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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崗(1905-1954)，男，陝西省橫山縣武鎮鄉高家溝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碩卿；貧苦農民家庭出身。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因同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受到揭發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殺身亡；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目錄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高崗
國籍 中國
出生地 陝西省橫山縣武鎮鄉高家溝村
出生日期 1905年
逝世日期 1954年8月17日
信仰 共產主義
畢業院校 西安中山軍事學校
主要成就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人物生平
高崗1905年出生於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高家溝；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原名高崇德，字碩卿。小時候在米脂縣龍鎮小學讀書，後考入橫山縣立第一高等小學堂學習。
1927年至1931年，在國民黨西北地方部隊中秘密開展兵運工作，發動武裝起義；1932年任陝甘工農紅軍游擊隊隊委書記；1933年8月任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政治委員；11月後，任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政治委員、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是陝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
1935年2月，為了統一陝甘和陝北兩塊革命根據地黨和紅軍的領導，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他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兼總政治委員。9月紅二十五軍與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會師成立紅十五軍團後，任軍團副政治委員；1938年5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書記；1939年1月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被選為參議長。
1941年初，任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同年5月，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與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合併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後，任西北局書記。
抗日戰爭勝利後，奉命赴東北，1945年11月任北滿軍區司令員，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1947年底任東北人民解放軍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
1949年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解放前夕，高崗在黨內已成為東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2年11月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併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1953年調到中央，被控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於1954年2月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揭露和批判，8月17日，高崗自殺身亡。[3]
1955年3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高崗的黨籍。
大事年表
1905年
出生於陝西省榆林市橫山縣高家溝。
1922年
考入橫山縣立第1高級小學;受共產黨員活動的影響，組織學生自治會，曾任學生會主席，因參加進步活動被學校開除學籍。被榆林中學校長杜斌丞收入該校就讀。
1927年1月
由時任國民革命軍西安軍事政治隊大隊長的吳岱峰介紹，入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一說1926年入黨)。6月和橫山黨支部取得聯繫，舉辦農民運動通俗講習所，成立農民協會等。
1928年秋
到佳縣、吳堡一帶組織群眾抗糧抗捐。不久調膚施縣開展地下工作。1929年被派往軍閥部隊開展兵運工作，任學兵隊黨的特別支部副書記。
1930年1月至1934年5月
1930年1月至5月任馮玉祥部騎兵第4師中共特別支部副書記。
1932年2月起任紅軍陝甘游擊隊交通員，後升任第2大隊政治委員。
1933年8月至11月任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政治委員。
1933年11月至1934年1月、1934年6月至8月任紅26軍第42師政治委員。
1934年1月至5月任第2路陝甘邊區工農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5月任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35年2月至11月
1935年2月至9月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副主席、西北軍事委員會前敵總指揮部政治委員(同年5月起)。10月在陝北紅軍十五軍團肅反時被捕，後被中央派人釋放，11月底中組部對高崗和劉志丹等人平反。
1936年12月
1936年1月被派到內蒙古三邊地區。6月至10月任中共蒙古工作委員會負責人。10月任中共陝甘省委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副書記，12月任書記。
1937年5月至1941年10月
1937年5月至9月任陝甘寧特區委員會執行委員，
同年8月至1938年4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書記。
1937年8月至1942年9月任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政治委員(1941年1月起)。
1938年5月至1940年9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書記。
1938年11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
1939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生產運動委員會委員。同月至1945年8月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參議長、議長。
1939年冬至1941年8月任陝北公學董事會成員。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書記。
1941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
1941年5月至1945年9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1941年6月至10月、1943年5月起任西北局統戰部部長。
1941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
1941年9月至1943年4月任民族學院院長。
1941年10月起任中共中央幹部審查委員會委員。
1942年6月
1942年6月起和任弼時一起負責陝甘寧邊區系統分區學習委員會。同月起任西北局財經委員會成員。
1943至1944年5月
1943至1945年7月，高崗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
1943年至1945年9月任代理政治委員。
1943年5月至1944年2月任西北黨校校長。
1943年12月起任西北局友軍工作核心組主要負責人。
1944年5月
1944年5月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參加組織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和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
1945年4月至6月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主任率團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委員，在大會上作關於爭取中間分子、生產、作風問題的發言，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後奉命赴東北，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務委員。
1945年11月至1952年11月
1945年11月至1946年1月任北滿軍區司令員。
1946年5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秘書長(1946年6月起)，
1946年8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代理書記。
1946年6月至1947年1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1948年1月至8月任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同年6月至1949年3月任中央軍委東北分會委員。
1948年6月兼任東北局辦公廳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起)，
1949年4月兼任財經委員會主任。
1948年8月至1949年6月任東北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任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1948年11月起)。
1949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同年6月至1954年9月任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50年11月至1954年4月任黨委書記。
1949年8月至1953年1月任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兼人民經濟計劃委員會主任(至1950年8月)。
1949年10月至1954年8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1951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副主席。
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1952年8月至1954年4月任東北局第一書記，
1953年1月至1954年2月任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1952年11月至1954年8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
1953年至1954年
1953年調中央工作;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因同饒漱石進行分裂黨、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受到揭發和批判。
1954年
2月17日，第一次自殺未遂[4]；1954年8月17日自殺成功。
1955年3月
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進軍東北
1945年10月下旬，高崗和張聞天一起乘坐美國調停小組的飛機從延安飛往東北。11月任北滿軍區司令。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書記彭真）、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政委林彪）。1948年底遼瀋戰役結束後，林彪、羅榮桓率領大軍入關，高崗留在東北，先後擔任共產黨東北局第一書記、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等職務，是當時六個大區唯一一個身兼黨政軍四大要職的領導人，是名符其實的「東北王」。
1949年7-8月，高崗與劉少奇密訪莫斯科。7月27日，在蘇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高崗建議把東北宣布為蘇聯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認為以此可以避免東北遭到美國侵襲，使之成為南進擊敗蔣介石的可靠的基地。高崗的建議引發了劉少奇的不滿。
1949年9月，高崗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0年朝鮮戰爭期間，高崗主政東北。1951年10月，高崗又兼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高饒事件
高饒事件的實質是他們（高崗饒漱石等人）試圖把劉少奇和周恩來從中共的第二和第三的位置上拉下來。主要的目標是劉少奇。」1955年官方對此事件做結論時，稱之為「陰謀活動」和為加強個人權力而進行的「無原則」活動。
背景
「五馬進京」1952年高崗調任中央計劃委員會任主席，1953年赴京。在高崗前後調京的還有鄧小平、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勛，隨之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而所謂「一馬」即指高崗，可想其受倚重之勢。作為中共根據地出身的幹部，高崗對於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白區」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勢力不滿。
高與毛的私下談話高崗奪權的關鍵因素是他對毛澤東態度的估計，「毛澤東在1953年初期與高崗的幾次私下談話中表示了這種（主要是經濟建設和發展農業合作社方面）不滿。不管毛主席的意圖是什麼，高崗把這看成是一種信任他的信號和反對劉和周的機會」[1]
經過
1953年在全國財經會議上高崗和饒漱石等人意圖拉攏一些人對抗劉少奇、周恩來。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陳雲、周恩來發言暗指批評高崗「獨立王國」。2月17日高崗用手槍自殺未遂。1954年4月29日，高崗向中央交了《我的反省》，8月17日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葬於北京萬安公墓，文化大革命開始時，高崗的墓碑被砸爛半截。
1955年3月因高饒反黨集團事件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
升遷之謎
按照1937年5月15日制定的《特區黨選舉條例》中的有關規定，「特區黨委每一年半改選一次」。黨中央在1938年4月決定改組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任命高崗為書記，張邦英負責組織工作，王若飛負責宣傳、統戰工作。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是在中共西北中央局領導下的黨在陝甘寧邊區的領導機構，負責整個邊區黨的工作。邊區委員會書記職務之重要，不言而喻。
高崗能步步升遷，主要源於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因素。
第一，高崗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西北根據地的代表。
通過上文的敘述讀者已經清楚，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立者是劉志丹和謝子長，其次就是高崗、閻紅彥、王泰吉、楊森等人。就資歷而言，深於高崗的劉志丹、謝子長先後去世，同於高崗的閻紅彥、王泰吉、楊森也非亡即走。曾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師長的王泰吉，畢業於黃埔軍校，是渭華起義的領導人之一。他於1933年7月率領騎兵團近2000人在耀縣起義，極大地激勵了處於困難境地的西北革命活動，對於壯大西北紅軍和發展陝甘邊蘇區都起了重大作用。1934年1月初，他要求去豫陝邊做兵運工作。經黨組織同意後，他於農曆正月初二秘密從師部出發，但行至淳化縣通潤鎮時，被舊友--當地民團團長馬雲從出賣，於1934年3月3日在西安英勇就義。
曾於1934年1月接替高崗任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政委的楊森，與高崗同時進入中山軍事學校，1933年11月包家寨會議後四十二師正式成立時，王泰吉任師長，高崗任政委，劉志丹任參謀長，楊森任師黨委書記。1934年5月南梁寨子灣會議後，楊森任四十二師師長，高崗復任政委。紅十五軍團組建後，四十二師改編為七十八師，楊森仍然任師長。1936年東征戰役開始後，楊森任紅三十軍參謀長，不幸在奉命掩護東征主力紅軍回師陝北的戰鬥中壯烈犧牲，成為紅軍東征期間繼劉志丹、楊琪之後光榮獻身的第三位紅軍高級將領。閻紅彥1925年即加入中國共產黨，是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他於1933年初因「左」傾錯誤的排擠被迫離開陝甘游擊隊到上海中央局「受訓」，後被派往河北工作，1934年10月又到蘇聯，一直到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才回到陝北。
這樣一種無法預料的複雜局面，歷史地將高崗這位倖存者推到了台前，使其成了西北根據地的代言人。
第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照顧山頭政策」的需要。
高崗雖然在客觀上具備了西北根據地代言人的條件，但能否升遷還要取決於中共中央政策調整這個大的環境。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幾次講到了實行「照顧山頭」政策的必要性，也幾次檢討了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初到陝北時沒有重視陝北地方幹部的失誤。在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毛澤東首先實事求是地承認，「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有許多部分，內戰時期，有蘇區、有白區，在蘇區之內又有這個部分那個部分，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離開了這個實際，中國革命就看不見了。」然後，毛澤東極富哲理地說：「一定要認識山頭，認識了以後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後才能夠消滅。」
毛澤東還在口頭政治報告中專門以西北根據地為例，論述了如何正確對待當地幹部的問題，說：「我初到陝北，開頭忽視了這個問題。這個邊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陝北人就講閒話。有人說，陝北人只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出了這樣的言論，是由於對本地一些軍隊處理不好。」「上面那些話，證明這些同志是受了氣的。」「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陝北還是一個根據地。」
高崗等人搞起了西北根據地，西北根據地又成為中國革命的「兩點」（即落腳點和出發點）。而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認這個賬，並因此給予了特殊的關照，這才是高崗能夠逐步升遷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粗中有細的性格與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
生長於黃土高坡的高崗雖然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東北人的豪爽，但並非如有些人所言，只是一介沒有文化的武夫。他雖然不是知識分子出身，但讀過高小，上過中學，進過軍校，受教育的經歷也可謂不少。高崗確實有過赤臂衝殺、掄磚砸敵的舉動，但他也善於察言觀色，揣摩領導人的旨意。與高崗共事多年的賈拓夫就曾經評價過高崗粗中有細，或者說是先粗後細的性格特點，他說：「1930年至1933年，我在陝西省委工作期間，高崗搞兵運工作。當初對高的印象，一方面聽人說高崗很勇敢，從外表上也能看得出來，人是凶凶的；另一方面，感到他有些粗，水平不高，生活浪漫。」「1942年邊區黨的高幹會，檢討了邊區黨的歷史，證明高崗'代表'了正確路線。我當時感到：'不錯啊，高崗還是粗中有細的。'」
不過，高崗在工作中也確實有平易近人、善於與百姓溝通的特點。因此，在陝甘寧邊區一直有較高的威信。在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高崗雖然沒有當選為書記，但他在選舉中卻得票最高。
高崗後來給人們留下了敢說敢幹、雷厲風行，但說話粗俗、辦事魯莽的印象，所以經常被稱為「二杆子」。但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窮人鬧革命的那個年代，高崗的文化程度並不算低，況且高崗的性情外露，又極善言談，加之土生土長的高崗非常熟悉陝北的經濟文化和風土人情，所以講起話來很有煽動力，極易打動聽眾。
人物評價
毛澤東對高崗的評價
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那篇著名講話中，提到並且稱讚了高崗。他說，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在這種條件下，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地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澤東同志比較了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長處和短處：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和聯繫群眾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的情況的了解，對於和陝北人民的聯繫，和高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得多。1953年以後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勾掉了高崗的名字，把後面這句話改為「和一些陝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多了」。[2]
1954年2月28日，毛澤東審閱了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的發言提綱，並親筆作了一些修改。提綱中有一段話是：
「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於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於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泄氣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並且在全國勝利後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的黑暗面。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的黑暗面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這段話中的「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為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和「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化我們黨的一種反映」，是毛澤東親筆加寫的。
李維漢對高崗的評價
1981年，李維漢在一個座談會上說：「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的路線是正確的；第二，高崗在邊區黨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執行中央路線的；第三，土地革命時期陝北有兩個人民領袖——劉志丹和謝子長。」
王首道對高崗的評價
1982年，王首道在一個會議上說：「高崗在陝北同劉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據地是有功的。中央紅軍到達陝北以前，一度要把他們抓起來當作右派，後來我們給他們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崗是很感激的。但以後，高崗極端個人主義發展，走上了反黨和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高崗傳》一書對高崗的評價
戴茂林，趙曉光在《高崗傳》一書中評價高崗一生有五大功績：
1. 參與創建了西北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
2. 抗日戰爭時期連任三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
3. 國共內戰中共成功奪取東北立下功勞；新中國建國初主持東北的建設；
4. 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後勤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