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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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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季兵燹(xiǎn)，始祖春江偕弟慕江、云江从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祝家渡避居北厍南东村。清乾隆时，其中一支迁至北厍之大港上，后一部分迁大胜村。第八世柳树芳和子柳兆薰，以及本族诸多文人，热爱乡邦文献，留下很多著作。第十二世爱国诗人柳亚子，少从母亲学唐诗，并受父亲影响，20岁即以诗文驰名海内，书法也自成一家。思想新颖，赞成变法维新，是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革命者，是“南社”创始人之一。<ref>[http://www.wujiangtong.com/webPages/DetailNews.aspx?id=6822 北厍镇志 >> 第二十卷（丛 录）第二章（北厍四大望族）] 吴江通 吴江档案局，2018-02-04</ref><br>
吴江烈士陵园北侧的胜秀桥内涵更深刻，每一块石阶都是用柳亚子先生家乡大胜村的原石搬迁重建的。据说当年柳亚子先生就是从这座桥走出大胜村，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家。如今再造这座石桥也寓意着让参观者牢记革命先驱。
== 获奖记录 其他贡献 ==
'''搜集文献'''<br>
柳亚子原名柳慰高，字号很多，在读了法国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后，就以“亚洲卢梭”自居，改名人权，号亚庐。后友人高天梅因“亚庐”之“庐”，笔画太多，而写作“亚子”，他也就认定了。柳亚子家学渊博，三岁能背诵《唐诗三百首》，12岁就背完《杜甫全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才16岁的柳亚子，已读遍自家书房的藏书。他的家乡江苏吴江，在明末就是抗清基地，人才辈出，非常讲究民族正气，这让他熏陶了强烈的反清意识，早年喜欢开“诗界革命”之风的龚自珍、梁启超的诗文，特别是南明志士张煌言、夏完淳的道德文章。<br>
1918 年，柳亚子主持南社时期，因人事纠纷，自请辞去主任职务，回到家乡，把更多精力转向家藏图书馆和搜集本土地方文献。他将几代所搜集的书籍目录《养余斋书目草本》《养余斋书目》重作调整、核对，并自辑《养余斋松陵书目》《养余斋书画目录》；与此同时，又开始有目的地搜集、整理吴江地区乡邦文献，与同乡、图书目录学家薛凤昌发起建立吴江文献保存会。他说：“此时我又在发狂地收买旧书，凡是吴江人的著作，从古时到近代，不论精粗好歹，一律收藏。这样，便花去了一万多块钱。”为此，他还编了《吴江文献保存会书目》，共收集吴江人著作740种。还不包括100余种抄本，这些抄本，多是他人家藏孤本或是尚未刊刻的稿本，若得，便请人——包括年纪很小的儿女柳无忌、柳无非等——参加抄录，柳亚子自作校对、审定；更有甚者，柳亚子还辑录若干地方文献，见存上海图书馆的《分湖诗钞》稿本23册，辑录吴江地方历代作者400余人，诗作2500余首，前19册按作者姓氏分册，后四册分别为“杂姓”、“闺秀”、“方外”和“寓贤”。此部辑集造端宏大，柳亚子乃据乡邦典籍，大量地采撷、编辑和考订，呈现了分湖地区的历史文化内涵，兼及苏南、浙西的艺文景观和望族文化。其中或可窥出早年柳亚子应用图书目录和文献学，对乡邦文化所作的巨大努力了。<br>
柳亚子非常珍重搜集的乡邦文献，见存上海图书馆的这些吴江地方抄件、稿本，很多留下他所写的题跋。这些题跋，有记述文献来源，流传始末，收集经过；有涉及撰著年代、著者、辑者及收藏者情况；有交代校勘、增补、参订缘起：有与各种刊本、抄本的比较；更有若干有价值而一般不易查询的，还广征博引，多加考证。柳亚子写字潦草，自认为“写字像冲锋一般，喜欢赤膊上阵，杀了一下，胜败不问，也就完蛋，管它写得像样不像样呢！”“我写字的毛病，就是太快，太随便，倘然把一个一个地剪碎了，连我自己也会不认得的。”但他自行抄写或写题跋，却是一丝不苟，极其工整。20世纪八十年代初，顾廷龙在谈及柳所写图书题跋时就说：“柳先生的题跋很有用，如果收集起来，可以考见其藏书之故实及吴江文献的史料。”因而，当年上海图书馆沈津先生，曾有意地收集柳亚子的题跋，计得270余篇，六万字。<br>
'''普查图书'''<br>
三十年代初，柳亚子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主持编撰《上海市通志》。通志馆白手起家，没有自己的图书资料库。他和通志馆同仁所拟的有关上海古今史事方方面面的课题，就需有大量的图书资料作依托。当时上海虽已定格为直隶中央的特别市，但基于历史因素，没有一家有权威性的、集中地方文献的文化机构，因而需要对全市的图书馆做普查，特别是那些知名度很高、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如商务东方图书馆、上海天主教徐家汇藏书楼和亚洲文会。他把这项任务交给才由持志大学毕业的胡道静，由他对全市大街小巷的图书馆调查，还特别关照他要注意这些图书馆庋藏的上海地方文献。<br>
'''捐献藏书'''<br>
1950年秋，柳亚子从颐和园乔迁到北长街89号新居，他把书房取名为“上天下地之庐”，后又将从家乡黎里和上海带来的南明史料和南社图书文献，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为开辟研究室，柳亚子很是高兴。在与柳无忌的信中还提及：“在北京的书，我把后明史料《南社文库》《革命文库》都捐给北京图书馆了。他们替我腾空了一间房子，把这些书放着，算是我的特别研究室。我随时可以去看，非常满意。”当时柳亚子还计划编写一部《南明史》。<br>
1950 年底，柳亚子又南下，在上海向[[ 陈毅]] 市长提出：“要将自己在上海及吴江乡下的藏书全部捐献给政府，由国家来保存。”陈毅欣然同意，由上海文管会组建陈乃乾、尹石公等七人小组清点装箱，此间黎里藏书就有木箱300余只，内贮书籍四万四千余册，柳亚子往来信札400余包。其中各种版本图书、报刊由上海图书馆庋藏。在此同时，他又动员老友朱希祖之子朱偰，希望将朱希祖所藏南明史料捐与国家。朱偰遂将家藏南明史料最珍贵部分整理五大箱，交与柳亚子，全部捐献北京图书馆。<br>
柳亚子捐献的图书，在五、六十年代上海图书馆就作了整理，那些庋藏的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的出版物，因其稀罕的文化价值，被厘定为一级藏品特藏。柳亚子的信件文札被编成《书信辑录》，1985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在柳亚子诞生100周年纪念时，上海图书馆又编选、影印了《柳亚子先生手札》，“既反映先生思想活动之一斑，亦体现时代风云之特点”，还举办了“柳亚子先生在上海”的展览会。<br>
早年喜搜集文学书籍，后又收藏书画、印章及30年代前后文献资料。晚年枕酣典籍中，网罗吴江人著述达千余种。1950年10月，将其故乡吴江县黎里镇旧宅中的藏书全部捐献国家，计有书籍44 000余册，还有其私人信札400余件。潜心于南明史研究，自1919年就开始搜集南明史料，所藏南明史料颇富，有《南明史料书目提要》，著录南明史料图书数百种，并将藏书处名为“羿楼”。与钱杏邨、胡朴安、郑振铎等友谊甚笃，爱好相宜。藏书室名有“磨剑室”、“笑隐楼”、“灵风别馆”、“更生斋”、“上天入地室”等。有《磨剑室藏革命文库目录》，著录书籍皆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之书刊。病故后，家属将手稿遗著20余种、所藏图书7万余册全部献给上海图书馆、苏州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