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難三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韓非子·難三》是戰國末期思想家韓非創作的一篇散文。
作品原文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這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奸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奸聞之者，以惡奸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奸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奸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奸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二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祛，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鈎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鈎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仇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三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優俳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為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奸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于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為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為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後，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四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奸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
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為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于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群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
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富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污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克於上，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
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奸無積；奸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分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五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奸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奸，不亦無術乎？且夫物眾而智寡，寡不勝眾，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眾而上寡，寡不勝眾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為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為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六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右左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弦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逾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七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眾人之所肅也；宴室獨處，曾、史之所僈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奸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奸，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八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譯文
一
魯穆公向子思詢問道：「我聽說龐{米間}氏的孩子不孝順，他的行為怎麼樣？」于思回答說：「君子尊重賢人來祟尚道德，提倡好事來給民眾作出表率。至於錯誤行為，那是小人才會記住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厲伯進見，穆公問他龐{米間}氏孩子的劣行，子服厲伯回答說：「這孩子的過錯有三條。」都是穆公不曾聽說過的。從此以後，穆公看重子思而看輕子服厲伯。
有人說：魯國的君權，三代都被季孫氏控制着，不是應該的嗎？明君發現好事就給予賞賜，發覺壞事就給予懲罰，兩者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把好事報告給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樣喜歡好事的；把壞事報告給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樣厭惡壞事的：都是應該獎賞和讚譽的。不把壞事報告給君主，是和君主離心離德而和壞人緊密勾結的行為，這是應該貶斥相處罰的。現在于思不把龐子的過錯告知穆公，穆公卻尊重他；厲伯把龐子的過錯告知穆公，穆公卻鄙視他。人的心情都是喜歡受尊重而厭惡被鄙視的，所以季氏已釀成禍亂了，卻沒人向上報告，這就是魯君被挾持的原因。況且這種亡國的風氣，是陬、魯地方的人自我欣賞的東西，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不是弄反了嗎？
二
晉文公為公子時，出逃到蒲城，晉獻公派宦官披前去進攻。披斬斷了文公的衣袖，文公出逃到狄。晉惠公即位，又派披到惠竇攻殺文公，沒有抓到。等到文公返回晉國，披求見文公。文公說：「蒲城的事，獻公限令你過一夜趕到，而你當天就趕到了；惠竇的事，惠公限令你過三夜趕到，而你過了一夜就趕到了，幹嗎那樣快啊！」披回答說：「君命說一不二。除掉君主仇敵，唯恐不能完成，我管你什麼蒲人、狄人呢？現在您即位了，難道就沒有追到蒲、狄那樣的仇人嗎？再說齊桓公能不記管仲射中帶鈎的事，而任他為相。」文公於是接見了披。 有人說：齊、晉滅亡，不是理所當然的嗎？齊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業，卻忘掉他射中鈎帶的仇恨；晉文公能聽從宦官的說辭，卻饒恕他斬斷衣袖的罪責：桓公、文公是能容忍他們的人。後代的君主，明智比不上桓公、文公；後代的臣子，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君主不察覺，就會出現公孫操殺掉燕惠文王、子罕殺掉宋桓侯、田常殺掉齊簡公這樣的禍害；君主察覺了，奸臣就會用管仲、宦官披的事例來自我開脫。君主如果不處罰他們而自以為有齊桓公、晉文公的德行，就是用仇人為臣而不能洞察陰謀，反而給他們提供很多活動條件，自認為他們都是賢臣而不加戒備。那麼他們即使喪失了政權，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再說照宦官披的話；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沒有二心的，就是忠於君主。君主死而復生，臣子無愧於心，這才叫做忠貞。現在惠公早上死去，披傍晚就侍奉文公，宦官披究竟是怎樣的忠貞不貳啊！
三
有人出了個隱語讓齊桓公猜，他說：「一難，二難，三難，是指什麼？」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訴管仲。管仲回答說：「一難，是指君主親近優人而疏遠文士；二難，是指君主離開了國都而屢次去海邊遊玩；三難，是指君主年邁而遲立太子。」桓公說：「好。」也不擇定吉日就在宗廟裡舉行設立太子的儀式。 有人說：管仲猜隱語，並沒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於和君主離得遠近，而俳優侏儒本來就是和君主一起娛樂的人，那麼近優人遠文士而治理國家，並不構成困難。君主掌握權勢而不能運用它，反而糊塗到不敢離開國都，這是用一個人的力量來控制一國的人。用一個人的力量來控制一國的人，很少能夠制服他們的。君主的明智能洞察遠處的奸邪，發現隱蔽的禍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執行，即使遠遊海邊，內部一定沒有變亂。那麼離開國都去海邊遊玩而不被劫殺，並不構成困難。楚成王立商臣為太子，後來又想改立公子職，商臣作亂，就殺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寵，於是憑藉東州爭奪君位，周分成東、西兩個小國。這些都不是遲立太子的禍患。權力分配不並重，把庶子的地位壓低，寵愛他們但不給他們資本，這樣庶子即使做了大臣，遲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麼遲立太子，庶子不作亂，也不構成困難。事情中稱得上困難的，一定要給予人家權力來形成威勢，卻又不想讓對方侵害自己，這可說是第一件困難的事。寵愛紀妄，卻又不使她與正妻地位相等，這是第二件困難事。喜愛庶子，卻不想讓他威脅太子，專聽一個大臣的話，卻又要他不敢與君主匹敵，這可以說就是第三件困難的事了。
四
楚國的葉公子高向孔子詢問政事，孔子說：「政事在於使近者高興，遠者歸順。」魯哀公向孔子詢問政事，孔子說：「政事在於選用賢才。」齊景公向孔子詢問政事，孔於說：「政事在於節約財力」。這三個人走了，子貢問道；「三個人間您同樣問的是政事，您回答他們的話卻不同，為什麼？」孔子說：「葉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眾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說政事在於使近者高興，遠者則幀。魯哀公有三個大臣，他們對外阻擋四鄰諸侯的士人到魯國來，對內結黨營私來愚弄君主。使宗廟得不到灑掃，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這三個大臣。所以我說政事在於選用賢才。齊景公修築雍門，建造路寢高台，一個早上就賞賜了三個人，每個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馬車的戶數，所以我說政事在於節約財力。」
有人說：孔子的回答，是亡國的論調。葉地民眾對國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卻勸說葉公「使近者高興，遠者歸順」，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於恩賜。以恩賜作為治國手段，無功可以得賞，有罪可以免罰，這是法制敗壞的原因。法制敗壞，政治就會混亂，用亂政治理亂民，沒有見過曾行得通的。再說民眾有背叛之意，是由於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不使葉公在明察上有所長進，卻讓他取悅近者而招襪遠者，這是捨棄自身權勢的制約作用，卻使他和臣下一樣用施惠手段去爭奪民眾，這不是能掌握權勢的辦法。堯的賢明，列於堯、舜、禹、湯、文、武六王之首，然而舜搬徒一次，所到之處就形成新的城邑，結果堯失去了天下。有人不能用術來控制臣下，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沒有治國的辦法嗎？明君能從細微處發現小的壞事，所以民眾沒有大陰謀；從小事上實行輕罰，所以民眾沒有大亂。這就是《老子》說的「處理難事要從易處着手，處理大事要從小處開始」。現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賞，受賞的人並不感激君主的恩德，因為這是出力得來的；犯罪的人一定受罰，受罰的人並不怨恨君主，因為這是罪行造成的。民眾知道受罰受賞的原因都在於自己，所以急於在事業上謀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賜。「最高明的君主，民眾僅知道有那麼一個人而已」。《老子》這話是說，最高明的君主統治下的民眾沒有什麼愛悅可言！哪裡還有什麼希望恩賜的民眾呢？最高明的君主統治下的民眾對君主不講利害，勸君主取悅近者、招徠遠者，也可以作罷了！
魯哀公有些臣子對外阻擋士人到魯國來，對內結黨營私來愚弄君主，而孔子勸說哀公選用賢人，這不是根據功勞來選用賢人的主張，而是要君主選擇心目中所謂的賢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孫、季孫、叔孫三人對外阻擋士人到魯國來，對內結黨營私，那麼這三個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哀公不知道選用賢人，選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謂的賢人，所以這三個人能夠執政。燕王噲認為子之賢能而否定荀況，結果自己被殺，遭人羞辱。吳王夫差認為太宰{喜否}聰明而伍子胥愚蠢，結果被越國所滅。魯君不一定知道賢人，卻用選擇賢人去勸說他，這是讓哀公有夫差、燕王噲一樣的禍患。明君不憑個人心愿提拔臣子，臣子自會爭相進用；不自以為誰是賢人，立功的人自會隨之而來。從辦事才能上鑑別他們，用實際工作去測試他們，從成績大小上考核他們，所以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瞞賢人，不推薦不賢的人。既然這樣，君主何必勞於選賢呢？
齊景公用可出百套馬車的戶數進行賞賜，而孔子卻勸他節約財力，這是要使景公沒有辦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而獨自在上面節儉，結果仍不免於貧窮。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養自己的口腹，那麼即使是桀、紂也沒他那樣奢侈。齊國方圓三千里，而桓公用一半收入來供養自己，這樣就比桀、紂還要奢侈了。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為五霸之首，是因為他懂得什麼是奢侈，什麼是節儉。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約束自己的，叫做災難；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檢點自己的，叫做混亂；不能節制臣下而只是節制自己的，叫做貧困。明君使民眾沒有私心，禁止以詐騙為生的人；盡力辦事，把利益歸於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給予賞賜；行為污穢而圖謀私利的人，君主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懲罰。這樣的話，忠臣必能為公家盡忠，民眾必能為家庭賣力，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潔公正，即使比景公奢侈幾倍，也不會成為國家的禍患。那麼用節約財力勸說景公，並非當務之急。用一句話來回答三個人，就可以使他們沒有禍患，那就是要了解下情。下情了解得清楚，壞事處於萌芽狀態就能被禁止；壞事在萌芽狀態就被禁止，奸邪就無從積累；奸邪無從積累，結黨營私的事就不會發生；結黨營私的事不會發生，公私就會分明；公私分明，朋黨就會離散；朋黨離散，就沒有對外阻擋士人到魯國來，對內結黨營私的禍患，下情了解得清楚，就心明眼亮；心明眼亮，賞罰就公正；賞罰公正，國家就不貧困。所以說，用一句話回答就可以使三個人沒有禍患，也就是說要了解下情。
五
鄭相子產早晨出門，經過東匠閭時，聽見有婦女在哭泣。子產按住車夫的手，示意停車，仔細聽聽。過了一會兒，子產派官吏把那個婦女抓來審問，她就是親手絞死丈夫的人。另外一天，車夫問他說：「您憑什麼知道那婦女是兇手？」子產說：「她的哭聲顯得恐懼。一般說來，大家對於親愛的人，剛病時憂愁，臨死時恐懼，既死後悲哀。現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懼，所以知道她有姦情。」
有人說：子產治國，不也是太多事了嗎？姦情一定要等親自聽到和看到，然後才了解，那麼鄭國查到的姦情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獄訟的官吏，不採用多方面考察驗證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盡聰明勞心費神去獲知姦情，不也是缺少治國辦法嗎？況且事物眾多而個人智寡，寡不勝眾，個人智力難以普遍地了解事物，所以要利用事物來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勝多是指君主難以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來了解人。因此不勞累身體就辦好事情，不使用腦力就得到姦情。所以宋人有句話說：「每一隻麻雀飛過羿的身邊，羿也定要把它射下來，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為羅網，麻雀就都逃不脫了。」了解姦情也有大羅網，那就是萬無一失的法術罷了。不整頓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觀判斷作為察奸的手段，那是子產在胡干。老子說：「憑個人智慧治理國家，是國家的禍患。」大概就是說子產這種做法了。
六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詢問道：「現在的韓、魏和建國初期比較，哪個時候強大？」近侍回答說：「比初期衰弱。」「現在的如耳、魏齊和過去的孟嘗君、芒卯相比，哪個更能幹？」近侍回答說：「不如過去。」昭王說：「孟嘗君和芒卯統率強大的韓、魏聯軍，還不能把我怎麼樣哩。」近侍回答說：「確實是這樣。」樂師中期推開琴而回答說：「大王把天下形勢估計錯了。晉國六卿執政時期，智伯最強大，智伯滅掉范氏、中行氏，率領韓、魏兩家軍隊去攻打趙襄子，用晉水灌城，城牆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沒有淹着。智伯出門，魏宣子駕車，韓康子作摻乘。智伯說：『開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來消滅別人的國家，我現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用來灌魏城安邑，絳水可以用來灌韓邑平陽。』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韓康子，韓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腳，肘和腳在車上這麼一碰，終於聯合反叛，智伯的土地就在晉陽城下被瓜分了。現在您雖然強大，卻不如智伯；韓、魏雖然弱小，還不至於像它們在晉陽城下那般光景。現在正是諸侯各國碰肘踩腳合縱抗秦的時候，希望大王不要輕視了。」
有人說：昭王的提問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錯。大凡明君治理國家，依靠他的權勢。權勢不可侵害，那麼即使天下最強大的國家對我也無可奈何，何況是孟嘗君、芒卯以及韓、魏，能把我怎麼樣呢？君主的權勢可以便害的話，那麼像如耳、魏齊這樣的無能之輩以及弱國韓、魏也能加以侵害。既然這樣，那麼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於依靠自己罷了，何用問別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麼又何必去管別人的強和弱呢？錯在不依靠自己，卻問敵人能把我怎樣，那不受侵害也只是僥倖了。申不害說：「丟掉術而要別人忠實，就糊塗了。」恐怕就是說昭王這種情況了。智伯沒有節度，率領韓康子、魏宣子而企圖用水灌城滅掉他們的國家，這就是智伯國亡身死、頭蓋骨被做成飲杯的緣故。現在昭王卻問起目前的韓、魏與當初的韓、魏哪個強大，難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滅亡的禍患嗎？雖有左右近侍在旁，可他們並不是韓康子、魏宣子，哪有碰肘踩腳的勾當呢？而中期卻說不要輕視，這是空話一句。況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調和，曲不清楚，屬於中期的責任，這才是中期用來侍奉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擔他的任務，還不能使昭王滿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豈不是荒謬嗎？左右近侍回答說：「比初期衰弱」和「不如過去」還可以，說「確實如此」就是奉承了。申不害說：「辦事不要越權，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講。」如今中期不知道卻還要議論。所以說，昭王的提問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錯。
七
管仲說：「君主看到合法的事，喜歡它要有所證明，給予獎賞；看到非法的事，厭惡它要有所顯露，給予懲罰。對於親眼目睹的事情，賞罰能夠兌現，那麼，即使有察見不到的，誰還敢胡作非為呢？看到合法的事，雖然喜歡卻沒有獎賞作為證明；看到非法的事，雖然厭惡卻沒有懲罰作出表示。對於親眼目睹的事，賞罰都不守信用，卻要求查出看不到的違法行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說：大庭廣眾和嚴肅場合，大家都會表現得很肅敬；私室獨居，即便曾參、史麃也會輕慢隨便。僅注意人們肅敬的場合，就得不到行為的全部真情。再說作為君主，臣下在他面前總要掩飾自己的。只憑自己所見斷定好惡，臣下掩飾自己的奸邪行為來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遠處的壞人和隱蔽的壞事，卻要根據看到的偽裝行為去對待臣下，決定賞罰，不也是弊病嗎？
八
管仲說：「屋裡講話，聲音滿屋；堂上講話，聲音滿堂。此人即可稱為天下之主。」 有人說：管仲所說的「屋裡說話聲滿屋，堂上講話聲滿堂」，並不只說的飲食遊戲方面的話，必定說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術。法是編寫成文，設置在官府里，進而公布到民眾中去的。術是藏在君主胸中，用來對付各種各樣事情而暗中駕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開越好，術卻不該表露出來。因此，明君談法時，就是國內卑賤的人也沒有不知道的，不僅僅滿堂的人知道；用術時，就連君主寵幸的親信也沒有誰能聽到，更不該讓滿屋子的人都知道。而管仲卻還說「在屋裡講話聲滿屋，在堂上講話聲滿堂」，這就不是合乎法術的話了。[1]
作品簡介
《韓非子》一書重點宣揚了韓非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理論。這部書現存五十五篇，約十餘萬言，絕大部分為韓非自己的作品。當時，在中國思想界以儒家、墨家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復古」，韓非子的法家學說堅決反對復古，主張因時制宜。韓非子攻擊主張「仁愛」的儒家學說，中國歷代封建專制主義極權統治的建立，韓非子的學說是頗有影響的。[2]
作者簡介
韓非子是中國戰國時期（前475年—前221年）著名的哲學家、法家學說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創立的法家學說，為中國第一個統一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國家的誕生提供了理論依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