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場創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金融市場創新 | |
|---|---|
金融市場創新，是指通過對金融交易方法進行技術改進、更新或創設，從而形成新的市場架構的金融創新。
基本信息
中文名 金融市場創新 [1]
方法 對金融交易方法進行技術改進
結果 形成新的市場架構 [2]
涉及方面 金融體制、金融監管政策
創新內容1 傳統國際金融市場的歐州貨幣市場
創新內容2 相對於基礎市場而言的衍生市場
本質 制度變遷
最優路徑 准誘致性變遷
概述
金融制度創新一般是指涉及到金融體制、金融監管政策、金融法律法規等層面的創新。
金融市場的創新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相對於傳統國際金融市場而言的歐州貨幣市場;二是相對於基礎市場而言的衍生市場。
創新方式
金融市場創新是一個典型的自發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市場創新不存在路徑選擇問題。但是，另一方面，余融市場創新在本質上又是一個制度變遷過程，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就制度變遷而言，金融市場創新客觀上存在着路徑選擇問題。
並且路徑選擇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創新、從而對於整個經濟的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如果路徑選擇出現失誤，其後果通常是災難性的: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金融市場創新的首要意義是制度變遷:金融市場創新路徑的選擇本質上是制度變遷路徑的選擇。
一般認為，制度變遷有兩條路徑: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誘致性變遷屬於自發性變遷，而強制性變遷則是由政府推動的變遷:但是，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無論誘致性變遷還是強制性變遷，都不是最優路徑。
對我國而言，最優路徑應當是准誘致性變遷，即由政府提供誘致性變遷的條件或誘因，再由市場主體根據極大化動機做出創新。這是因為，我國的金融發展不僅落後而且極不均衡，這決定了我國不存在真正創新意義的誘致性因素。某些創新行為本質上是體制不完善的產物，因而不能形成制度安排並與國際接軌。
同時，誘致性創新所必需的信用意識在我國明顯不具備。結果，創新行為可能被扭曲，使金融風險增大。另一方面，由於金融發展落後，使我國的金融監管能力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強制性變遷同樣可能導致過大的金融風險:並且，由於強制性變遷屬於制度上的人為安排:因此，各種扭曲行為將很難避免。基於這些考慮，我國應當採取准誘致性變遷路徑。
准誘致性變遷路徑是一種將金融體制改革與金融創新結合起來的路徑，同時也是一條符合審慎金融自由化的路徑，選擇准誘致性變遷路徑需要政府提供引起變遷的條件，而不是由政府發起變遷。這些引起變遷的條件主要有:
(1)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使我國的金融體制儘可能與國際接軌。
(2)逐步放鬆金融管制，特別是利率管制，以審慎方式完成利率的市場化。
(3)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提高金融監管能力。
遵循准誘致性變遷路徑，我國金融市場創新將分為兩個階段:模仿引進階段和獨立創新階段。前一個階段是在准誘致性條件下，由經濟行為土體根據效用最大化原則模仿引進國際金融市場的已有創新成果，使我國金融市場與國際接軌。
由於接軌是非強制性的，具有準自然形成的特點，因此，可以避免在強制性變遷中常會發生的行為變異:一旦完成與國際接軌，我國的金融市場創新將自發轉入以誘致性變遷為特徵的創新過程。
簡述金融創新的意義
（一）金融創新的積極作用
1．提高了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
首先提高了市場價格對信息反應的靈敏度。金融創新通過提高市場組織與設備的現代化程度，使國際金融市場的價格能夠對所有可得到的信息作出迅速靈敏的反應，提高了金融市場價格變動的靈敏度，使價格快速及時對所獲信息作出反應，從而提高價格的合理性和價格機制的作用力。
其次，增加了可供選擇的金融商品種類。現代創新中大量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現，使金融市場所能提供的金融商品種類繁多，投資者選擇性增大。面對各具特色的眾多金融商品，各類投資者很容易實現他們自己滿意的效率組合。第三，增強了剔除個別風險的能力。
金融創新通過提供大量的新型金融工具的融資方式、交易技術，增強了剔除個別風險的能力。投資者能進行多元化的資產組合，還能夠及時調整其組合，在保持效率組合的過程中，投資者可以通過分散或轉移法，把個別風險減到較小程度。第四，降低交易成本，使投資收益相對上升，吸引了更多的投資者和籌資者進入市場，提高交易的活躍程度。
2．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運作效率 首先，金融創新通過大量提供具有特定內涵與特性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務、交易方式或融資技術等成果，從數量和質量兩方面同時提高需求者的滿足程度，增加了金融商品和服務的效用，從而增強了金融機構的基本功能，提高了金融機構的運作效率。
其次，提高了支付清算能力和速度。把計算機引入支付清算系統後，使金融機構的支付清算能力和效率上了一個新台階，提高了資金周轉速度和使用效率，節約大量流通費用。第三，大幅度增加金融機構的資產和盈利率。
現代金融創新湧現出來的大量新工具、新技術、新交易、新服務，使金融機構積聚資金的能力大大增強，信用創造的功能得到發揮，使金融機構擁有的資金流量的資產存量急速增長，提高了金融機構經營活動的規模報酬，降低成本，加之經營管理上的創新，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增強。
3．金融作用力大為加強
金融作用力主要是指金融對於整體經濟運作的經濟發展的作用能力，一般是通過對總體經濟活動和經濟總量的影響及其作用程度體現出來的。第一，提高了金融資源的開發利用與再配置效率。現代金融創新使發達國家從經濟貨幣化推進到金融化的高級階段和大幅度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貨幣化程度。
導致金融總量的快速增長，擴大了金融資源的可利用程度並優化了配置資源效果；第二，社會融資和投資的滿足度及便利度上升。主要表現為：一是融資成本降低，有力地促進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二是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能夠提供更多更靈活的投資和融資安排，從總體上滿足不同的投資者的籌資者的各種需求，使全社會的資金融通更為便利；
三是各種投資與融資的限制逐漸被消除，金融創新後各類投資融資者實際上都進入市場參與活動，金融業對社會投資和融資需求的滿足力大為增強；第三，金融業產值的迅速增長，直接增加了經濟總量，加大了金融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第四，增加了貨幣作用效率。創新後用較少的貨幣就可以實現較多的經濟總量，意味着貨幣作用對經濟的推動力增大。
（二）金融創新的負面影響
金融創新推動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新的矛盾和問題，對金融和經濟的發展產生諸多不良影響。
1．金融創新使貨幣供求機制、總量和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影響了金融運作和宏觀調控在貨幣需求方面引起的一個明顯變化是貨幣需求的減弱，並由此引起貨幣結構改變，降低了貨幣需求的穩定性。在貨幣供給方面，金融機構創造存款貨幣的功能增強，增加了貨幣供給的主體。
同時由於通貨—存款比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超額存款準備金率下降，增強了貨幣供應的內生性，削弱了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的控制能力與效果，易導致貨幣政策失效和金融監管困難。
2．金融風險有增無減，金融業的穩定性下降
現代金融創新在提高金融微觀和宏觀效率的同時，增加了金融業的系統風險。一是創新加大了原有的系統風險（利率風險、市場風險、信用風險、購買力風險等），如授信範圍的擴大與條件的降低無疑會增加信用風險；
二是創新中產生了新的金融風險，如大規模的金融電子化創新所產生的電子風險、金融業務管理創新中出現的夥伴風險、與金融國際化相隨的國際風險等。各種金融機構的業務創新和管理創新在帶來高收益和高效率的同時也產生了高風險，導致了金融業的穩定性下降。20世紀80年代以來，金融機構的虧損、破產、兼併、重組等事件頻繁發生。
3．金融市場出現過度投機和泡沫膨脹的不良傾向
現代金融創新中，金融市場上出現了許多高收益和高風險並存的新型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尤其是從虛擬資本中衍生出的新奇的種類，如股票指數期貨交易、股票指數期權交易等。一些避險性金融創新本身又成了高風險的載體，如外匯掉期、利率或貨幣掉期等等，這些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以其高利率誘導和冒險刺激，吸引了大批的投資者和大量的資金。
在交易量放大的過程中，價格被推到不切實際的程度，拉大了與其真實價值的差距，表現為其市場價大大超過其淨值，虛擬資本急劇膨脹，由此吹出了大量的泡沫，產生過度投機，極易發生金融危機。
論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現狀及其未來創新趨勢
人文精神是無「用」的，卻是「用」的歸依。 十多年前我講哲學課時，我發現自己要坦誠，就不得不承認，哲學是沒有用的，而且文學、藝術、歷史、宗教等等人文學科也都是沒有用的。進一步探討還會發現，連近代科學也不是為實用而形成並發展的。
人文精神以及它所形成的人文學科是人對自己及其同類的體認。人生活在一定的環境中，需要認識和把握面對的對象；人還是一個高度自覺的主體，還需要有關於自我與人類的自覺意識。人之為人的根本，在於人有不同於動物的自由意志與自覺意識，可以選擇自己的目的與信念，並由此支配自己的行動。這個對於自己的自覺意識，就構成人文精神。人文學科是把人文精神與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對象來探討，其中採取實證科學方法研究人與社會的規律便形成人文科學。人文教育是從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科學、宗教等不同方面豐富和提升人的精神內涵。
康德說，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可見，人文精神是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也是每個人最核心的文化，比關於對象世界的文化更根本。
但是，平常我們總關注某個東西有沒有「用」，要看它是否合乎人的現實需要，可否作為達到人的某個目標的方法、途徑、手段和工具，最終是要帶給人實惠與功用。顯然，人文學科卻不是提供這種功用的，它根本就不是手段這個層次上的智慧與知識，儘管也可能讓人變得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雄辯四方，讓人可以舞文弄墨，賣弄機智，逢迎權貴，但這是它衍生出來的功用，一定程度上是它的濫用，終歸不是它本身的目的。
人有自己目的，這在人們看來是自然的事，無需討論——人無非是活着，要生活更好些，就要提高生活水平；怎麼提高呢，無非就是發展生產力，增長實力。通俗地說，就是要有錢，有權，有勢，資源越多越好，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因此，人們總是把眼光放在工具這個層面上。
可今天我們卻看到，一方面，有的人暴富起來，錢也有了，什麼都有了，吃穿住用行，想什麼就有什麼的時候，他到底還會選擇什麼呢？往往不過是飽暖然後思淫慾，與動物並沒有實質區別，「窮得只剩下錢了」。另一方面，這種經濟的增長卻是片面的，越來越沒有後勁，而且不可能普遍推廣，大多數人的生活相對匱乏，導致資源的危機，社會的失序。 問題在於，人類不是生活在動物的自然層面，它擁有自覺意識、自由意志層面上的追求，而這種追求構成人類文化的更高價值。因此，比「有用」更重要的是人自覺選擇「用」所指向的目的，所服務的目標，也就是人生的信念、理想、理念、抱負、趣味，這才是人生的根本。不能為了獲得手段而忘記了或者模糊了人自己的目的，不能讓自由的心靈淹沒一堆外在的東西里，不能被工具所操縱，被程序所異化，被結果所束縛。
長期以來，中國的教育一直是要把人培養為「人才」，也就是社會有用的工具，像「螺絲釘」那樣安置在特定的位置，完成特定的使命。無論是過去為政治需要培養人，還是現在為市場需要培養人，都是典型的工具教育，只是給人實用的知識，傳授專門的技術，只是讓人馴服地聽從於現實的需要，恰恰抹煞了自由人格的成長，獨立思維的發展，也就是缺乏健全的人文精神的培養。這種教育當然是畸形的、病態的。因此，十年前，我在大學生中展開人文教育行動，激發理工科學生的人文學習熱情，從根本上撼動數十年來的工具教育模式。我們提出的口號是：
以深厚的人文精神與科技手段對話，以自信的民族文化與西方文明對話；
以高遠的大學理想與社會現實對話，以廣闊的知識視野與專業體系對話。
提倡無用之教育，在中國不是唱高調嗎？
前不久，我在一所著名師範大學作題為《文化立國—大學重建》的講演，談中國大學理念的重構，一位教育學博士生向我挑戰。他說，你的思維雖然理論上有道理，但在中國，當下最急切任務是發展經濟，大學生們憂心忡忡的是找不到工作，家長們更是為此心急如焚，你不覺得這樣的大學改革不切實際嗎？不是唱高調嗎？我也被激發起來了，反問到：難到你不覺得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被動局面，包括大學生們的就業困境，不正是與這種實用主義的教育思維有關，甚至就是由它造成的嗎？這種片面的經濟發展觀，看似是發展自己，其實只是對西方強勢的依附，這種適應與順從，而不思自身的根本改變，恰恰加劇問題的進一步惡化。
任何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雖然它的建設都是在開放條件下展開的，但它的基本創造力無論如何來自內部，它的智慧源泉是自己的文化精英，來自它的大學。所以，牛津劍橋之於英國，巴黎大學之於法國，柏林大學之於德國，哈佛麻省之於美國，慶應義塾之於日本，希伯萊大學之於以色列等等，都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最核心是文化特區，這些文化特區決不僅僅是提供實用的人才和技術，更重要的給予全社會思想、理念、智慧上的全面指引和凝聚。
換句話說，不是大學跟着時代走，而是時代沿着大學文化引領的方向走。因此，大學的核心學科並不是研究自然對象的科學與技術，而是研究人及其思想的哲學、歷史、文學等人文學科。只有這些學科才能實現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構，社會生活才不是簡單沿着人的本能欲望向下滑行，而是沿着人的信念、理想，理性地創造性地向上發展。這樣的發展正是西方現代文明強勢，蓋過任何別的傳統文明的奧妙所在。
反過來看我們呢，我們只是以別人現成的智慧為智慧，以別人現在的模式為模式，以別人現成的一切作為接軌的目標，只考慮如何接近別人那些有形的方面，一心都在追求有用的，馬上能夠兌現為看得見，可以與別人強勢相比的，可以轉化為GDP的東西，卻全無自己內心世界獨立的追求，並不知道除了要變得像強者那樣之後，還有什麼自己的文化。因此我們的這種增長不過是西方文明的廉價拷貝，我們所謂的「世界工廠」所完成的不過是西方經濟鏈條末端的工序，那是最少文化含量，也無關緊要，誰都可以做，眾多落後國家的人都要競爭這個飯碗，因而也最沒錢可賺。
中國大地上無數打工仔打工妹，在發達地區的人無法承受的喪失人格自由與生活保障的條件下，耗盡體力，麻痹腦力，只為暫時的謀生也就罷了，從大學裡走出來的精英們，不僅不能提供真正的文化與智慧，開創新的產業，新的產品，新的品牌，把底層打工者們從這一經濟陷阱里拯救出來，而且他們自己也要變成這樣一個簡單打工仔，加入到本來已經沒錢可賺的經濟陷阱的中去惡性競爭，這不是加劇了事態的惡化又是什麼呢？ 人文教育沒有用，又何以改變現實呢？
人文教育是沒有直接的實用價值的，大學教育也不是要簡單順從社會需要。它沒有用，是說它本來就不是用來當工具的，但它恰恰是支配所有「用」的，包括選擇「用」所服務的目的，確立「用」的標準。它首先要引導人們把握自己的方向，然後選擇可用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標。
平時，人們不在乎不管用的人文教育，只顧撈取對自己有用的東西，結果呢，所抓到所謂「有用」的東西，恰恰是基於別人的文化信仰與思維方式，即使我們把它拿來，也因為我們身上不能給它根的滋養，它的生命與活力很快就喪失，而我們用它所造就的東西，僅僅是別人的目標，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個讓人仰望，給人虛榮，卻渾然不知其所是的偶像，從而也擴大了別人得天獨厚的文化優勢，我們自己更加自卑與空虛。
中國每年出國考察的精英們越來越多，如果不是滿足於感官的刺激，而是深入體驗別人優越的內在奧秘，就會發現西方強勢文明體系的基石，在一個我們難以理解的心靈世界裡，人們一舉手一投足，背後都有一種內在教養的支配。對此，不求甚解的國人不是從文化的層次去理解，而簡單地把它歸於「素質」，似乎是人家腦子裡就有某種類似於舍利子、元素、基因之類的東西，「素質 」一詞便這樣流行開來，掛在所有人的嘴上；「素質教育」隨即鋪天蓋地而來。但十多年過去，狀態依然如故，卻未必有幾個人說得清這「素質」到底是什麼東西。其實，它根本就不是什麼東西，只是人對自己的覺悟，人的自由意志與文化人格，就是人文精神。
人文教育到底有什麼意義，它是如何影響現實的呢？
第一，人文教育影響人們的人生目標，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從而也左右相應的市場需要與產品定價。在當代文明社會裡，人們日常消費的焦點已經遠遠超出了產品本身的物質特性與生理功能，甚至已經超越了單純技術性的精巧，人們會更加注重於藝術性、象徵性、形式化的因素，心理與文化的內涵越來越支配消費市場的取向。因此，越是具有文化自信與精神優雅的社會，越是注重產品的文化內涵，越是給它最高的市場定價。當然，人們也尊重文化差異，欣賞多元文化，越是能展示豐富個性的產品，越能贏得人們的選擇。但無論怎樣，一個不具人文關懷的「打工仔」的社會，僅僅靠產品製造工廠根本 生產不出為人欣賞的高檔商品。
第二，人文教育為現代科學提供智慧的基礎，進而為技術創新和管理優化提供理性啟迪，最終成全一個社會的核心產業。科學家、工程師、企業家的文化素養內在地決定着他們的事業，越是高層次的技術創新，越是需要獨到的文化理念。人們總以為人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是由物質利益決定的，所以改革總是單純圍繞着利益分配轉圈子，連文化教育機構也是由經濟學家設計的「無形之手」來支配，讓人沉迷於頭銜、評獎、經費、待遇里，結果從容的文化氛圍消失了，只剩下一潭潭惡性競爭的臭水。
第三，人文教育塑造人際間的信任關係，樹立社會生活的普遍規則。有了這個基本的信任和普遍的規則，現代社會化的生產才有穩定的協作與高效的運轉，才能最大程度上克服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帶來的摩擦和消耗。這本是西方資本主義的基本文化前提，卻被我們所忽略，以為資本主義就是唯利是圖，不管三七二十一，誰賺就錢誰就是英雄。在一個利益至上和拜物教的社會裡，人們在低級欲望的泛濫中只能相互爭奪、傾軋，根本不可能形成更高的生產能力。有經濟學家說，人們會在相互騙過，大家都受了損失之後，自然形成一種理性的制度。可是，他說不清楚如何才能讓大家獲得理性的共識，如何讓人從自己開始守信用，而不是等待別人守信用，甚至只想再騙人一把。顯然，這已不是這些經濟學家能理解的。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有經濟學家指望世界經濟中心轉移到亞太地區，他們以為誰能製造最多的產品，誰就是世界經濟的老大。但他們不懂，只有那些控制着文化的核心價值、核心技術及基本信用的國家才能支配世界經濟。現代經濟中心無不處在科學文化的中心，就是這個道理。那些一時靠模仿而獲得的製造能力，一當世界經濟發生轉型，便會煙消雲散。 中國與美國教育，表面相似，實質不同。
中國喜歡向美國學習。美國人有比較典型的實用主義傾向，不喜歡繁瑣理論，重視實踐，講究實際效果，這比較對我們「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的思路。的確，北美移民從一開始就重視行動及其效果，這與他們開拓者的使命相聯繫。他們的宗教活動也沒有長篇大論，更多的是通俗的口頭講解；他們的大學也只有淺顯易懂的知識傳授，不喜歡象牙塔里的爭論，他們把人文教育看着一種貴族式的奢侈敬而遠之；他們更喜歡實用技能的培養，他們總是傾向於打破常規，鼓勵奇思妙想。
但必須注意的是，儘管兩國的人們表面上如此相似，有一點是根本不同的，那就是北美移民那來自歐洲文化的根從來未曾斷裂過，他們不僅從來沒有放棄自己帶來的信仰，而且生怕與歐洲文化疏遠開來，以至於早期移民剛到新大陸只有十多年，還談不上立穩腳根，就建立了自己的劍橋，也就是今天的哈佛。哈佛的校訓：以柏拉圖為友，與亞里斯多德為友，與真理為友。這就是美國人的人文精神。由此看來，美國人雖然並很少花心思在如何建構自己的人文精神上，但他們內心深處一直保持着對歐洲文化的敬畏與認同，有了這個前提，他們的實用主義才有堅實的基礎，才有一種理性的保障，從而他們始終
沿着歐洲文明的方向進步，並且不斷吸取歐洲移民和他們帶來的文化成就，直到他們達到歐洲的發展水平。
由於天時地利的優越，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後崛起為世界經濟強國，但是清醒的美國人明白，他們離真正的強大還有相當距離，因為美國並沒有深厚的大學文化中心，沒有象樣的學術隊伍，更沒有偉大的科學家，所有高端的文化成就全部來自歐洲。
於是，十九世紀末美國開始按照柏林大學模式重建他們的大學，大量吸取歐洲文化精英，這才有了後來的研究型大學，使它成為一個具有內在文化創造力的現代社會。這個過程直到二戰後還沒有完成，五十年代蘇聯人造衛星上天之後，美國人發現他們的大學教育仍然脫不掉實用主義的長長尾巴，於是更強調基礎教育，人文教育，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大幅改造 研究型大學的課程設置，擴大學生知識面，強化學生出於自己好奇心與興趣的探索，而不是功利主義的學習。
再反觀中國，我們雖然有傳統的人文精神，但那種農業社會的人文精神與現代文明的趨勢是牴觸的，無法直接轉化為現代文化資源；而現代文明所對應的西方人文精神對中國人來說卻非常陌生，而且它不象西方物質與技術那樣可以直接照搬過來，因此中國人急切的實用主義行動缺乏相應的人文精神作為支撐，這種沒有心靈的積極參與的建設是沒有生機與活力的。
在上個世紀，中國發生過新文化運動，尤其是毛澤東時代塑造的有濃厚政治色彩的意識形態，還有發生在「靈魂深處」的文化大革命，這種政治文化的建構脫離了個體心靈的自由。當這種政治意識形態信仰淪為權力鬥爭，再被市場經濟的物質利益原則瓦解之後，人文精神更是滑落到最低谷，社會生活只剩下單純的經濟利益和赤裸裸的權力運作。
在中國，最令人激動的建設成就便是又建一座高樓，又貫通了一條大路，何等的氣派與壯觀。同時，我們一直在大刀闊斧地拆毀舊的東西，只用了十年二十年的高樓，左看不入時，右看太老土，勉強再用兩年，忍無可忍之後下個決心，炸！所以中國幾乎所有城市，要麼是嗤牙咧嘴的時尚建築，要麼是不可救藥的老舊建築。前者雖然光鮮亮麗，但伸張欲望的囂張多於文化內涵，後者即便有點傳統的韻味，也早已成了殘花敗柳，不久於人世了。
這兩者的共同點，就是人們無心在建築上賦予並維持一種文化的生命，因此它只是一個物理的存在，只具有外在的功能，只是一種權勢與財富的標誌，老舊無光之後當然就要被拆，被覆蓋。雖然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但經濟學家以及地方官員們所關心的GDP卻增長了。
所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中國大中城市外表上的現代化程度是世界上罕見的，不要說比古老的歐洲城市時尚——人家那裡越是低矮老舊的建築越是有歷史，越是引人駐足觀看，甚至比美國城市也氣派 ——紐約世貿大廈建成後三十年，美國再沒有建過那麼囂張的建築，反過來把那些擁有八十年，一百年歷史的老房子當作寶貝。然而，我們的時尚與氣派的背後，並無一種文化的信心作為支撐，它張揚的是沸騰着的欲望，掩飾的是心靈深處的自卑，更像是暴發戶身上套了一件不合體的洋裝，惡俗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