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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首相任期只持续了六个月。大选刚结束，他的喉癌的最初症状就出现了：到四月份，他的嗓音减弱到听不到的程度，一个月后，霍德勋爵诊断他患有癌症。[[博纳·劳]]于1923年5月20日提出辞呈。10月30日他病逝于他在昂斯洛加登的家中，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ref>英国首相历届首相小传--乔治·马尔科姆·汤姆森著 新华出版社1986年4月版 </ref> “这是合适的，我们应该将无名的首相葬在无名的战士身旁。”阿斯奎斯说 。</ref>

[[ 博纳·劳 ]] 先生的保守主义，不是基于教条、成见或维护英国生活之特定方面的一种激情。[[博纳·劳]]先生在论战——既包括私人交谈，也包括公开辩论中的高超技巧，不仅归因于他思维的敏锐和记忆的持久——这给所有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也归因于他将争论限于真正属于正题和能确切预见超前步骤的实践。在论辩中，[[博纳·劳]]先生难以被回击，是由于他几乎总能给出聪明绝顶的答案。假设棋盘上可见的棋子构成了争论的整个前提；做遥远预见的任何企图，都因假想性太强、困难性太大而毫不值得，那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博纳·劳先生：他正在排除一切思想杂念地玩着辩论游戏，除了在那特定对局中走出正确的招数之外，有时候，他正如同别的政客一样狡诈；像他有一次曾指出的，他绝不像看起来那样简单。在任何既定场合，由他来毫无保留地表述他的整个思想内容，比由其他人来表述要容易得多。博纳·劳的对手，总会发现在同[[博纳·劳]]先生争论时，自己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他的镇静、他的推理能力，使他能将任何从相反态度看来是歇斯底里或过分夸张的东西，变为牢固的信仰。

在那些为这个国家而战的人们中，没有任何人的头脑在对事物表面的反应方面比他更敏捷；没有人能比他更迅速地获得必要的资料，并在会议前短暂而紧急的时刻将迫在眉睫的问题理出头绪；没有人能从与该问题有关的经验教训中记取这么多。然而，这种理解上的敏捷——不仅是关于事实和争论的，而且是关于个人及其素质的。那些大约四年前参加三一节纪念会的人，记得那次宴会后对大学生们所作的迷人的短暂演讲；在那次演讲中，他蔑视一所大学所代表的一切。 [[ 博纳·劳 ]] 先生一向喜欢将自己看成一位坦率的商界人士，认为凭自己对市场而非长期趋势的判断，如果选择工商业的话，肯定已经赚了一大笔钱。他认为自己能正确把握短期的重大变化，能凭借冷静的头脑和一位一流工商业巨子的有限目标而支配战争、帝国与革命。这是贯穿于他战时和战后政策的一个特点。例如，他认为，防止法国进入鲁尔，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提议，但这样做的后果尽管很糟，却未必像一些人所预料的那么糟。

[[ 博纳·劳 ]] 先生对成功的过度崇拜，是值得注意的。他崇拜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对于被别人所使用而达到成功的方法，他不太容易感到震惊。从前他对 [[ 劳埃德·乔治 ]] 先生的极度崇拜，主要是基于他的成功；随着劳埃德·乔治先生成功的衰减，他的崇拜也成相应地衰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