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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8月，中国第-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书记为陈独秀。参加的成员有陈望道、李汉进、李达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望道积极参与并做了许多工作，诸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等。陈望道还一度担任劳工部长，曾帮助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和邮电工会等，为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随之纷纷建立，促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陈望道身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为筹备一大召开出了大力，同时也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但由于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以及陈独秀根据不确实的事实，作出有损于他名誉的行为，陈望道愤而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因而未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他正式离开党的组织，是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第一任书记，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陈望道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为时不长、约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辞呈。

50年代问世的一些修辞学著作，如周振甫《通俗修辞讲话》、张照侯《现代汉语修辞》、吕景先《修词学习》、张剑声《汉语积极修辞》等，或在辞格体例上，或在辞格分析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修辞学发凡》的影响。1963年出版的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赞扬《发凡》对修辞方式的处理"见解精确，系统清楚"。张志公在《〈修辞学发凡〉给我的教益》一文中则称《发凡》为"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并说正因为读了《发凡》，才使他认识到"修辞学是-个宽广的，很值得探索的领域，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的学问。"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于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变迁》一书中说:"在中围，《修辞学发凡》是大家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巨著。"

陈望道不仅潜心研究修辞学，而且也重视研究文法学。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研究文法，发表论文多篇。他曾于1938年在上海语文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从1938中起至1941年，历时四载。其历史背景是:"从中阴文法和两样文法学术接触之后，……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书为能事……最近十年来则因中国文法的特殊事实渐渐地发现了，模仿体制已有难以应付裕如之苦。"因而讨论中"总的倾向就是革新《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有文法学的研究对象、体制、研究方法和词类区分等。陈望道提出:"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建议，并先后发表了《"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等十余篇论文。他还明确提出应以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把组织功能作为区分词类的依据。在讨论过程中，陈望道还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倡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同存异，鼓励大家学术争鸣。这次学术讨论，为我国文法学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陈望道汇集所有讨论的文章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成为汉语文法史上很有价值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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