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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传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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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王传流先生《六岁，我曾经历一场战争》
一个六岁小学生眼中的天津战役。从一个六岁小学生的角度去看，去回忆天津战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回忆录（文章）所提供的足够大的信息量对天津战役的学习研究（STUDY）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恳请王先生百忙中抽出点时间解惑答疑(括号内红字为后学提问)，还望王先生不吝赐教。言语当中如有唐突之处，还望王先生海涵。
原文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258f1f01008ip7.html
家里房子装修，搬这屋、挪那屋，倒来倒去，搞得焦头烂额。两个月没管博克了，朋友都骂我懒。收拾东西时，翻出一篇过去随手记的回忆，先贴在这儿，算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吧！
六岁，我曾经历一场战争
——幼年回忆素材之六
一九四八年底，我刚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和大人们开始有点恐慌，经常堆在一起小声议论我们孩子不懂的事。老师告诉我们，“从今天起学校休课，什么时候上学，听学校通知。”
“噢……”同学们像一群刚刚放开笼子的小鸟，都飞回家了。
没过几天，胡同里的保甲长（国民党统治时期，居民实行保甲长制度。类似现在的街道干部）通知各户，要打仗了，多存些粮食和水。记得爸爸托人买米、买面，还买了一个和我一样高的大水缸，放到了后院。我还调皮的让娘把我抱到缸里，比比缸和我谁高。
家里还买了很多白纸，裁成一条条的，贴在玻璃上，贴成米字。一时间，所有窗户上的玻璃，都成了英国的米字旗。听家里人说，玻璃上贴了纸条，为防止玻璃被震碎时，玻璃碴乱飞伤着人。
更让孩子们激动的是，有一天，天上来了很多飞机，开始撒降落伞。我们都到胡同口张望，眼巴巴的看着天上飘着白白的、像云彩一样的降落伞，真希望能飘到我们这儿来。
果真，一个小小的降落伞，远远的飘了过来。当从我们头顶掠过时，啊！竟像个大床单一样大，还有很多绳子，下面还吊着一个大大的木箱子。它从我们头顶飘过，落在了我家前面一排房子的屋顶上，把砖瓦结构的屋顶砸了一个大窟窿。
一群头戴钢盔、脚穿高腰军靴、斜跨卡宾抢的国民党军人，来到了我们胡同，去那倒霉的人家取大木箱子。我站在墙边，倚在姐姐的怀里，好奇的看着。我低声对姐姐说：可别落在咱家，砸坏了房子咱怎么睡觉啊？
长大了我才知道，傅作义给已被解放军围困的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下了死命令：死守天津。因为若天津失守，他就丢失了与共产党和谈的最后一张底牌。因此，他派飞机空投物资，既是给陈长捷打气，又是为天津的守军增加实力。
殊不知，天公不作美，飞机刚刚投出降落伞，风向变了，多数降落伞都飘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难怪，我们胡同只落了一个，来了这么多当兵的来找、来抬。
自从空投开始的那一天，街上已见不到警察了，可能是这些有家有眷的警察害怕打仗，也都跑回家了。大街上到处都是带着钢盔的军人，拿着红蓝小旗在指挥交通。在很多十字路口，都用麻袋装上土的大包，搭起了作战的工事，架起了机枪。
在那个箭在弦上的时刻，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关门。老百姓都不敢上班了，都躲在家里。真想买点急用的东西，要去敲小商店的门，价格是过去的几倍。三益里胡同口的大铁门也关上了，只有看门的老丁仍在门口忠于职守，给临时出入的人开门。
记得一天，胡同里突然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穿黑棉袄的人。别人都说他是从后胡同翻墙进来的。听他和大人们说，他是河北人，家里非要让他和一个比他大的女人结婚。他已经有相好的了，为了反抗家里的包办婚姻，他们俩一起逃婚跑了出来。没想到，要打仗了，“一对鸳鸯”跑散了。现在想出天津也出不去了，只好一个人要饭。
即将面临战争的人们，都抱有一颗同情心。不少人可怜这个要饭的，给他水喝，给他剩饭吃。这人真在我们胡同里呆了两天。
一天，“轰！”、“轰！”两声炸雷一样的轰鸣，震得人心惊肉跳。正在全家不知所措时，胖子（高农方，我小时的同学）他爸爸（我们叫他高三叔）跑到我家说：“不得了了，两颗炮弹落在了胡同外的两个空场（请描述一下空场的具体位置）上，幸好没炸。要是炸了，咱们胡同就会炸成平地了。听说是空炮壳，是解放军向国民党示威的。你说共产党的炮打得多准啊，两个空场，一边一个，真悬啊。 ”
第二天，那个要饭的小伙子没了，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从哪里走的，走向哪里。老丁说：没见他出大铁门啊。于是，胡同里又开始议论起来：
“那个要饭的肯定是解放军的探子，来侦查地形，看炮往哪里打，不然那两颗炮弹怎么打得那么准啊。”
“不可能，这么多封锁线，他哪能回得去啊，不回去怎么报告？”
“你又外行了，人家可以发电报嘛。”
“他身上什么都没有，怎么发电报？”
一时，男女老少议论纷纷……
远方的隆隆炮声，已隐隐听得见了。大人们又在四处打听消息。爸爸找了一张天津地图，成天和邻居的大人们在地图上比划着。解放军现在到哪里了？什么时候能打到我们这里？大人们在各抒己见。
炮声越来越近了，还可以听到隐隐的机枪声。一天，全家正坐在客厅里喝茶，突然，“轰！”一个巨大的声响在头顶爆裂。
“坏了，炸弹落在咱家的楼顶上了。”爸爸“腾”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带着全家人跑到一楼的楼梯底下蹲着。娘搂着我，我搂着四岁的传巾，只觉得他那小心脏嗵、嗵、嗵、嗵地跳着。吓得我们一直猫在楼梯底下不敢动弹。
外面的枪声、炮声越来越激烈，比电影中的枪炮声更震耳欲聋，更惨烈，更让人揪心。“娘，我饿了”弟弟最先叫饿了。娘掰开一块馒头，塞给我们两人，又匆匆跑到厨房去了。
去厨房要经过后院，还有一个大窗子朝着胡同。爸爸不放心，也去了两次。等爸爸再回到楼梯底下时，手里端着一笼屉热腾腾的枣窝头。枣窝头就着疙瘩头，就成了楼梯底下的战地午餐。
听娘说，晚上楼梯底下不好睡觉，全家还是乍着胆儿，到二楼搭通铺睡觉了。晚上我要撒尿，听到外面的枪声，朦胧中我还问娘：“他们还打纳？”“快睡，他们打有你什么事。”我撒完尿上床倒头就又睡着了。
当时在我们胡同周围，战斗还是十分激烈的。因为胡同西边是民园体育场，国民党军队筑有街垒式的工事；胡同东边是庆王府，国民党军队借庆王府平台的居高之势，设有机枪掩体。好在解放军为了保护城市的完整，没有在市内开炮。开展的是仅用轻武器的逐街巷战。当然，巷战是血刃之战，更艰苦、更惨烈。
其实，交战的这些天，爸爸最担心的是哥哥传冕。哥哥此时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上学，他是地下民青的团员，正在参加护校活动。护校活动也是学校地下党领导的，主要是阻止国民党军队开进学校。
开战的前几天，哥哥曾回过家。爸爸叫他留在家里，他说不能留下，学校护校队的任务还很重。在他和爸爸聊天时，我还听哥哥说：一天，他和孟尚绪（哥哥的南开同班同学，却也是公开的国民党军统人员）一起出去。走着走着，孟尚绪突然站住不动了，说：“传冕别动！”哥哥问：“怎么了？”“我踩到地雷了。”哥哥顿时懵了。孟尚绪说：“不要往前走，按来的路赶快倒回二十步，趴下。”当哥哥趴下以后，只见孟尚绪窜起一跃，“轰”的一声，飞起的泥土埋到了他们身上。这都是国民党为阻止解放军而埋的地雷。
听哥哥这么一说，爸爸更不放心了。
几天的激战，枪声一天天稀少，后来听不到枪声了。居民们开始在家门口露头，进而，走到胡同。我也胆突突的随着姐姐走到胡同，又拉着姐姐的手，走到胡同口的大铁门边。
只见街上到处都是土绿的军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后勤部召开全军后勤会议，将军服颜色确定为黄绿，材料为棉平布。而您在博文里说的是土绿色。土绿色与黄绿色是一回事吗？请您确定一下当时军装的颜色和质地。)马路上是一队队的解放军的队伍，硕大的皮帽子上插着树枝、柳条，棉衣、棉鞋、棉裤，还有那一圈一圈的裹腿（有戴棉帽的吗？）。雄赳赳、气昂昂，步伐整齐，军歌雄浑（除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三大纪律八项意”、“解放军进行曲”、“你是灯塔”您还记得唱什么歌吗），根本看不出打了几天几夜的仗，人困马乏的样子。也许是打了大胜仗，解放了诺大的天津市，使战士的精神更加抖擞。
街边的便道上，坐着一排排的国民党俘虏兵，低着头，棉帽子像是两只耳朵一样耷拉着。与站在一旁端着冲锋枪、三八大盖儿看管他们的解放军战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战局平静后的一两天，哥哥传冕从南开大学（应该是八里台南开大学南院）回来了。一进门就说：“吓死我了。我们学校传说，民园体育场这一片儿都炸平了，把我急坏了。为了学生的安全，学校还不让学生出校门。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是踩着死人堆跑回来的。”
哥哥说：“解放军的队伍（攻打南开大学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第四十六军之第一五九师第四七六团从建国门方向到达南开大学；一支是第三十八军（一纵）第一五一师（辽北独立师）第四五一团（二十八团）一部于十四日十六时攻占第四十八号碉堡附近小碉堡四个，于十五日清晨打退国民党守军七次反冲击，八时攻占第四十八号碉堡，即向纺织厂（中纺六厂）、徐湖圈（今西湖村）、南开大学方向前进。）打到我们学校时，几个护校队的同学，翻墙出去和解放军接上了头（接头的位置？目的是弄清与护校队的同学街头的解放军是哪一部分的），带领解放军抄近路向市内（能说说具体方位吗）冲去。这时他们才知道，这几个同学都是地下党员。”
“现在街上怎么样？”爸爸焦急地问。
“我哪里也没敢去，从学校径直回来了，见了那些死尸，现在我还恶心呢。”
哥哥又说：“在六里台附近，穿过一片死人堆，突然有人凄惨的叫喊，我一看，一个十八九岁的国民党小兵倒在血泊中，两条腿都炸没了，看来是没救了。他喘息着对我说：大哥，帮个忙，给我家带个信。他颤颤微微的手里攥着个纸条，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天津东局子……，再看他，已全然无知觉了。过几天，我还真要抽空按这个地址把纸条送到他家。”
“嗨，这孩子真可怜，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老蒋都这样了，不值得为他卖命。”爸爸叹息地说。
一月的天津，寒风刺骨，春寒料峭。几天没睡觉的解放军，在街边休整。为了欢迎解放军，各条街道都有人开始组织附近居民，为解放军腾房子，不能让解放军睡在大马路上啊。我们家也让出了客厅给解放军住。
我们家住了解放军的一个班。把客厅的沙发、茶几都抬走，抬不走的竖起来，靠在墙角，战士们都搭地铺睡。十几个人，满满腾腾挤了一大屋子。
记得有一天，门班长（班长姓“门”）在楼下喊：大娘我能上去吗？我娘赶快把他请上了楼。“不打扰了，就是想借两个你们不用的盆”门班长客气地说。我娘就递过去两个平时不用的脸盆。
没过几天我就发现，这两个脸盆借去一个当饭盆盛饭，一个当菜盆盛菜。楼下这个班吃饭时，蹲在地下围成一个圈，中间放的就是这两个饭盆、菜盆（能说说具体吃的都是什么食物吗？一天吃几顿饭？）。爸爸知道了以后就说：早知道是当饭盆用，我就去买两个新盆了。
自打胡同里住进了解放军，这里就热闹了。每天出操、跑步、吃饭、唱歌，生龙活虎，朝气勃勃。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三大纪律八项意”、“解放军进行曲”、“你是灯塔”都是那时听会的。
那时，我最爱扒着门边看战士们擦抢。有时解放军叔叔也把我拉进去看。拿一支三八式步枪戳起来和我比高低。
“小朋友，扛起来试试”一个小战士逗我说。他抄起了枪就放到了我肩上。门班长一把夺过了抢，“别闹，把孩子压坏了”。枪放到我肩上的一瞬间，真感到很重很重……
部队在我家住的那段时间，也是我最好奇的一段日子。每天倚在胡同的墙上，看着他们出操、跑步、集合、点名、唱歌……（操场的具体位置）
每每集合哨一吹，战士们像一阵风一样跑到了胡同中的集合点。响亮的口令、整齐的动作、坚定的步伐、嘹亮的口号，震撼着整个街道。饭前必唱歌，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部队的传统。
因此，当我长大迈进部队大门时，对部队的一切并不感到陌生。
战争中的战士是严肃紧张的，也是活泼欢快的。每当执勤班长刚刚喊一声：“立正，解散！”调皮的战士就“嗷嗷”的喊了起来。追逐、打闹、嬉戏。几个人呼地上去，抓住一个人的手脚，在地上墩屁股敦儿，孩子的天性显露无疑。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持枪出操，干脆利落的“枪上肩”，雪亮的刺刀，再加上那“刷刷”的整齐步伐，真是气贯山河，八面威风。
一次我问门班长“叔叔，别人都扛枪，你为什么不扛枪，而扛个大圆筒子啊”。门班长笑了：“我这个东西最厉害，国民党最怕我这个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门班长扛的是套着帆布枪衣的重机枪（什么式的）。原来，住在我家客厅的是重机枪班（如果是重机枪是不可能以个人扛的，如果是重机枪班不可能是每个战士都持步枪的，只副班长持）。
一天（能说说具体的日子吗？是四月初还是…？请您回忆一下解放军在您的家里住了多长时间？是否在您家过春节？这对判断驻您家的解放军究竟属何部队很重要。天津战役结束，第四十六军（九纵）在民园体育场集结后随即撤出至城外向河北霸县开进进行休整。而第四十九军（十二纵）之第一四五师（三十四师）奉命留在城内执行警备任务。大军南下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如果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那可以肯定是第四十九军（十二纵）之第一四五师（三十四师）的部队）部队出操以后，打好的背包没有拿回宿舍，而是整整齐齐的排在了胡同里。打扫卫生，擦玻璃擦地，抬桌子抬椅子，客厅又恢复了原貌。
原来是部队要开走了。
连长带着排长，到个个班的驻地向房东道谢，并检查走前的善后工作。
门班长报告：“屋里坏了一支灯泡”。连长马上让司务长做了登记，并交给爸爸一张钱。
爸爸说：“解放军解放了天津立了大功，一个灯泡算什么，何况灯泡时间长了也该坏了，这钱无论如何也不能收，自家人，何必客气”。
双方让来让去，最后那位司务长硬是把钱放在桌上走了......
军民鱼水情，倘若把那张钱留到了今天，肯定要被当作三大战役的纪念品，收藏到军事博物馆里去了。
十二年以后，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迈进了军队的大门。和老师聊天时才知道，他们很多人参加过解放天津的战斗。
王凯政委（天津战役时所属部队番号）说：“我们没捞上打攻坚战，是作为后续部队开进天津的（是从西营门进津的吗？）。一看都是高楼，真感觉到开眼了，过去真没见过。”
徐燕鸣老师说：“进了天津，三十八军文工团住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里（能说说具体地点吗？），突然电话响了，吓得我赶快向队长报告，真以为是定时炸弹呢。”
马静茹老师说：“进天津以后，部队发了一些零花钱。都是供给制，哪见过钱啊，不知道怎么花。最后我买了一把不锈钢的小勺，还让领导看见了，说我小资产阶级情调，我还在会上作了检讨。”（能否请王凯政委、徐燕鸣老师、马静茹老师等回忆一下天津战役时在天津的经历（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并形成文字发在您的博客上）
岁月如烟。当我回忆起那一段段往事时，一切都历历在目。我六岁时所经历的那场战争，那段和军人接触的经历，不能不说对我一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我不仅参军了，还在军队连续工作了四十年。军队的一切，包括军队的文艺工作，军队的新闻出版工作，军队的机关运作，军队的战略理论，军队的战役战术，军队的演习，军队的拉练，军队的野外生存，军队的远航生活……都成了我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
我热爱这个人民的军队，并为有此经历而自豪。我感谢那些走进我家门的朴实的战士，是他们把军队的灵魂刻进了我幼小的心灵，引导了我的一生……
一个六岁小学生眼中的天津战役。从一个六岁小学生的角度去看，去回忆天津战役，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回忆录（文章）所提供的足够大的信息量对天津战役的学习研究（STUDY）将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恳请王先生百忙中抽出点时间解惑答疑(括号内红字为后学提问)，还望王先生不吝赐教。言语当中如有唐突之处，还望王先生海涵。
原文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3e258f1f01008ip7.html
家里房子装修，搬这屋、挪那屋，倒来倒去，搞得焦头烂额。两个月没管博克了，朋友都骂我懒。收拾东西时，翻出一篇过去随手记的回忆，先贴在这儿，算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吧！
六岁，我曾经历一场战争
——幼年回忆素材之六
一九四八年底，我刚上小学一年级。老师和大人们开始有点恐慌，经常堆在一起小声议论我们孩子不懂的事。老师告诉我们，“从今天起学校休课，什么时候上学，听学校通知。”
“噢……”同学们像一群刚刚放开笼子的小鸟，都飞回家了。
没过几天，胡同里的保甲长（国民党统治时期，居民实行保甲长制度。类似现在的街道干部）通知各户，要打仗了，多存些粮食和水。记得爸爸托人买米、买面，还买了一个和我一样高的大水缸，放到了后院。我还调皮的让娘把我抱到缸里，比比缸和我谁高。
家里还买了很多白纸，裁成一条条的，贴在玻璃上，贴成米字。一时间，所有窗户上的玻璃，都成了英国的米字旗。听家里人说，玻璃上贴了纸条，为防止玻璃被震碎时，玻璃碴乱飞伤着人。
更让孩子们激动的是，有一天，天上来了很多飞机，开始撒降落伞。我们都到胡同口张望，眼巴巴的看着天上飘着白白的、像云彩一样的降落伞，真希望能飘到我们这儿来。
果真，一个小小的降落伞，远远的飘了过来。当从我们头顶掠过时，啊！竟像个大床单一样大，还有很多绳子，下面还吊着一个大大的木箱子。它从我们头顶飘过，落在了我家前面一排房子的屋顶上，把砖瓦结构的屋顶砸了一个大窟窿。
一群头戴钢盔、脚穿高腰军靴、斜跨卡宾抢的国民党军人，来到了我们胡同，去那倒霉的人家取大木箱子。我站在墙边，倚在姐姐的怀里，好奇的看着。我低声对姐姐说：可别落在咱家，砸坏了房子咱怎么睡觉啊？
长大了我才知道，傅作义给已被解放军围困的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下了死命令：死守天津。因为若天津失守，他就丢失了与共产党和谈的最后一张底牌。因此，他派飞机空投物资，既是给陈长捷打气，又是为天津的守军增加实力。
殊不知，天公不作美，飞机刚刚投出降落伞，风向变了，多数降落伞都飘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难怪，我们胡同只落了一个，来了这么多当兵的来找、来抬。
自从空投开始的那一天，街上已见不到警察了，可能是这些有家有眷的警察害怕打仗，也都跑回家了。大街上到处都是带着钢盔的军人，拿着红蓝小旗在指挥交通。在很多十字路口，都用麻袋装上土的大包，搭起了作战的工事，架起了机枪。
在那个箭在弦上的时刻，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商店关门。老百姓都不敢上班了，都躲在家里。真想买点急用的东西，要去敲小商店的门，价格是过去的几倍。三益里胡同口的大铁门也关上了，只有看门的老丁仍在门口忠于职守，给临时出入的人开门。
记得一天，胡同里突然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穿黑棉袄的人。别人都说他是从后胡同翻墙进来的。听他和大人们说，他是河北人，家里非要让他和一个比他大的女人结婚。他已经有相好的了，为了反抗家里的包办婚姻，他们俩一起逃婚跑了出来。没想到，要打仗了，“一对鸳鸯”跑散了。现在想出天津也出不去了，只好一个人要饭。
即将面临战争的人们，都抱有一颗同情心。不少人可怜这个要饭的，给他水喝，给他剩饭吃。这人真在我们胡同里呆了两天。
一天，“轰！”、“轰！”两声炸雷一样的轰鸣，震得人心惊肉跳。正在全家不知所措时，胖子（高农方，我小时的同学）他爸爸（我们叫他高三叔）跑到我家说：“不得了了，两颗炮弹落在了胡同外的两个空场（请描述一下空场的具体位置）上，幸好没炸。要是炸了，咱们胡同就会炸成平地了。听说是空炮壳，是解放军向国民党示威的。你说共产党的炮打得多准啊，两个空场，一边一个，真悬啊。 ”
第二天，那个要饭的小伙子没了，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从哪里走的，走向哪里。老丁说：没见他出大铁门啊。于是，胡同里又开始议论起来：
“那个要饭的肯定是解放军的探子，来侦查地形，看炮往哪里打，不然那两颗炮弹怎么打得那么准啊。”
“不可能，这么多封锁线，他哪能回得去啊，不回去怎么报告？”
“你又外行了，人家可以发电报嘛。”
“他身上什么都没有，怎么发电报？”
一时，男女老少议论纷纷……
远方的隆隆炮声，已隐隐听得见了。大人们又在四处打听消息。爸爸找了一张天津地图，成天和邻居的大人们在地图上比划着。解放军现在到哪里了？什么时候能打到我们这里？大人们在各抒己见。
炮声越来越近了，还可以听到隐隐的机枪声。一天，全家正坐在客厅里喝茶，突然，“轰！”一个巨大的声响在头顶爆裂。
“坏了，炸弹落在咱家的楼顶上了。”爸爸“腾”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带着全家人跑到一楼的楼梯底下蹲着。娘搂着我，我搂着四岁的传巾，只觉得他那小心脏嗵、嗵、嗵、嗵地跳着。吓得我们一直猫在楼梯底下不敢动弹。
外面的枪声、炮声越来越激烈，比电影中的枪炮声更震耳欲聋，更惨烈，更让人揪心。“娘，我饿了”弟弟最先叫饿了。娘掰开一块馒头，塞给我们两人，又匆匆跑到厨房去了。
去厨房要经过后院，还有一个大窗子朝着胡同。爸爸不放心，也去了两次。等爸爸再回到楼梯底下时，手里端着一笼屉热腾腾的枣窝头。枣窝头就着疙瘩头，就成了楼梯底下的战地午餐。
听娘说，晚上楼梯底下不好睡觉，全家还是乍着胆儿，到二楼搭通铺睡觉了。晚上我要撒尿，听到外面的枪声，朦胧中我还问娘：“他们还打纳？”“快睡，他们打有你什么事。”我撒完尿上床倒头就又睡着了。
当时在我们胡同周围，战斗还是十分激烈的。因为胡同西边是民园体育场，国民党军队筑有街垒式的工事；胡同东边是庆王府，国民党军队借庆王府平台的居高之势，设有机枪掩体。好在解放军为了保护城市的完整，没有在市内开炮。开展的是仅用轻武器的逐街巷战。当然，巷战是血刃之战，更艰苦、更惨烈。
其实，交战的这些天，爸爸最担心的是哥哥传冕。哥哥此时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上学，他是地下民青的团员，正在参加护校活动。护校活动也是学校地下党领导的，主要是阻止国民党军队开进学校。
开战的前几天，哥哥曾回过家。爸爸叫他留在家里，他说不能留下，学校护校队的任务还很重。在他和爸爸聊天时，我还听哥哥说：一天，他和孟尚绪（哥哥的南开同班同学，却也是公开的国民党军统人员）一起出去。走着走着，孟尚绪突然站住不动了，说：“传冕别动！”哥哥问：“怎么了？”“我踩到地雷了。”哥哥顿时懵了。孟尚绪说：“不要往前走，按来的路赶快倒回二十步，趴下。”当哥哥趴下以后，只见孟尚绪窜起一跃，“轰”的一声，飞起的泥土埋到了他们身上。这都是国民党为阻止解放军而埋的地雷。
听哥哥这么一说，爸爸更不放心了。
几天的激战，枪声一天天稀少，后来听不到枪声了。居民们开始在家门口露头，进而，走到胡同。我也胆突突的随着姐姐走到胡同，又拉着姐姐的手，走到胡同口的大铁门边。
只见街上到处都是土绿的军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后勤部召开全军后勤会议，将军服颜色确定为黄绿，材料为棉平布。而您在博文里说的是土绿色。土绿色与黄绿色是一回事吗？请您确定一下当时军装的颜色和质地。)马路上是一队队的解放军的队伍，硕大的皮帽子上插着树枝、柳条，棉衣、棉鞋、棉裤，还有那一圈一圈的裹腿（有戴棉帽的吗？）。雄赳赳、气昂昂，步伐整齐，军歌雄浑（除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三大纪律八项意”、“解放军进行曲”、“你是灯塔”您还记得唱什么歌吗），根本看不出打了几天几夜的仗，人困马乏的样子。也许是打了大胜仗，解放了诺大的天津市，使战士的精神更加抖擞。
街边的便道上，坐着一排排的国民党俘虏兵，低着头，棉帽子像是两只耳朵一样耷拉着。与站在一旁端着冲锋枪、三八大盖儿看管他们的解放军战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战局平静后的一两天，哥哥传冕从南开大学（应该是八里台南开大学南院）回来了。一进门就说：“吓死我了。我们学校传说，民园体育场这一片儿都炸平了，把我急坏了。为了学生的安全，学校还不让学生出校门。我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是踩着死人堆跑回来的。”
哥哥说：“解放军的队伍（攻打南开大学的有两支队伍：一支是第四十六军之第一五九师第四七六团从建国门方向到达南开大学；一支是第三十八军（一纵）第一五一师（辽北独立师）第四五一团（二十八团）一部于十四日十六时攻占第四十八号碉堡附近小碉堡四个，于十五日清晨打退国民党守军七次反冲击，八时攻占第四十八号碉堡，即向纺织厂（中纺六厂）、徐湖圈（今西湖村）、南开大学方向前进。）打到我们学校时，几个护校队的同学，翻墙出去和解放军接上了头（接头的位置？目的是弄清与护校队的同学街头的解放军是哪一部分的），带领解放军抄近路向市内（能说说具体方位吗）冲去。这时他们才知道，这几个同学都是地下党员。”
“现在街上怎么样？”爸爸焦急地问。
“我哪里也没敢去，从学校径直回来了，见了那些死尸，现在我还恶心呢。”
哥哥又说：“在六里台附近，穿过一片死人堆，突然有人凄惨的叫喊，我一看，一个十八九岁的国民党小兵倒在血泊中，两条腿都炸没了，看来是没救了。他喘息着对我说：大哥，帮个忙，给我家带个信。他颤颤微微的手里攥着个纸条，我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天津东局子……，再看他，已全然无知觉了。过几天，我还真要抽空按这个地址把纸条送到他家。”
“嗨，这孩子真可怜，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老蒋都这样了，不值得为他卖命。”爸爸叹息地说。
一月的天津，寒风刺骨，春寒料峭。几天没睡觉的解放军，在街边休整。为了欢迎解放军，各条街道都有人开始组织附近居民，为解放军腾房子，不能让解放军睡在大马路上啊。我们家也让出了客厅给解放军住。
我们家住了解放军的一个班。把客厅的沙发、茶几都抬走，抬不走的竖起来，靠在墙角，战士们都搭地铺睡。十几个人，满满腾腾挤了一大屋子。
记得有一天，门班长（班长姓“门”）在楼下喊：大娘我能上去吗？我娘赶快把他请上了楼。“不打扰了，就是想借两个你们不用的盆”门班长客气地说。我娘就递过去两个平时不用的脸盆。
没过几天我就发现，这两个脸盆借去一个当饭盆盛饭，一个当菜盆盛菜。楼下这个班吃饭时，蹲在地下围成一个圈，中间放的就是这两个饭盆、菜盆（能说说具体吃的都是什么食物吗？一天吃几顿饭？）。爸爸知道了以后就说：早知道是当饭盆用，我就去买两个新盆了。
自打胡同里住进了解放军，这里就热闹了。每天出操、跑步、吃饭、唱歌，生龙活虎，朝气勃勃。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三大纪律八项意”、“解放军进行曲”、“你是灯塔”都是那时听会的。
那时，我最爱扒着门边看战士们擦抢。有时解放军叔叔也把我拉进去看。拿一支三八式步枪戳起来和我比高低。
“小朋友，扛起来试试”一个小战士逗我说。他抄起了枪就放到了我肩上。门班长一把夺过了抢，“别闹，把孩子压坏了”。枪放到我肩上的一瞬间，真感到很重很重……
部队在我家住的那段时间，也是我最好奇的一段日子。每天倚在胡同的墙上，看着他们出操、跑步、集合、点名、唱歌……（操场的具体位置）
每每集合哨一吹，战士们像一阵风一样跑到了胡同中的集合点。响亮的口令、整齐的动作、坚定的步伐、嘹亮的口号，震撼着整个街道。饭前必唱歌，这是我从小就知道的部队的传统。
因此，当我长大迈进部队大门时，对部队的一切并不感到陌生。
战争中的战士是严肃紧张的，也是活泼欢快的。每当执勤班长刚刚喊一声：“立正，解散！”调皮的战士就“嗷嗷”的喊了起来。追逐、打闹、嬉戏。几个人呼地上去，抓住一个人的手脚，在地上墩屁股敦儿，孩子的天性显露无疑。
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持枪出操，干脆利落的“枪上肩”，雪亮的刺刀，再加上那“刷刷”的整齐步伐，真是气贯山河，八面威风。
一次我问门班长“叔叔，别人都扛枪，你为什么不扛枪，而扛个大圆筒子啊”。门班长笑了：“我这个东西最厉害，国民党最怕我这个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门班长扛的是套着帆布枪衣的重机枪（什么式的）。原来，住在我家客厅的是重机枪班（如果是重机枪是不可能以个人扛的，如果是重机枪班不可能是每个战士都持步枪的，只副班长持）。
一天（能说说具体的日子吗？是四月初还是…？请您回忆一下解放军在您的家里住了多长时间？是否在您家过春节？这对判断驻您家的解放军究竟属何部队很重要。天津战役结束，第四十六军（九纵）在民园体育场集结后随即撤出至城外向河北霸县开进进行休整。而第四十九军（十二纵）之第一四五师（三十四师）奉命留在城内执行警备任务。大军南下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如果是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那可以肯定是第四十九军（十二纵）之第一四五师（三十四师）的部队）部队出操以后，打好的背包没有拿回宿舍，而是整整齐齐的排在了胡同里。打扫卫生，擦玻璃擦地，抬桌子抬椅子，客厅又恢复了原貌。
原来是部队要开走了。
连长带着排长，到个个班的驻地向房东道谢，并检查走前的善后工作。
门班长报告：“屋里坏了一支灯泡”。连长马上让司务长做了登记，并交给爸爸一张钱。
爸爸说：“解放军解放了天津立了大功，一个灯泡算什么，何况灯泡时间长了也该坏了，这钱无论如何也不能收，自家人，何必客气”。
双方让来让去，最后那位司务长硬是把钱放在桌上走了......
军民鱼水情，倘若把那张钱留到了今天，肯定要被当作三大战役的纪念品，收藏到军事博物馆里去了。
十二年以后，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迈进了军队的大门。和老师聊天时才知道，他们很多人参加过解放天津的战斗。
王凯政委（天津战役时所属部队番号）说：“我们没捞上打攻坚战，是作为后续部队开进天津的（是从西营门进津的吗？）。一看都是高楼，真感觉到开眼了，过去真没见过。”
徐燕鸣老师说：“进了天津，三十八军文工团住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里（能说说具体地点吗？），突然电话响了，吓得我赶快向队长报告，真以为是定时炸弹呢。”
马静茹老师说：“进天津以后，部队发了一些零花钱。都是供给制，哪见过钱啊，不知道怎么花。最后我买了一把不锈钢的小勺，还让领导看见了，说我小资产阶级情调，我还在会上作了检讨。”（能否请王凯政委、徐燕鸣老师、马静茹老师等回忆一下天津战役时在天津的经历（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并形成文字发在您的博客上）
岁月如烟。当我回忆起那一段段往事时，一切都历历在目。我六岁时所经历的那场战争，那段和军人接触的经历，不能不说对我一生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我不仅参军了，还在军队连续工作了四十年。军队的一切，包括军队的文艺工作，军队的新闻出版工作，军队的机关运作，军队的战略理论，军队的战役战术，军队的演习，军队的拉练，军队的野外生存，军队的远航生活……都成了我人生经历的重要部分。
我热爱这个人民的军队，并为有此经历而自豪。我感谢那些走进我家门的朴实的战士，是他们把军队的灵魂刻进了我幼小的心灵，引导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