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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式平(1900年1月27日-1965年3月24日)字守壹，又名三崽。人称“邵阎王”或“邵大哥”。

1931年11月和1934年6月两次当选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执行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中央定语）

大革命失败后，邵式平率部参加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建国后，儒帅邵式平首任江西省省长，文韬武略，才华横溢，讲话出口成章，结合实际，机智而风趣。他作报告一向不要秘书写讲稿，却谈论条理清晰，辞采动人，深入浅出，令人折服。

建国初期，邵省长在工作繁忙中曾多次到庐山，在庐山留下了许多传奇足迹。

（一） 　1949年5月28日，庐山刚解放10天，邵式平及随行人员在途经九江赴南昌上任途中，专程到庐山视察解放经过的情况。召见进驻庐山的解放军团长马启春、政治处主任张钟以及部分营连长，称赞接管庐山的解放军官兵严守纪律，一再强调要保护好景区的文化古迹，保护好重点别墅房号，保护好庐山人民和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他还重点视察了“美庐”官邸，仔细检查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的起居、办公处所，及侍从室遗留的各种文印、书刊等。并向警卫“美庐”的解放军官兵慰问，要求他们再接再厉，加强“美庐”前后的岗哨，严禁任何无关人员靠近“美庐”别墅。次日，邵式平离开了庐山，赴省上任。

1953年“八·一”建军节，新建的庐山登山公路（今山北登山公路），经过8个月艰苦施工，这一天胜利通车了，并在九江市东门口的九江专署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庐山登山公路通车典礼，邵式平莅会并作报告。到会的干部、职工及参加筑路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达数千人，盛况空前。邵式平在通车典礼大会上，盛赞数千名筑路大军不怕酷暑严寒，战胜高峰悬崖，仅花8个月时间，提前修成庐山历史上第一条登山公路——庐山登山公路。邵式平并建议有关方面注意搜集修路工程中，从筑路工人里面涌现出的许多生动的民歌、民谣，用以鼓舞广大群众日益高涨的建设热情。邵式平登台作报告时，手中一直拿着“发言稿”，还不时瞧瞧，全场鸦雀无声，数千到会者都用心听着，他形象的比喻，生动的语言，一字都不肯放过；他洪亮的话语，不时淹没在热烈的掌声中。会后，有人竟发现邵式平的那份“讲稿”原来是一张空白稿纸。人们问他：“邵省长，你怎么用张空白稿纸啊？”他笑着答：“不用稿纸，人家说我不严肃，信口开河。”

（二） 　1956年夏天，邵式平一行到九江视察。九江地委负责同志知道邵省长的书法过人，想起“九江报”的报头几个字需要重写，于是他们就邵省长在九江视察的机会，请他为“九江报”题写报头。邵式平将字写好后，大家看了又看，说太好、太好。一致称赞邵省长写的好字，犹如他的人品一样，刚健端庄，风格独特。第二天九江报社用红字印上报头，读者都说邵省长的题字给九江报增添了光辉的色彩。不久，“九江报”报名改为“九江日报”，报头字又请邵式平亲手题写。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邵式平留下的题字给人以回味，启迪。

这年夏天，江西行政学院教学人员在庐山牯岭河南路租了一幢房子，集体备课。一天上午，接到通知：邵省长要会见这些教学人员。大家听后兴高采烈，整理衣冠，披着骄阳，很快来到邵省长下榻的牯岭休养所。一进会客室，刚坐下，邵省长笑容可掬地从里屋走出来。邵式平身材魁伟，步履稳健，穿一套黑呢制服，给人以庄重慈祥、和蔼可亲的印象。他叫秘书拿一小盒糖果分给大家吃，并一一握手，仔细询问姓名及工作情况。他一面问，一面笑着说：“我这个院长（当时他兼任江西行政学院院长）还不认识我们的教员，哈哈！”并且要大家在“留言簿”上签名留念。 　然后，邵式平坐在中间的沙发上，与大家亲切交谈起来，鼓励大家要博览群书，认真看书学习，要做马列主义的“秀才”，要求深入实际，教学要做到实事求是。他特别嘱咐大家要热爱本职工作，他说：“哪个部门，哪个单位，都有光明的前途，行行出‘状元’嘛。”邵省长说到这里，做了一个手势，用寓意深刻的比喻，指着窗外云雾缭绕迤逦的庐山牯岭，出口成章，风趣地题诗一首，说：“庐山十八面，面面都有宝；一面没有宝，还有灵芝草。" 　说完，邵式平带头捧腹哈哈大笑起来，全场哄然，一派和谐欢乐的气氛。

（三） 　1962年9月的一天，邵式平到星子视察工作，顺便游览庐山南麓的名胜秀峰。这天上午，邵式平和夫人胡德兰（当时任省计委主任）在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专员朱冰，和星子县委书记刘俭、县长胡生寅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漱玉亭参观。朱冰指着黄岩，向邵式平介绍了《望庐山瀑布》诗中的瀑布，并朗诵了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诗句。

朱冰在50年代初当过星子县长，是知识分子出身，常借景抒情，吟咏几首诗歌。

邵式平欣赏了龙潭景色和四周的摩崖后，在漱玉亭内石凳上坐下休息。坐下不久，他指着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漱玉亭左边山石上有哪些古人的题刻，又问：“那是‘且’什么？”工作人员回答说：“是‘且听’二字。”“呵，原来是‘且听’。”邵式平凝思了三四分钟，兴致来了，横溢的诗兴涌上心头，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写下了一首五言诗：“身坐漱玉亭，面对双剑峰。欲识此间趣，且听龙潭中。”写好后，交朱冰、刘俭、胡生寅等同志看，要大家评一下，看哪一句还有不如意的地方。他又解释“龙潭中”者，为奔流不息之水也。邵式平的这首诗，一气呵成，以龙潭流水为喻，写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及永远向前的思想和情怀。 　当下大家都要邵式平用墨笔写下来，给星子留个纪念。邵式平谦虚地不肯答应，县长胡生寅再三请求。胡德兰同志（她是星子蛟塘人）也笑着帮腔说：“省长到了县里，就应该尊重县太爷的意见！”邵式平才笑着答应：“好好，写。”县委党校负责人立刻拿来了纸笔，邵式平便掸纸挥毫，把上面那首诗抄了下来。当时只有八裁纸那么大，后来放大了刻在石头上，便是如今竖立在秀峰龙潭畔漱玉亭的那著名诗碑。广大游客参观后，无不称赞当年邵省长写的诗文和书法具有独特的魅力。

邵家世代务农，父亲邵茂奎生有五儿一女。邵式平排行老三，自幼聪慧。十岁，父亲去世。

十六岁，在至亲的帮助下，于1916年在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与方志敏同窗三载，结为挚友【“二十年兄弟情、战友情（1916—1935），三十年思念之情（1935—1965）”。“方邵”之情，成就了一段千古佳话】。他们发起成立了[弋阳九区青年社]，立志[铲除人间不平，和恶势力斗]。他们敢于破除迷信，邀请爱国老师演讲，组织学生查禁日货，由一个普通青年成长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两人的名字同时传遍全城。

一九一九年七月，邵式平考入南昌一中。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积极投入革命洪流，追求真理和光明。

一九二0年夏，邵式平与方志敏等一起加入了袁玉冰、黄道等在南昌倡导、组织的[鄱阳湖社]（后改名为江西改造社）。他们出版了《新江西》季刊，提出了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一个[光明的新江西]的战斗口号，认真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九二三年秋，邵式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在李大钊、赵世炎、瞿秋白等革命先驱的影响下，邵式平以[革命救国]的思想取代了[读书救国]的愿望，开始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一九二四年初，邵式平被接收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任命为北京七区北师大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还当选为北师大学生会主任，从事学生运动。

五卅运动时，邵式平建立了北师大[沪案雪耻会]，当选为学生军总指挥，组织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声讨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血腥屠杀。

五卅运动后，邵式平又勇敢地参加了党和李大钊亲自领导的关税自主运动。经北师大党支部书记黄道和陈毅的介绍，邵式平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被批准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十二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北师大史地系党支部书记，还当选为北京学联总务长。此后，邵式平在党的领导下，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活动。

三一八惨案后，北京一片白色恐怖，党、团组织活动转入地下，邵式平遭到段祺瑞北洋政府通缉，被党组织以[北京沪案后援会湘、鄂、赣特派员]的公开身份，派回江西搞革命活动，组织农民运动的开展。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干事、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干事、中国国民党江西党部执行监察常委兼秘书长。

1926年在弋阳、横峰地区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

1927年春任中共浮梁县委书记兼中共景德镇市委书记，还曾任过中共江西省委特派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潜回到家乡弋阳，在山区组织农民开展游击活动。同年11月任中共横峰县委书记。

1927年12月与方志敏、黄道等领导弋(阳)、横(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与赣南的井冈山遥相呼应，当时人称江西“南有朱毛，北有方邵”或“上有朱毛，下有方邵”。同年6月统一指挥弋、横两县农军一举击溃弋横靖卫团，取得金鸡山等战斗的胜利，巩固扩大了以磨盘山为中心的游击区和革命武装。

1929年冬任中共信江特委委员、军委书记、信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0年7月，赣东北红军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他任政委、政治部主任，与军长周建屏率部艰苦转战，两度入闽，开展土地革命，使赣东北和闽北联成一片，形成闽浙赣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赣东北省军委书记兼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校长、政委（第一所红军军校）。

1932年12月起任闽浙赣省军委主席、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3年1月亲率红十军赴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任红一方面军五军团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后调离部队，组建闽赣苏区，曾任闽赣省苏维埃主席、闽赣省委书记、闽赣军区代政委。其间与肖劲光（后授大将军衔）因“黎川事件”被王明路线打成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罗明路线”的领导者和代表者，受到了撤职处理（注：肖劲光受到军事法庭审判为死刑，开除党籍，撤去一切职务处理。后遭毛泽东力保，才免去死刑，留党察看）。

1934年8月奉调中央根据地工作。其曾于1931年、1934年两度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初期任中央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遵义会议后再次遭受王明路线领导人的不公正排挤，降任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红一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随张国焘、朱德、刘伯承的左路军行动（红五、红九军团）。

1935年8月在四川阿坝会议和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上两次发言支持张国焘南下路线，走了一段弯路，铸成终身的遗憾。期间，曾担任金川省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并在四川甘孜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藏族）苏维埃人民政府----“甘孜博巴政府”，为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组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36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一期（红军大学二期）高级班（军、师级红军干部）学习，后留校任高级班班主任。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陕北公学教育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副校长。

1939年由聂荣臻元帅亲自向中央点将奔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任边区政府粮食局局长、晋察冀边区政府工商局局长、晋察冀边区政府四分区专员等职。

1942年后调延安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出席了党的“七大”。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任华中办事处主任。

1946年率南下干部到山西，途中接中央命令，率队转赴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辽吉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中共嫩江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西满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东北财经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6月南下,毛泽东亲自点名担任江西省第一任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9月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南局委员、中共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第二书记、省长。

1965年3月24日因病在南昌逝世。他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党和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党内领袖人物皆亲昵地称之“邵大哥”。 被后世誉为“教育省长”、“江西富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