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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1956年4月，转入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师从日本著名的[[法国]]文学研究者渡边一夫教授。1957年5月，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获《[[东京大学新闻刊]]》“五月祭奖”。1958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以职业作家的身份正式登上日本文坛。1965年《[[个人的体验]]》获第11次“新潮文学奖” 。1967年发表《万延元年的足球》，获第3次“谷崎润一郎奖” 。1989年，荣获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1992年，又获得意大利的“蒙特罗文学奖” 。1973年，长篇小说《[[洪水荡及我的灵魂]]》，获第26次“野间文学奖”。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f name="中国网">{{cite web |url=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txt/2009-10/12/content_18683517.htm |title=1994年10月13日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 accessdate=2009-10-12}}</ref>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1941年进入当时的国民学校。1944年，父亲和祖母去世。1945年，他10岁那年，日本战败投降。他的家庭曾经是村子里富裕户，但随着战后的土地改革逐渐衰落。1947年，他进入大濑中学，1950年，他进入县立高等学校。1951年，他转学到了松山东高等学校。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二类，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正式成为法文系学生，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1959年大学毕业。1960年，同著名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1963年，他的长子大江光出世，婴儿的头盖骨先天异常，脑组织外溢，虽经治疗免于夭折，却留下了无法治愈的后遗症。

=成长经历=

大江健三郎对中国非常友好，曾先后在1960年、1984年、2000年、2002年、2006年、2009年多次访问中国。其中在2006年9月的访华活动中，他除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题为《北京讲演2006》和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为其新书《[[别了，我的书]]》以及《愁容童子》、随笔集《我在暧昧的日本》举行签名售书外，还在2006年9月12日至13日间前往南京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并与大屠杀幸存者及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进行了座谈。在 2009年1月的访问中，他参观了北京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

===文学思想===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思想：在无神时代里寻求文化救赎与自我拯救

大江健三郎早期小说的象征意义比较明显，也比较容易理解和捕捉，但到了后来的小说如《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象征的手法和象征的意义则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隐蔽，越来越不容易捕捉和理解。《[[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开篇有一段很难理解的描写：主人公根所蜜三郎在黎明前醒来，浑身有一种热辣辣的感觉，这种热辣辣的感觉进而又变成一种钝痛，妨碍“我”入睡。这时，前天民工们为安装污水净化槽而挖掘的长方形洞穴却在黑暗中变得清晰可见。 “我”像只老鼠一样钻进了洞穴，在洞穴中我思考了100分钟，最终找到了让自己辗转难眠的根源——“我”想逃离纷繁喧嚣的社会，寻找属于自己的宁静，正如友人肛门上插着黄瓜怪异地离开尘世一样。民工们挖掘好的洞穴象征着与现实社会隔绝的、可以获得片刻宁静的安全地带，而安装于洞穴的“净化槽”则象征着拒绝污染、拒绝尘俗的世外桃源。这样的象征常常让读者觉得比较晦涩难懂，需要用心体会才能感受得到。

===诺奖评语===

===学者评价===

大江健三郎的很多小说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或者取材于自己的生活，或者有家人朋友的影子，因而更令人瞩目；由于从小生活在日本农村，熟悉日本的方言俚语，而后来又深受法国语言文学的影响，因此大江健三郎小说的语言呈现出“[[和洋合璧]]”的奇妙色彩；同样由于深受法国作家萨特等人的影响，他的小说惯用象征的手法，从小说标题、故事情节到主人公姓名，常常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大江健三郎小说的结构迥异于传统小说所强调的前后照应、脉络清晰，情节场面的跳跃很大，因而也比较费解。

大江健三郎不仅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创作理论上也进行了不懈的追求，这集中体现在他对想象理论的不断探索上。大江健三郎对想象力问题的关注，首先是萨特的“存在——虚无——自由”、“形象——想象——自由”，其次是巴什拉的“想象力就是改变形象的能力”，最后是[[布莱克]]的“想象力就是人的生存本身”。也就是说，大江健三郎通过对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认识论大师巴什拉的想象理论的反复确认，最后在英国浪漫主义先驱布莱克的想象理论中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想象力就是改变形象的能力”，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形象的分节化”的课题，从而为想象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尝试。这无论对大江健三郎本人的创作，还是对普遍性的文学创作都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主动自觉地追随一种理论的指导，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加以发挥，应该是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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