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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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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美學與玄學互為表里,共同彰顯着人的覺醒魏晉是一個動盪的時代,但也是一個各自文化交融和發展的時代,其中魏晉美學的發展就備受關注,我們所知道的魏晉玄學似乎更加出色,但是據考究,玄學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魏晉南北朝美學產生一定的影響[1]

魏晉知識分子

魏晉玄學衝破了漢代繁瑣經學與神學迷信的藩籬,建構了一種真正超越功利的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這種審美態度給魏晉士人帶來開闊豁達的審美心胸和魏晉風度。它的發展過程是從東漢到魏晉,由清議而清談,由清談而玄談,由玄談而玄學,是一個逐漸脫離名教與黑暗的社會實際而走向以老莊思想為基礎的思辨的抽象與超越。一種新的審美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往往是和一種新的哲學方法的提出密切相關。魏晉玄學家認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作為玄學思辨的重點之一,有無之辨將玄學與美學聯繫在一起。結合當時的時代特徵,「有」與「無」就是要人們在有限的現實生活和情感世界中體驗和達到無限,從而進入一個超越有限的自由人生境界,即道家所說的「無所待」。正是在「有」和「無」連接點上,魏晉玄學和魏晉美學找到了共融和交匯。由玄學聯繫到美,我們可以得出,美既是無限的,它就不應僅僅滯留於某一有限的具體事物中,而應超越現實中的有限事物,擺脫世俗的羈絆而達到無限的自由。為了論證以無為本,玄學家提出得意忘言的玄學方法。

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不求甚解並不是不去深入地理解,而是對作為傳達文意工具的章句的鄙棄;嵇康《贈兄秀才入軍》:「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意。」彰顯玄遠意境。可見,貴無為主的玄學促使魏晉審美從現實的、有限的形式轉化為一種追求無限的,強調思辨的審美形式。

隨着美學理論上的成熟和形式上趨於佛學融合,玄學與美學的碰撞最終形成了一種以風流瀟灑為人格特徵的名士風範。自然與名教的分離體現着理想與現實、道德與自由、個體與社會的衝突與對抗。玄學認為,自然即是「無」,而名教則屬於「有」,玄學的主題就是如何對自然和名教的關係重加解釋和調整,以使名教符合自然之道和在名教中安頓人的心靈。這種由外而內、由倫理而性情的轉變體現了個體自我的覺醒,個體情感的抒發和表現成了審美意識的主要基調。

從審美人格上看,玄學中品評人物多具審美眼光,他們不以綱常名教為繩墨,也不專注於才情志業,而是把目光更多地放在風骨氣質,神情風采上,這種重神遺形的審美觀顯然受到了玄學追求本體論的影響。從文學藝術上看,作者的「情」重新回歸文學創作的本位。建安時期文學脫離經學的附庸地位開始走上自覺的道路,但建安文人並沒有明確認識到這一點。玄學以自然為本體的觀點解除了儒家「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束縛,把人的「自然」上升到理性認識,陸機第一次作了理性的表述。這些都是人的覺醒的必然結果。

美學與玄學互為表里,共同彰顯着人的覺醒,賦予魏晉知識分子開放曠達的獨特人格。[2]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