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書·虞荔傳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陳書·虞荔傳出自於《陳書》，是一本紀傳體史書，唐朝人姚思廉所著，凡三十六卷，記南朝陳朝史。記載自陳武帝陳霸先即位至陳後主陳叔寶亡國前後三十三年間的史實，成書於貞觀十年（636年）。 [1]
原文
①虞荔，字山拔，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垂，垂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垂甚異之。又嘗過徽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①， 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闢為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 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立於館，仍用荔為士林學士。尋為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 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以退，居於西省，但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為清白。尋領大著作。
②初，荔母隨荔入台，卒於台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生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故不列於後焉。
③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吾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台，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能敦布素乃當為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④文帝甚傷惜之，贈侍中，諡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
譯文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祖父虞權，在梁朝任延尉卿、永嘉太守。父親虞檢，任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虞荔幼年時聰明敏睿，有志向操守。九歲那年，隨從堂伯父虞闡去探望太常陸垂，陸垂問虞荔《五經》中的十件事，虞荔隨問隨答，沒有遺漏缺失的地方，陸倕對他的才華十分驚奇(詫異)。又 曾經拜訪不就朝廷徵聘的士人何胤，當時太守衡陽王也去拜訪何胤，何胤把虞荔的情況告訴衡陽王，衡陽王要見虞荔，虞荔推辭說：「沒有準備見客的名刺(言示曾 做官)，不可拜見。」
衡陽王因為虞荔有高尚的志行，素來極為敬重他，回到郡中，立即徵召虞荔為主簿，虞荔又以年紀小辭謝而不就任；到成年時，有漂亮的風度儀表，博覽古代典籍，善於作文章。脫去平民布衣，署理法曹外兵參軍，兼任丹陽詔獄正。梁武帝在京城西邊設置士林館，虞荔於是就寫作碑文，呈上朝廷，梁武帝 命令將碑文刻在石上，陳列於館中，便任用虞荔做士林學士，接着任用為司文郎，升任通直散騎侍郎，兼任中書舍人。當時梁武帝左右任職的官員；多參與權力中 樞，朝廷內外的軍政大事，互相間交錯兼管，惟有虞荔和顧協平靜淡泊恭謹地退避，居住在宮中西邊的官署里，只以通曉叉史為人所知，當時號稱清白。接着領大著 作的職務。
當初，虞荔的母親隨虞荔進入台城，死於台城中，接着台城失陷，哀情喪禮無法表示，虞荔因此終身吃素食穿布衣，不聽音樂，雖所擔任職務待遇責盛，而生 活節儉樸素，寧靜淡泊無所追求。文帝十分器重他，時常帶領在自己身邊，早晚顧問。虞荔性格深沉謹慎，少說話，凡是諍言進諫獻上可行的意見除去不可行的做 法，這方面沒有誰能比得上他，所以虞荔的位置不會列在別人之後。
當時虞荔的第二個弟弟虞寄居住在閩中，依附陳寶應，虞荔每次談到他就流淚。文帝哀憐而對他說「我也有弟弟在遠方，這種思念的心情十分迫切，他人哪裡 知道。」於是下發詔令給陳寶應索要虞寄，陳寶應最終不肯遣送。虞荔因此而傷感生病，五帝幾次親往看望。命令虞荔將家中人，搬進宮中居住，虞荔以宮中不是私 家居住的處所，請求留居城外，文帝不許可，使命令他家住在蘭台，文帝乘輿再三親臨慰問，親自寫詔書派往探視的宮中使者，在道路上彼此都能看到。又因為虞荔吃素食太久，不能承受疲病的折磨，文帝於是下詔令說：「能淳樸地穿布衣吃素食，便是高尚的節操，你年紀已經老了，生氣活力稍有減退，現在給你魚肉，不准堅持所遵守的布衣素食的做法。」虞荔最終不聽從。天嘉二年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文帝十分哀傷惋惜，贈給他侍中的官銜，諡號叫做「德子」，到他的喪樞送還故鄉時，文帝親自出來送行，當時的人對此感到非常榮耀。 [2]
作者簡介
姚思廉（557—637），吳興（今浙江湖州）人 ，名簡，以字行 。早年從父察讀《漢書》，盡得家學。南朝陳時，任會稽王主簿。入隋，任漢王府參軍。父察曾撰梁、陳二史，未成，遺令他續撰之。
又奉詔與起居舍人崔祖浚修《區宇圖志》。遷代王侑侍讀。入唐，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太子洗馬。貞觀初，遷著作郎、弘文館學士。三年（629），奉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乃據家藏舊稿，兼采謝昊（一作吳）、傅縡、顧野王諸家之書，撰成《梁書》《陳書》。官至散騎常侍。
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舊稿。自貞觀三年至貞觀十年，歷時七年最終完成了《梁書》與《陳書》的撰寫工作。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