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更

| 逝世时间 =2018年10月3日

'''方闻'''(1930-2018)，毕业于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 ，国际著名的美术史家和文化史学家、艺术文物鉴赏专家、教育家。致力以"风格分析"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古代书画的断代问题，主要出版有《 [[ 夏山图:永恒的山水 ]] 》、《 [[ 心印 ]] 》、《 [[ 超越再现:8-14世纪的中国绘画与书法 ]] 》、《 [[ 中国书法:理论与历史 ]] 》和《 [[ 两种文化之间 ]] 》等专著。2018年10月3日，方闻先生因急性白血病在 [[ 美国普林斯顿 ]] 逝世，享年88岁。

方闻先生，国际著名的美术史家和文化史学家、艺术文物鉴赏专家、教育家。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讲座教授、艺术考古系主任、 [[ 普林斯顿艺术博物馆 ]] 主席(主任)、 [[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 中国绘画部的特别顾问等职务。

1930年出生于上海，自小师从名师 [[ 清道人 ]] 之侄 [[ 李健 ]] 学书法，十岁左右便开办了个人书法展，被业界誉为神童。先就学于 [[ 上海交通大学 ]] 。

2004年2月27日-3月6日，方闻教授应邀在 [[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 举办的"第十四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分别作了《 [[ 中国艺术与文化史 ]] 》、《 [[ 书画同体 ]] 》和《 [[ 东方艺术，西方面貌 ]] 》3次演讲。

方先生( [[ 浙江仙居 ]] 人)出生于1930年的上海，天资颖异，从小便对中国书画具有强烈的感受。他在童年时期，便从清末著名书家 [[ 李瑞清]](清道人，1867—1920)之侄李健先生(1881—1956)学书、画、古文，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份深厚的感情，特别是书画方面。方先生年仅10岁左右便曾举行个人书展，轰动了当时的上海书坛而被誉为神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方先生曾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曾从 [[ 王蘧常 ]] 先生(1900—1989)学中国古文。就读一年后，方先生因发现理科与他的志趣不合而离开，改于1948年远赴美国东部 [[ 新泽西州 ]] 的普林斯顿大学研读，主修西洋史和艺术史。

当时普大的西洋艺术史研究方法主要师承 [[ 德国 ]] 艺术史大师 [[ 沃弗林]](Heinrich W lfflin，1864—1945)的风格分析理论;重要的教授为潘诺夫斯基(Edwin Panofsky，1892—1968)。1951年，他依规定修完了系中所有艺术史的课程之后，便从大学部毕业，直接进入博士班研读;在学期间曾特别从Kurt Weitzmann(1904—1993)、Erwin Panofsky、Rensselaer W. Lee(1898—1984)、和George Kubler(1912—1996)等教授学习西方艺术史，此外也从罗力教授(George Rowley，1892—1962)研读中国艺术史。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美国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与研究的情况日趋热络。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博物馆界和学术界逐渐对中国艺术史的收藏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一些重要博物馆便陆续收集了许多中国艺术品。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 [[ 波士顿美术馆 ]] 、华盛顿特区的 [[ 弗利尔美术馆 ]] 、 [[ 芝加哥美术馆 ]] 、 [[ 菲尔德博物馆 ]] 、 [[ 克利夫兰美术馆 ]] 、堪萨斯城的 [[ 纳尔逊美术馆 ]] 、旧金山的 [[ 亚洲美术馆 ]] 、哈佛大学的 [[ 佛格美术馆 ]] 、费城的 [[ 宾州大学美术馆 ]] 和普大的大学美术馆等等。同时，在许多大学中也产生了一些比较著名的教授和具体的研究成果 。[[File:C6be0901-9d3e-473b-b6f8-5e0702461015.jpg|缩略图|左|[http://art.china.cn/exclusive/images/2017-12/18/c6be0901-9d3e-473b-b6f8-5e0702461015.jpg 原圖鏈結][http://art.china.cn/exclusive/2017-12/18/content_40108730.htm 来自艺术中国]]]Rowley教授原来专研14世纪的意大利绘画，后来渐对中国山水画产生浓厚的兴趣，自己也收藏许多石刻拓本和画作(后来赠予普大美术馆)。方先生是那时Rowley教授所收学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方先生在中国书画方面独特的能力，受到了Rowley教授的重视，不但常与他谈论中国书画的问题，而且在购买中国画时也常会询问他的意见。这些因素促使方先生重拾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因此日后转而专注于中国书画的研究。方先生才能出众而且十分勤学，因此教授们对他印象极为深刻。据当年曾经教过方先生“美学”课程的Arthur Szathmary教授(1916—2013)告诉笔者，方先生当学生时十分用功，当周末其他同学都在玩乐时，他却利用时间勤练中国书法，偶尔也作简笔风格的树石画。方先生的这些特质获得了他同届同学[[艾礼德]]先生([[John B. Elliott]]，1928—1997)的信任，两人后来成为终生的好朋友。John B. Elliott先生和他的母亲Mrs. Edward Elliott女士([[Ellen Elliott]]，1901—1990)都是富而好礼、修养很好的人，且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文物的收藏具有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母子二人都以“无名氏”的身份支持普大的东亚研究和艺术史研究，同时也都是普大美术馆的赞助者和捐赠者。在方先生的协助下，他们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书画作品;其中不乏稀世之作，特别是Elliott先生所收的书法作品，不论在质与量上都可称是欧美地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收藏。他们过世之后也将大部分的收藏捐给普大美术馆。他们对普大的东亚艺术与文化研究的贡献巨大，功不可没。以下我们回头来谈方先生的艺术史研究 。

Rowley教授原来专研14世纪 === 博士生 的 意大利绘画，后来渐对中国 名著：《[[溪 山 水画产生浓厚的兴趣，自己也收藏许多石刻拓本和画作(后来赠予普大美术馆)。方先生是那时Rowley教授所收学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方先生在中国书画方面独特的能力，受到了Rowley教授的重视，不但常 无尽]]》 与 他谈论中国书画的问题，而且在购买中国画时也常会询问他的意见。这些因素促使方先生重拾他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因此日后转而专注于中国书画的研究。方先生才能出众而且十分勤学，因此教授们对他印象极为深刻。据当年曾经教过方先生“美学”课程的Arthur Szathmary教授(1916—2013)告诉笔者，方先生当学生时十分用功，当周末其他同学都在玩乐时，他却利用时间勤练中国书法，偶尔也作简笔风格的树石画。方先生的这些特质获得了他同届同学艾礼德先生(John B. Elliott，1928—1997)的信任，两人后来成为终生的好朋友。John B. Elliott先生和他的母亲Mrs. Edward Elliott女士(Ellen Elliott，1901—1990)都是富而好礼、修养很好的人，且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文物的收藏具有浓厚的兴趣。长期以来母子二人都以“无名氏”的身份支持普大的东亚研究和艺术史研究，同时也都是普大美术馆的赞助者 《[[罗汉 和 捐赠者。在方先生的协助下，他们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书画作品;其中不乏稀世之作，特别是Elliott先生所收的书法作品，不论在质与量上都可称是欧美地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收藏。他们过世之后也将大部分的收藏捐给普大美术馆。他们对普大的东亚艺术与文化研究的贡献巨大，功不可没。以下我们回头来谈方先生的艺术史研究。天桥]] ===

=== 1951年，方先生从普大大学部毕业后，直攻艺术史 博士 课程。他在修课、研究之外，也担任大学部的课程助理(precepter)，此外又曾到克利夫兰和弗利尔美术馆研究，并开始出版重要的学术论著。当时他虽才20多岁，但已是中国艺术史学界的明日之星。1955年，25岁的方先 生 便与克利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博士(Sherman E. Lee，1918—2008)合写专书，介绍该馆所藏 的名 著： 画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 《溪山无尽 图 》 )。方先生以一个博士生的身份而得 与 著名的学者合著专书，这当然是因为他的专业知识受到肯定之故。方先生在 《 罗汉和天桥 ===[[溪山无尽图]]》一书中，以风格分析的方法，从空间结构上看出画中群山向画面中景处退让，使画面近景空出一片水域的方式，应属南北宋之间山水画的表现特色，因而将它定为12世纪的作品。

1951年，方先生从普大大学部毕业后，直攻艺术史博士课程。他在修课、研究之外，也担任大学部的课程助理(precepter)，此外又曾到克利夫兰和弗利尔美术馆研究，并开始出版重要的学术论著。当时他虽才20多岁，但已是中国艺术史学界的明日之星。1955年，25岁的方先生便与克利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博士(Sherman E. Lee，1918—2008)合写专书，介绍该馆所藏的名画Streams and Mountains Without End(《溪山无尽图》)。方先生以一个博士生的身份而得与著名的学者合著专书，这当然是因为他的专业知识受到肯定之故。方先生在《溪山无尽图》一书中，以风格分析的方法，从空间结构上看出画中群山向画面中景处退让，使画面近景空出一片水域的方式，应属南北宋之间山水画的表现特色，因而将它定为12世纪的作品。 1956年，方先生(26岁)虽然还是一个博士生，但由于在学界和教学方面的表现优异，因此深受普大艺术与考古系主任E. Baldwin Smith教授(1888—1956)的重视，而被聘任为教师，讲授“西洋中古建筑史”，同时撰写他的博士论文。这在人文学科而言，是极为稀有的事。方先生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是弗利尔美术馆所藏两幅原属日本京都大德寺的《五百罗汉图》。《五百罗汉图》原为南宋林庭珪与周季常在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所合作的一套百幅作品;每幅画中都表现出五个罗汉显现神通的故事。二战前后，这套作品因种种原因而流散，其中有许多件流传到美国，当时波士顿美术馆收藏了其中的十幅，而弗利尔美术馆则收藏了两幅。为了彻底了解全套《 [[ 五百罗汉图 ]] 》的原貌，方先生除了细研弗利尔和波士顿美术馆的藏品外，并在1956年到1957年间，得到校方资助，而与方太太二人同往 [[ 日本京都大德寺 ]] ，进一步研究并拍摄那些原作。

1957年，方先生回到普大，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第一位中国艺术史博士，同时也正式开始他此后40多年的教学工作。那时他才27岁，充满朝气与远见，已经计划和东亚系的年轻汉学家牟复礼教授(Frederick W. Mote，1922—2005)合作，推动“中国艺术博士学程”。由于方先生在研究中国艺术史方面优异的表现，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重视，就连当时最有名的 [[ 喜龙仁 ]] 教授(Osvald Sirén，1879—1966)，也曾在那时去普大拜访他。1958年，方先生的博士论文获得弗利尔美术馆的重视而予以正式出版：The Lohans and A Bridge to Heaven(《罗汉与天桥》)。1959年，方先生与东亚系牟复礼教授共同在二年前开始策划的“中国艺术博士学程”正式成立。1962年， [[ 岛田 ]] 教授受聘普大后，这个学程才扩大成为“中国与日本艺术博士学程”。

这个学程的目的是：结合中国和日本艺术史的作品研究和汉学及日本历史文献研究，来训练博士生。它在资源方面结合了两系杰出的核心教师和图书设备。从成立初期到1990年代为止，就中国艺术研究而言，在师资方面，先后有艺术与考古系的方先生、 [[ 岛田修二郎 ]] 、Robert Bagley，和东亚系的牟复礼、刘子健(1919—1993)、高友工(1929—2016)、杜希德(Dennis Twichett，1925—2006)、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蒲安迪(Andrew H. Plaks)等著名教授。在图书方面，则包括艺术与考古系的马关图书馆和东亚系的葛士德东方图书馆的藏书。后者的中文藏书丰富，在美居于第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哈佛大学的 [[ 哈佛燕京图书馆 ]] 。另外普大美术馆的东亚艺术收藏也提供了这学程的教学之用。这个学程每年最多只收3名博士生。每个学生都必须以中国(或日本)艺术史为主修，另外必择东亚系的中国(或日本)文学、或历史、或思想史为副修。50多年来，该学程培养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学者;他们毕业后又回到各地的学界和博物馆界服务，从事亚洲艺术研究，并培育新一代的学者。

1962 年Rowley 年[[Rowley]] 教授逝世;方先生于是成为普大东亚艺术史研究的领导者，全力在各方面推展东亚艺术的研究。1970—1973年，方先生担任该系的系主任，同时兼任大学美术馆馆长，并且从1971年开始，更荣任普大的Edwards S. Sanford终身荣誉讲座教授。那年他才31岁。

此外，方先生认为研究艺术史，首先要了解：艺术表现本身便具有它自己的风格发展史。必需具有这样的概念，才能将所要研究的作品放在与它相关的风格发展脉络中，寻求它在时间轴线上的定位，也才能解决作品的真伪和断代问题。关于这方面，他曾三度为文加以阐明：如2003年的 “Why Chinese Painting is History”(《 [[ 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 ]] 》);又如2013年的“On Chinese Art as History: Seeing and Believing”(《 [[ 论中国艺术即历史：眼见为真 ]] 》);再如2014年的“Art as History: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s One”(《艺术即历史：书画同体》)等。另外，在2004年时，方先生曾应普大 [[ 谢伯轲 ]] 教授(Jerome Silbergeld)的专访，以问答的对谈方式，谈论他个人对中国艺术史在本质上和研究方法上的特色，而写成了《我的学术思路：回答谢伯轲教授的九个问题(上)、(中)、(下)》。原文言简意赅，精炼深奥，值得读者细加反思;它可看作是方先生数十年来研究中国艺术史心得的缩版，学术性极高。[[File:T0185ab572656e5497c.jpg|缩略图|右|[http://p0.so.qhimgs1.com/sdr/400__/t0185ab572656e5497c.jpg 原圖鏈結][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1/24/10874117_0.shtml 来自凤凰网]]]依个人有限的了解，方先生研究中国书画史的具体方法是：融和了西洋艺术史的“结构分析法”(structural analysis)，和中国传统的“笔墨鉴定法”，而建构出一套自具特色的断代方法学。由于方先生从小学习书法，因此，对于书画作品用笔的方法极为敏感，也将它视为鉴定中国书画真伪和辨识个别书画家风格的重要方法之一。他曾以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协助艾礼德先生建构了西方最好的书法收藏，此外，他也写过许多专论书法的论文，并强调“书画同体”的概念。又由于接受过西洋艺术史“结构分析”和“风格史”研究方法的训练，方先生在处理中国艺术史的问题时，不仅仅只是横向式地只专注在鉴定某件作品的真伪或断代的问题上，而是在此之前，先纵向式地追究出它的风格渊源和流变。因此，在研究一个问题时，他的思考层面极广，在脑中运转着大量的图像资料，而且贯彻上下古今，所以能见人所未见，掌握到某种风格在艺术史发展中古今通变的特色。这也是他研究艺术史在方法上异于他人的特色。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最令个人印象深刻的，至少有以下的五例：Summer Mountains(《夏山图》，1975)，“Archaism as a Primitive Style”(《 [[ 复古主义即原型风格 ]] 》，1976)，“Au-t’u-hua at Tun-huang”(《 [[ 凹凸画在敦煌 ]] 》，1981)，Images of the Mind(《心印》，1984)和“Along the Riverbank”(《 [[ 溪岸图 ]] 》，1999)等。以下个人对这些著作的内容要点稍加介绍，以见它们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