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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期間，卡內基基金會的董事會與當時不少基金會一樣，也決定改變其清一色“白種—[[盎格魯薩克遜人]]—新教徒”（WASP）的狀況，增加了婦女和少數民族，並擴大了地區和社會圈子。隨後進一步從事更廣泛的有關城市 貧困、危機和族際關係的研究和治理計畫。工作更加向社會公正、平等和人力資源的開發方向傾斜。1972年停止了原來頗為成功的資助醫學教育和醫療專案，教育的重點也從高等教育轉到中小學，特別是貧苦兒童的教育機會問題。<br><br>

黑人問題在70年代也有進一步的動作，從1972年起的10年中，對“有色人種協進會”的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美國原住民權利基金”、“墨西哥裔美國人法律辯護基金”、“關於教育問題訴訟的教育基金”等捐款共400萬美元，此外還資助[[波多黎各]]法律辯護和教育基金，監督[[紐約市]]涉及85000名[[西班牙]]裔學童的關於雙語教學的立法的執行。在此期間，基金會為多項對政府進行呼籲與監督的有關少數民族、婦女和殘疾兒童權利的項目捐款共1500萬美元。為此，基金會專門成立了一個獨立組織“卡內基兒童理事會]]”，由[[耶魯大學]]一位心理學家主持，產生了5項報告，有的報告內容已經超出兒童教育問題，而直指整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提出充分就業和補助家庭收入的建議。這些報告引起很大爭議。在會長的主導思想下，基金會更進一步資助一名學者[[詹克斯]]寫了一本更為激進的書，題為《[[不平等]]》，對美國社會提出尖銳批評，認為在社會從根本上不平等的情況下，教育無法平等。<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