我自己多半是不知道的，有时把结论规定好了，又重新换过，有时所得的结论并非原来所预料的结论，甚至有时还是不大喜欢的结论，为着阐明事实的真像，也时常放弃了可喜的、有趣的结论，而归到平常的、毫不惊人的结论。"

劳干认为，居延屯田始于汉武帝太初年间，由于其地处弱水(今额济纳河)下游，为一沿河绿洲，是西北边塞的门户之一。从张掖至居延的烽燧线上，有大湾、地湾、红城子、破城子等地，都是平原沃壤，以额济纳河所引渠水灌溉，最适宜屯田。   汉代在西北各地皆设有田官，负责屯田事宜，其中居延有两个田官区。关于屯田管理系统，劳干说:"汉代屯田之组织不详，今据诸简有守农令，有长官。守农令者或农令之守护者，长官当为其别称也。都尉之下有候官，农令或长官当亦属于都尉，若候官之比矣。"据此，则屯田管理系统为都尉--<ref>农令(长官)。</ref>

劳干将烽燧制度总结为: "一曰表，或作蓬，以缯布为之，色赤与白。

"关于以灶放烟，劳干说:"诸简言蓬品者，多仅言蓬而不及烟，实则蓬为烽表，烟为亭隧之烟，二物相殊，本不相混。……今从汉代烽台之制察之，凡现存诸烽台，其上常有灶口，灶即在台顶，上施烟突。其较完者，灶突尚黑，以草燔其中，尚可以孤烟直上也。 "他断言蓬单指蓬表，而烟发于烽台之灶。此后，不少学者师承其说，并认为在考古调查发掘中，已见到烟灶的实物。但是，吴礽骧依据在敦煌、居延地区进行的汉代烽燧遗址调查资料，均未发现烽台顶上有灶突遗迹的事实，指出考古发掘中尚存的位于烽台下的炉灶，不能证实为施放蓬烟之灶，据其所在的部位推测，应作炊事与取暖之用。

秦汉史无大家，是史学界内多年以来的流行话。然而，劳干是秦汉史名副其实的大家，只是因为他的学术活动分别在大陆、台湾和美国，聚焦分散，未能热炙成型而已。劳干先生的学术研究，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分野。   比如《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一书的论题，包括政治与历史、制度、思想、社会、地理与边疆、历法、考古与文字学、文学和古籍。劳干不仅研究领域宽广，他的学术关注所体现的思维厚度，从高层到基础，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层面。

从秦帝国的建立到清王朝的灭亡，在中华帝国时代的二千年中，王朝国家的治乱兴亡呈现一种不断反复的振荡循环，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或者叫做王朝循环问题。   中国历史的周期问题，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世界历史的特异，不仅成为中国史家的关注点，也吸引了世界史学界的注目。《中国历史的周期及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就是劳干对于这个至难的高层次的史学问题所做的一个回答。

在中国历史上，恪守臣下之位而代行君王之事，有三位备受推崇的典范人物，一位是周公，一位是诸葛亮，还有一位是霍光。   劳干在《霍光当政时的政治问题》中，对这位历史伟人做了平和易懂而又深入的论述。霍光是"根据事实，不尚理论"的政治家。他成功地收束了汉武帝晚年以来的濒危政局，安定国本，休养生息，开创了昭宣中兴的稳健发展局面。   班固说霍光"不学无术"，批评他不通儒家经书，殊不知"出于客观的需要，并非有一个理论在后面指导"，这种实事求是的政风人物，正是维持汉代国运昌盛的中流砥柱。汉代务实政风的基点，在基层组织的建设。汉代的亭，一直是秦汉史学者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显得细小，那些纵论天下、臧否人物的说客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在严谨的历史学看来，这个问题不但非常务实，而且非常重要，是汉代社会和行政结构的基础问题，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劳干指出，儒家的成功主要是在教育上，这就使从学校出来的人大都有亲儒的倾向。想来确是如此，孔子开学校，教授弟子，整理古代文献，规范伦理道德，是他对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贡献。   孔子是教育之祖，是伟大的教育家和伦理学者，这应当算是他最基本的评价。孔子在政治上是非常不成功的人，后来将他塑造成政治导师般的圣人，处处都是当代政治意识的参入和利用，实在是偏离了历史的真象 。 考察汉代社会，其思想的主流经历了初期的黄老道家，中期的儒法并用和后期的儒家独尊，国势也经历了有活力的上升弱势，开始僵化的下降强势和脱离现实的亡势。思想僵化的起因，正是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政治直接介入学术，思想和文化由此丧失创造力和活力;独尊儒术是学术和政治联姻，儒家思想由此僵化，政治也由此步入脱离现实的迷途。到了王莽将儒家的空想模式直接导入到政治和社会制度当中时，其结果就是天下大乱，王朝倾复 。

考察汉代社会，其思想的主流经历了初期的黄老道家，中期的儒法并用和后期的儒家独尊，国势也经历了有活力的上升弱势，开始僵化的下降强势和脱离现实的亡势。思想僵化的起因，正是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是政治直接介入学术，思想和文化由此丧失创造力和活力;独尊儒术是学术和政治联姻，儒家思想由此僵化，政治也由此步入脱离现实的迷途。到了王莽将儒家的空想模式直接导入到政治和社会制度当中时，其结果就是天下大乱，王朝倾复。 大体而言，中国历史上凡是强盛而生气勃勃的时代，都不是儒术独尊的时代。从政治上尊儒，就是从思想发展上断送儒家思想的活力。同时，将儒家思想引入到政治思想中，其结果就是使政治思想走上迂腐僵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