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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1913-1967)，原名張道庸。歷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兼東海艦隊司令員、南京軍區副司令員等。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 陶勇 | |
|---|---|
| 出生 |
1913年1月21日 安徽省霍邱縣 |
| 逝世 | 1967年1月21日 |
| 別名 | 張道庸 |
| 職業 | 軍人 |
人物簡介
陶勇（1913—1967），原名張道庸。1913年1月21日生於安徽省霍邱縣葉集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幼年喪父，7歲被迫給人放牛；1929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4月到河南商城參加游擊隊。1932年5月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11軍32師班長、排長、連長。1931年春任鄂豫皖保衛局保衛隊隊長，6月起任紅4軍第12師35團2連副連長、連長，1營副營長。參加了鄂豫皖蘇區歷次反「圍剿」和紅四方面軍西征入川作戰。
人物經歷
1932年11月起任第10師28團2營營長、副團長、團長，率部參加了開闢川陝蘇區的鬥爭和反「三路圍攻」、反「六路圍攻」作戰。隨紅四方面軍長徵到陝北後，任紅9軍教導師師長。
1936年10月隨紅四方面軍總部西渡黃河，英勇轉戰河西走廊。1937年3月西路軍失敗後，因叛徒出賣被捕，身陷甘肅涼州國民黨第二監獄，後經中共組織營救脫離敵人魔掌，輾轉到達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爆發後，調任新四軍第1支隊副參謀長，期間，陳毅為其改名，略掉張姓，取原名「道庸」之諧音稱「陶勇」。後任第2支隊第4團團長。1939年10月與盧勝率第4團主力北渡長江組成蘇皖支隊，任司令員，開闢了揚州以東到安徽天長地區抗日游擊根據地。1940年7月起任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3縱隊司令員、第1師3旅旅長兼蘇中軍區第四軍分區司令員、蘇浙軍區第3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先後參加了黃橋、車橋、天目山等戰役。
抗日戰爭勝利後，任華中野戰軍第8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第1師副師長，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司令員，第三野戰軍第23軍軍長。參加了蘇中、萊蕪、孟良崮、豫東、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他指揮作戰英勇頑強，身先士卒，所向無敵，曾被人們譽為「拚命三郎」，與葉飛、王必成並稱第三野戰軍的三員「虎將」。
新中國成立後，任第9兵團副司令員。1950年11月參加抗美援朝戰爭，歷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9兵團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曾參加第二、第五次戰役。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1952年回國後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兼東海艦隊司令員。1963年11月兼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於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去世（據稱陶勇死於「投井自殺」，但是具體死因至今仍是一個謎，將軍的妻子朱嵐也被迫害致死）；陳毅元帥在北京得知陶勇夫婦去世消息之後曾悲憤地說：「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相信陶勇會自殺！」
人物年表
1912年1月出生在霍丘縣葉家集一個貧農家庭里。從小給地主放牛，後來當了幾年窯工。
1929年4月，參加工農紅軍游擊隊。
193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
1932年任紅四軍第35團連長、副營長、營長、副團長、團長，參加儀南、黃渠、宣達等戰役。
1936年任紅9軍教導師師長，參加長征和西路軍作戰。
1937年參加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兼學員排長。
1938年任新四軍第1支隊第4團副團長、團長。
1939年11月，率部北上開闢楊州、儀征、六合、天長地區抗日根據地。
1941年任新四軍第1師第3旅旅長兼蘇中第4分區司令員，率部參加豐利、大官莊、車橋等戰鬥。
1945年1月，任新四軍蘇浙軍區第3縱隊司令員，率部參加天目山戰役。同年10月，任新四軍華中野戰軍第8縱隊司令員，率部參加高郵戰役。
1946年5月，任新四軍華中野戰軍第1師副師長，率部參加蘇中戰役、漣水戰鬥、魯南和宿北戰役。
1947年2月，任華東野戰軍第4縱隊司令員，率部參加萊蕪、孟良崮、費縣、沙土集、進軍豫皖蘇、平漢、隴海路等戰役戰鬥。
1948年參加豫東、淮海等戰役。
1949年2月，任第23軍軍長，率部參加渡江戰役，解放杭州，爾後參加上海戰役。6月返回杭州駐防。
1950年10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9兵團副司令員率部赴朝鮮作戰。
1951年9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9兵團代司令代政委。
1952年11月，任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
1955年10月，任海軍東海艦隊司令員，後兼南京軍區副司令員、海軍副司令員。同年被授於中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1967年1月21日在上海逝世。
人物軼事
「大智大勇」的陶勇將軍
黃橋決戰時，陶勇是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3縱隊司令員，肩負堅守黃橋重任。到決戰的關鍵時刻，他把上衣一脫，高舉馬刀，虎嘯一聲：「同志們，跟我往前沖！」說完，他揮舞着馬刀，率先沖入敵群……頑軍抵擋不住，終於敗退下去。望着陶勇率部殺向敵陣的身影，粟裕的眼睛濕潤了，自言自語道：「好一個拚命三郎！」[1]
1940年12月，韓德勤乘陶勇率主力7團參加曹甸戰役之機，令駐南通石港的江蘇游擊6縱隊司令徐承德聯合駐如東馬塘的保1旅旅長詹長佑偷襲我3縱大本營掘港。原本持中立態度的詹長佑聽信了徐承德的鼓動，答應參與進攻新四軍。
就在戰事一觸即發之際，陶勇騎上從日軍手中繳獲來的摩托車，飛奔保1旅駐地馬塘鎮，闖進詹長佑的司令部，見面便說：「詹旅長，聽說你要打我們，我這送上門來了！」隨即慷慨陳詞，曉以大義，剖析利害，終於穩住了詹長佑，使我軍擺脫了背腹受敵的險境。
1942年元旦，陶勇率8團包圍了啟東偽團長徐寶富的據點，要其投降。徐寶富自恃碉堡工事堅固，以為新四軍攻不下他的碉堡，對8團官兵的喊話不加理睬。
陶勇立刻命令機炮連轟擊，兩下便把碉堡削下一個角，又命部隊猛烈開火，打掉了守敵的威風。隨後，他命偽鎮長給徐寶富送去勸降信。徐寶富沒招了，提出：「請陶司令親自出面談判，再作考慮。」 陶勇分析，徐寶富既想給自己撈個面子下台，同時也想看看他陶勇有沒有這個膽量，當即決定親自出馬談判。他對勸阻他的8團團長和眾幹部說：「儘管此行要擔風險，但為了減少戰鬥傷亡，爭取200多名偽軍反正，冒這個險是值得的。」 說完，他只帶一名警衛員，昂然走出隱蔽的陣地。來到吊橋邊，陶勇仰頭向碉堡里的敵人喊道：「你們要見我，我就是陶勇！」 望着屹立在槍口射程內威風凜凜的陶勇，敵人驚呆了：「真有這種虎膽英雄！」 徐寶富急令放下吊橋，帶上自己心愛的克羅米彎把指揮刀，走出碉堡。 敵我雙方部隊都屏息斂氣，全神貫注地注視着交戰雙方兩個愈走愈近的指揮官。陶勇兩道目光劍一般地掃在徐寶富臉上，說道：「你繳槍，我們就作為起義處理，願當新四軍的我們歡迎，願回家的我們發給路費。你看怎麼樣？」 徐寶富深為陶勇大無畏的英雄氣概所折服。他雙手捧上克羅米彎把指揮刀，說道：「久仰司令大名，今日相見確實不凡，特送上此刀，敬請收下，我徐寶富再不吃軍人這碗飯了！」。
炮擊「紫石英」號英艦
淮海戰役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4個野戰軍統一整編，華東野戰軍改為第3野戰軍，4縱改為第23軍，陶勇由司令員改任軍長。
4月20日上午，觀察所發現江面上停泊着幾艘外國艦船。原來，英艦「紫石英」號擅闖我軍控制區，與我炮兵交火後中彈擱淺。前來救援的英艦「伴侶」號被我軍炮火驅走，英政府又派來「倫敦」號和「黑天鵝」號，企圖報復。3條艦橫陳在我即將渡江的航道上。陶勇在觀察所里看了一陣子，一邊撥電話一邊說：「管他誰的船，擋着我們的路就不行！」炮團的電話要通了，他對團長說，「好狗不擋道，你要準備轟走它。我馬上請示兵團首長，一批准，你馬上就開炮！」陶勇的請示傳到了軍委。中午之前，軍委回復了：不打第一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英艦上的士兵完全沒有在我炮火控制區內的感覺，在甲板上逛來逛去，逍遙自在。這一切，陶勇在望遠鏡里看得清清楚楚。這幾條艦如果繼續待在這裡不走，勢必影響渡江作戰。唯一的辦法是攆走他們，但從他們的樣子看，壓根就不想離開。或許，他們是想試一試我們的耐心。
「葉司令，他們將嚴重地妨礙我軍渡江，打掉算了？」陶勇在電話里請示兵團司令員葉飛。「軍艦上掛沒掛預定的信號旗？」葉飛問。此前，我軍已經向停泊在長江里的外國船隻打過招呼，並指定他們必須懸掛一種信號旗。「旗不少，花花綠綠的。」陶勇回答。「向他們發出警告，讓他們迅速離開。」葉飛說。信號槍、信號彈、信號旗，幾種聯絡方式都使了，英艦就是不作回應。部隊又請示：「沒有反應，如果他們向我開炮，是否還擊？」陶勇在電話里嚷了起來：「他們開炮你不打，等死啊！」說完，又補充說，「記住，不要先開炮！」
我軍還想試試對方的反應，在江岸燃起了3堆篝火。這一次，英艦有了動作。「倫敦」號和「黑天鵝」號的桅杆上各升起一面信號旗，緊接着，兩條船一邊駛近泰興江岸，一邊將艦炮指向了我軍陣地。4月21日清晨，英艦上的火炮開始向江岸上的我軍陣地射擊。我軍炮火當然不示弱，英艦的炮彈剛剛落地，回擊的炮彈便也打了過去，一時間，江面江岸，炮聲隆隆，火龍飛竄。打響後，陶勇沒問誰先開炮，也沒問我軍是誰下的開炮命令，而是問有無傷亡。部隊報告，202團團長、參謀長犧牲，政委負傷，另有包括老鄉在內的40多人受傷。陶勇的眼睛紅了，抓起電話，要通了葉飛。葉飛一聽英艦開炮了，而且我軍有了傷亡。沒再向中央軍委請示，直接下令道：「還擊！狠狠地還擊！」陶勇迅速調集火炮力量，並告訴現場指揮的68師師長要狠、准，必須在我軍發起渡江前結束戰鬥。
這一場炮戰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我軍炮火以絕對優勢壓倒英艦。「倫敦」號和「黑天鵝」號扔下「紫石英」號，帶着累累彈痕逃往上海。3野領導讓司令部找葉飛了解到底誰先開的炮，葉飛便找陶勇，說：「上面查情況呢，問誰先開的炮？」陶勇說：「我的團長都犧牲了，查什麼查！」葉飛說：「是英國人先開的炮噢！」陶勇說：「當然是他們先開的炮！」晚8時，3野的電報送到北京香山雙清別墅站在地圖前的毛澤東手裡。毛澤東說：「妨礙我軍渡江的外艦，不管是誰的，都可以炮擊！」
毛澤東的意見再傳回前線，陶勇正帶着他的第23軍，冒着江南的春雨，追擊潰逃的國民黨軍。蔣家王朝的喪鐘，正在遼闊的中國大地上敲響！
謎一般的陶勇將軍之死
文化大革命前夕，陶勇擔任海軍副司令和南京軍區副司令。此時的他已經成為林彪、李作鵬一夥兒奪取海軍領導權的絆腳石。
1967年2月21日上午，廖政國陪同兩名記者來到陶勇辦公室。陶勇對記者說：「有些運動中的問題，想通過你們向黨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反映一下。希望中央根據存在的問題，做出進一步明確的規定，以便我們好好掌握，使運動健康發展。」
兩位記者請陶勇具體談談。陶勇接着說：「第一，東海艦隊是戰備部隊，中央明文規定不得開展『四大』，但有些單位不顧中央規定，硬要開展『四大』。舉例來說吧，艦隊的訓練團按其性質來說，不屬於搞『四大』的單位。可是，那裡的一些學員和幹部，受到海軍各院校南下『造反派』的煽動，執意要搞『四大』。雖然我們多次解釋、說服，他們依然頑固堅持。類似這種情況，中央需要作進一步的明確規定。第二，『四清』運動的成果要鞏固。近來在上海不少工廠、農村基層單位的『造反』組織，不斷到部隊揪斗參加『四清』的工作隊隊長、組長，甚至隊員。這是對革命軍人人格的侮辱。參加『四清』工作的幹部，執行的是艦隊黨委的決定，他們沒有責任。希望中央早日作出不准揪斗的進一步規定。」
記者走後，陶勇又和他的老戰友廖政國聊起了上海的形勢。約12時40分，陶勇提着皮包走出辦公樓，向招待所走去。招待所離那幢軍艦似的辦公樓不遠，後樓的105房間是專為陶勇準備的，他午後經常到那裡去休息。陶勇進去躺了一會兒，覺得頭皮發癢，就想找理髮員周妙基給他理髮。大約2點多，他走出房間，在樓旁的花園散步。這時，他看見招待所所長在前面走過，就叫住他，讓他去找理髮員。周妙基當時正在洗澡，聽說首長要理髮，馬上和所長一起來到招待所，兩人走到後院花園時，卻不見陶勇的蹤影。
走到一口澆花井時，所長朝里望了一下，大驚失色：「有人跳井啦！」他這麼一喊，在場的人都急忙跑過來。這口澆花井直徑很小，只能容一個人鑽下去，水也不深，只見裡面一個人低着頭，一頂軍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來是陶勇！另外兩個人上來幫忙，把陶勇拉了上來。所長趕緊跑去打電話。
保健醫生程心培聞訊，帶着兩名醫生，立即奔向招待所。醫生們把陶勇抬進105房間，進行搶救。
在給醫院打電話的同時，有人發現：從陶勇身上脫下的絲棉背心還沒有完全濕透；從他的衣袋裡找到一份上海市政府的文件，邊上濕了，裡面卻是乾的。這都說明陶勇落井時間並不長。
一直到救護車趕到，所有的搶救手段都沒有產生作用。幾分鐘後，救護車開到海軍四一一醫院，搶救仍然無效——就這樣，一個身上被敵人子彈7次擊傷都沒有帶走的頑強生命，卻在一瞬間被一口深不沒頂、寬不及肩的水井淹沒了。
更令人吃驚的是，陶勇屍骨未寒，東海艦隊劉浩天政委出來宣布：「陶勇一貫爭強好勝。這幾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蘇（振華）、羅（瑞卿）圈子裡去，所以才走這條絕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殺、抗拒運動，是叛徒行為。」同時，劉浩天審定的《陶勇自殺的經過和初步分析》的急件發到北京，送到海軍政委李作鵬的手上。很快，李作鵬以海軍黨委名義發出通報：「叛徒陶勇，畏罪自殺！」
1968年，粟裕向周恩來匯報了陶勇的冤情，周恩來痛惜地說：「陶勇同志打日本帝國主義那麼堅決，說他是『日本特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嘛！」
1971年林彪集團垮台以後，周恩來再次念及陶勇。他說：「張學思、陶勇同志都是既精通海軍業務，又能親自出海的領導幹部，但卻都被林彪反黨集團迫害死了，很可惜呀！」
令人遺憾的是，多少年過去了，陶勇之死的謎底，一直未能查個水落石出，給人留下了種種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