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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urbanization/urbanisation），是指隨着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產業結構的調整，其社會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型社會向以工業（第二產業）和服務業（第三產業）等非農產業為主的現代城市型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
城市化的概念也不盡相同。人口學把城市化定義為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地理學角度來看城市化是農村地區或者自然區域轉變為城市地區的過程，經濟學上從經濟模式和生產方式的角度來定義城市化，生態學認為城市化過程就是生態系統的演變過程，社會學家從社會關係與組織變遷的角度定義城市化。
城市化是多維的概念，城市化內涵包括人口城市化、經濟城市化（主要是產業結構的城市化）、地理空間城市化和社會文明城市化（包括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和社會組織關係等的城市化）
目錄
基本認識
城市化的表現
一般認為，是一個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農業地域轉化為非農業地域、農業活動轉化為非農業活動的過程。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逐步放開了原有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大量農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時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可謂「追夢改革萬里春，農民潮湧作工人。荒灘野嶺高樓起，立體網聯城市群」（左河水詩）。但是，正在進行中的城市化也給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帶來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單純、刻意地進行城市化，並不適宜中國的國情及穩健發展的需要。中國當今的城市化（城鎮化）應是產業、人口、土地、社會、農村「五位一體」的城鎮化，而不是給「房地產化」代言。
《2012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指出，中國城市化率突破50%。這意味着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城市化進入關鍵發展階段。但應試教育中普遍將城市化率劃定在40%~50%間。
該現象的社會本質
馬克思資本城市化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主要核心內容之一。該學說認為城市的本質是社會制度下的人造環境。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城市人造環境的生產和創建過程是在資本控制和作用下的結果，是資本本身發展需要創建一種適應其生產目的的人文物質景觀的後果。人造環境是為了資本的積累為了剝削勞動力而生產和創建的，資本主義下的城市空間生產過程也承載了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矛盾。資本主義下的城市過程是資本積累和階級鬥爭二者互動的過程。資本主義的城市化是資本的城市化。城市是資本積累和循環的空間結點。
城市化的經濟動力學原則：資本積累、資本流通、 資本循環、資本增值
資本第一循環矛盾與城市化過程（工業資本生產的基本矛盾）：資本過度積累形成的過度積累危機 。
資本第二循環矛盾與城市化過程：
第一循環中工業生產面臨回報率下降時，資本轉向第二循環，投資於人造環境的生產 。
城市人造環境為第一循環中過度積累的資本提供投渠道和機會（為第一循環矛盾提供出口）
金融機構的信用系統和國家的協調干預克服投資不足，使第一循環向第二循環平穩完成 。
「城市人造環境的形成和發展是工業資本利潤無情驅動和支配的結果，資本家按自己的意願創建城市人文物質景觀。」——馬克思
資本第三循環矛盾與城市化過程：
第二循環中也由於資本過度積累的趨勢而使投資機會很快飽和；
第三循環向科學、技術以及與勞動力再生產有關的健康、教育等投入；
第三循環同樣並沒有消除過度積累的趨勢與世界體系理論結合。
原因
人們對環境質量要求提高；
鄉村地區和小城鎮基礎設施的改善；
高速公路的發展，私人小汽車的普及。
發展趨勢
國家對房地產行業的調控對建築業有一定的影響，但隨着我國城市化的不斷推進，鄉鎮城區改擴建項目的上馬，以及保障性住房的大面積開工，建築業將繼續保持穩定發展的態勢。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帶和中心城市的發展預示了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高速起飛。
合理布局
要使城市有較強的集聚和輻射帶動能力，其城區人口規模應在200萬以上（才能以合理的稅費，提供較好的公共服務，否則服務不足或腐敗；這也正是人們都湧向北上廣深成渝等特大城市的根源），最好是300萬以上（才能支撐較發達的公共交通業，比如地鐵和航空等）；當城區人口超過1600萬人口時，會發生較嚴重的城市病；當城市群（200公里範圍內）的人口超過5000萬時，也會有較嚴重的城市群病，尤其是環境問題（城市廢棄物難以就近消納）和住房問題、交通問題等。
中國有約14億人口，至少將會有10億城鎮人口，只有均衡布局更多的大都市區（中心城市200-1600萬人口，200公里範圍內1000-5000萬人口），建設更多（50個左右）的大都市區（可增設新省或直轄市），才能使中國的人口相對均衡分布，使城鎮廢棄物就近消納（200公里內），並從根本上解決城鎮化與城市病的矛盾。
「城」輻射帶動「鎮」的合理半徑以不大於200公里為宜（方便鄉鎮（或城區）人員到城區（或鄉鎮）辦事能當天來回）；所以，現有特大城市（特別是省會）200公里之外，如果有較大的區域（3萬平方公里以上）和較多人口（1000萬以上/容易培育200萬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均應培育新的中心城市（比如增設為新省的省會）、建設交通幹線樞紐（尤其是高鐵、建設綜合性的研究型大學等），以實現全國城鎮的均衡合理分布，從根本上防止全國的人口只集聚在現有的省會或直轄市（使城市病和城市群越來越嚴重）。其中，以徐州、宜昌、贛州、桂林和宜賓等城市為中心的區域均是培育新的大都市區的理想區域。
另外，要使「中心鎮（縣城）」能有效帶動全縣鄉村，「中心鎮（縣城）」到縣域邊界以20—30公里（公交的合理距離）為宜。
發展階段
正常的廣義城市化進程都會經歷從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的過程，但是本質上討論的城市化是不包括逆城市化的。而這一過程不足以解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需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二次城市化解決。聯合國碳熵行動綱領是人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指導綱領，讓占地球2%面積卻消耗地球80%資源的城市可持續科學發展。
再城市化
在世界範圍內，已高度城市化的國家和地區，在世界範圍內的人口流動進行再次城市化，形成世界新的經濟、社會可持續中心，為二次城市化，所形成的的城市即為新的世界中心。
1. 針對世界範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單一工業化經濟及遠距離物流交換模式形成的通脹危機，利用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絕通脹危機而形成的新的無通脹危機的城市，是其第一特徵；
2. 針對世界範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單純以經濟利益為前提，缺少城市可持續發展理念，而形成的能源危機，利用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杜絕能源危機而形成的新的無能源危機的城市，是其第二特徵；
3. 針對世界範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掠奪與人類共生的生物質資源，超出了人類的預期，城市隨經濟利益的驅使而無限擴大，掠奪了大量的可生產糧食的土地資源，使糧食形成了新的危機，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消除通脹危機、能源危機同時消除了糧食危機而形成的無糧食危機的城市為其第三特徵；
4. 針對世界範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單純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犧牲了人類生存質量使養老和就業發生危機，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農事很好的解決了就業和養老問題而形成無養老就業危機的城市為其第四特徵；
5. 針對世界範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燃燒化石能源形成的單一工業經濟而形成的人類無法在生存的氣候危機，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很好的解決了氣候危害而形成無氣候危機的城市為其第五特徵；
6. 針對世界範圍內第一次城市化歷史遺留的對水的無限制使用而形成的無水危機，能自產能源的碳熵城市用水是原有城市水消耗的百分之一，從而解決由水消費而引起的水資源危機而形成的無水資源危機的城市為其第六特徵。
針對上述第一次城市化的歷史遺留而形成的多項危機，聯合國碳熵行動綱是世界二次城市化的綱領指南。
人口的主要流向是城市中、上階層人口移居市郊或外圍地帶，這就是郊區城市化。
逆城市化
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以及一些大城市中心市區郊區人口向外遷移，遷向離城市更遠的農村和小城鎮，出現了與城市化相反的人口流動的現象。逆城市化也稱城市中心空洞化。
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衰敗，而是城市化擴展的一種新形式，它是建立在城鄉差別近於消失、形成城鄉一體化的基礎上，鄉村、小城鎮的交通、水、電、信息等設施完善，再加上優越的自然風光，吸引了久在城市中面對渾濁空氣、噪聲的大城市居民到鄉村、城鎮暫住、定居，從而導致逆城市化現象，如美國、西歐的一些發達國家，逆城市化現象明顯。
具體表現在大城市中心區萎縮；鄉村人口數量增多，城市人口向鄉村居民點和小城鎮回流。
中國的城市化行動
上山下鄉運動，着重發生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毛主席發出「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中國政府進行了組織大量城市「知識青年」離開城市，在農村定居和勞動的政治運動。
城鎮一胎化（計劃生育），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中國為了控制人口增長而實行的城鎮生育一胎政策。隨着我國進入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時代，中共十八大報告（2012年）已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質，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政府工作報告（2013年）也提出：「逐步完善人口政策。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適應我國人口總量和結構變動趨勢，統籌解決好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和分布問題，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積極意義
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環境，例如通過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設施、綠化環境等措施，使得環境向着有利於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和促進社會發展的方向轉變，降低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壓力。
作為區域發展的經濟中心，能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而區域經濟水平的提高又促進城市的發展；促使生產方式、聚落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等的變化。
人口轉化
城市能夠創造出比較多的就業機會，大量吸收農村剩餘人口，使勞動力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逐漸轉移。
產業調整
城市化過程能夠卓有成效地帶動廣大農村的發展，有利於改善地區產業結構。
工業發展
城市化有助於提高工業生產的效率，工業化使城市化獲得持續推進的動力。
科技進步
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信息化的推進，使現代化大城市成為主要的科技創新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進而提高區域的整體發展水平。
文化交流
城市文化向鄉村廣泛地擴散和滲透，影響着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並提高鄉村的對外開放程度。有利於城市與鄉村的交流，縮小城鄉發展差距。
發展動力
推動城市化發展的動力無非兩種，一種是推力，一種是拉力。推力指使人群離開鄉村的因素，拉力是指那些吸引人群來到城市的因素。推力如人地矛盾加劇，自然災害頻發，收入低，生活水平差，社會服務資源短缺等；拉力如就業機會多，社會服務資源豐富，交通便捷，文化設施齊全等。
不利影響
環境問題
經濟影響
地價上漲，成本上升。
糧食問題
農民大量離開原耕種土地，棄耕拋荒問題越來越嚴重，中國糧食進口率逐漸增高，使得人口大國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存在隱患，這不利於中國國家發展和政局穩定。
例如在山西臨汾市永和縣趙家溝村的2500多畝耕地中，儘管還很少有撂荒的現象，但是前景不容樂觀。種玉米、核桃等的主要勞動力都是60歲左右的農民，純樸的農民大叔大娘，出於對土地和耕種的自然感情依然堅守耕作，但是每人平均要經營20-30畝耕地，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勞動力「超負荷運轉」。該村已經出現種糧的農民不足，再過5-10年，這些老人無法勞作之時，種糧主產區的勞動力將後繼無人。這些地區農田分散，土地流轉實踐也不成熟，社會資本進入集中耕種的積極性並不高。如果若干年「農民荒」沒有得到緩解，農村已經存在的「撂荒」現象將會愈演愈烈，由於糧食生產的季節性，一次發生，影響一季，持續發生，將會惡性循環，威脅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 如果中國高層進一步關注農村勞動力不足問題，藉助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正能量，重新整合農村土地資源，辦集約化大農業，實現中國農業的規模化和農業機械化，這樣城市化就有利於農村大發展，也保障了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社會穩定。反過來，農村的現代化的發展，會剩餘更多的勞動力，這些剩餘勞動力會進一步促進中國工業的規模，促進城市化進一步的提高。
大城市病
當今中國的大城市病已經相當嚴重。交通擁擠、資源緊缺、城市居民生活質量下降等問題在困擾着城市的進步。中國大城市的建設和改造步伐加快，城市圈開始在中國部分地區出現，而許多特大城市也開始着手興建「衛星城」希望能解決大城市病的諸多問題。如北京市改委主任丁向楊在北京市十二屆人大會議上向市人大作報告時提到，北京市將按照現代化生態城市的標準，公開招標確定高水平規劃設計，建設幾個適合五十萬以上人口居住、就業的新型「衛星城」，藉以來疏散城市中心地區的人口。但是，實際運行中發展「衛星城」很多的時候卻是使城市更加「臃腫」，「城市病」的現象更加突出。因此，解決城市病問題，在發展「衛星城」進行分散型城市化的時候同時應注意不要把城市變的更「臃腫」。近兩年，城鎮化對縣域經濟的推動作用有所減弱。一些地方的城鎮化側重於大規模、高強度的「造城運動」，部分透支了城鎮化的紅利。
城市職能轉化
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進程大體上可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以「集中化」為特徵，第二階段則以「分散化」為特徵。於是，以大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城市帶」發展較快。中國一些發達地區，比如北京、上海、廣州，已出現了生活富裕起來的階層從城裡向郊區遷移的趨勢，也就是說，進入了城市化發展的第二階段：「市郊化階段」。發展「城市圈」「衛星城」需要注意到城市職能和周邊郊區職能的轉化和協調發展。城市化的過程，就是不斷現代化的過程，中心城市應該不斷加強「城市帶」和「區域經濟」的規模、布局、功能的完善。城市職能的不斷演進，是中心城市良好發展的前提，同時也是解決大城市病、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穩定健康發展的基礎。
城進農退城市化 城市化帶來的問題的確觸目驚心。曾經有學者概括，現代城市化的弊端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城市病」，表現在住房、交通、環境、就業、安全、衛生等方面；二是「城市文化病」，即人們對城市本身的懷疑、失望、厭惡、憎恨甚至敵視等極端心態與行為。
有西方學者提出，現代城市化在根本上是一種西式的「城進農退」城市化。由於以與自然對立和對鄉村排斥為理論基礎，這種扭曲的城市化註定對自然、對農村、對弱勢群體不厚道，難以避免無根性和不可持續性。
上述概括或有偏頗之處，卻有助於戳破以大城市為基調的西式城市化的美麗神話, 讓我們直面現代城市化問題，尋求對策。大城市病是環境問題的重要組成部分，解決不好，將直接威脅現代化進程和國家生態安全。用大衛·格里芬的話來說，「如果放任生態危機，人類文明將在全球追求無節制的發展中走向終結」。
現代城市化的弊端表明，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城鄉共榮的城市化模式十分必要。這種新模式應該是現代城市化的升級版，主張都市與田園交融、工業與農業和睦，發展有機、有根、有情的「審美城市」。
西方國家正在展開的社區支持型農業、城市農業以及城鎮轉型等運動，是新型城市化的重要探索。
社區支持型農業運動在美國迅猛發展，越來越多的城裡年輕人下鄉從事農耕，開設小型有機農場。社區支持型農業不僅是城市反哺農村，更是農村哺育城市、農業支持城市，是實現城鄉和諧發展的「綠色」通道。社區支持型農業鼓勵更多小農戶採取有機農耕的方式來善待土地，真正體現了「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的厚道。
一度陷入低迷的城市農業運動再度煥發生命力。人們日益意識到，單純以經濟衡量方法看，城市土地用於農業獲益很低，但考慮社會和生態方面的回報，「其價值就會凸現出來」。在減少人類活動對環境的污染，增加綠色植物，縮減糧食生產環節和減少碳排放量等方面，城市農業都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城鎮轉型運動」是另一種有根化努力。「城鎮轉型運動」起源於英國托特尼斯郡，倡導可持續生活方式和重建當地生態復原力，因地制宜減少能源消耗，擺脫對石油的依賴。
這種新型城市化路徑在西方至今尚未大規模出現。
對於中國，官媒和官方學者認為中國不僅有「天人合一」等優秀文化傳統，還有從工業文明提前跨入生態文明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中國的高鐵、移動多媒體、新能源等技術，為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共榮提供了重要支撐。這種城鄉並茂的城市化如果成功了，不僅會造福中國人民，也將為世界和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
歷史進程
早在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轉變的時期，就出現了城市。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城市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極其緩慢。直到1800年，全世界的城市人口只占總人口的3%。只是到了近代，隨着產業革命的掀起，機器大工業和社會化大生產的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才湧現出許多新興的工業城市和商業城市，使得城市人口迅速增長，城市人口比例不斷上升。從1800～1950年，地球上的總人口增加1.6倍，而城市人口卻增加了23倍。在美國，1780～1840年的60年間，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僅從2.7%上升到8.5%。1870年美國開始工業革命時，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不過20%，而到了1920年，其比例驟然上升到51.4%。從整個世界看，1900年城市人口所占比例為13.6%，1950年為28.2%，1960年為33%，1970年為38.6%，1980年為41.3%。所以，城市化過程是隨現代工業的出現、資本主義的產生而開始的。
城市化程度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生產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由於自然條件、地理環境、總人口數量的差異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各國城市化的水平和速度相差很大。經濟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的城市化程度要遠遠高於經濟比較落後的農業國家。1980年，發達地區國家的城市人口的比例平均為70.9%，其中，美國為77%，日本為78.3%，聯邦德國為84.7%，英國為90.8%，加拿大為75.5%。而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人口比例平均為30.1%，其中不少國家低於20%。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標誌，是人們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標誌，也是衡量國家和地區社會組織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標誌。城市化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過的過程，是人類社會結構變革中的一個重要線索，經過了城市化，標誌着現代化目標的實現。只有經過城市化的洗禮之後，人類才能邁向更為輝煌的時代。然而，僅僅看到城市化所帶來的豐碩成果而讚嘆不已、振臂高呼是遠遠不夠的，城市化過程並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樂章，像很多進步一樣，城市化過程中也夾雜着許多不和諧之音。正確認識城市化所帶來的影響，並採取必要的措施認真的予以解決，對中國有着重要的意義。
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化水平，隨工業化的逐步實現而不斷提高。蘇聯城市人口的比例，十月革命前約為18%，1961年達到50%，1981年上升到65%。其他東歐國家，如保加利亞、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波蘭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城市人口的比例都超過50%。
中國城市化進程
《2012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介紹說，新中國的城市化發展歷程迄今大致包括1949-1957年城市化起步發展、1958-1965年城市化曲折發展、1966-1978年城市化停滯發展、1979-1984年城市化恢復發展、1985-1991年城市化穩步發展、1992年至今城市化快速發展等6個階段。
2012年8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報告顯示，十六大以來我國人口總量低速平穩增長，人口生育繼續穩定在低水平，人口文化素質不斷改善，城市化水平進一步提高，人口婚姻、家庭狀況保持穩定。報告顯示，2011年城鎮化率達51.27%。 中國城市化進程：特點為起步晚，水平中等，速度快。根據中國六次人口普查數據，歷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
2019年末，中國城鎮常住人口84843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60.60%，這是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首次超過60%。
城市化水平穩步提高
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城鎮人口平均每年增長2096萬人。2011年，城鎮人口比重達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個百分點，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萬人；鄉村人口65656萬人，減少了12585萬人……
2021年末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64.72%。
中國的城市化主要開始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即改革開放後。
人是城市的主體，是城市化的出發點和歸宿。城市化進程，也要首先確立以人為本的思想，首先需要廣大農業勞動者有真正的擇業、擇地自由，打破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的人為枷鎖，完善土地政策、戶籍政策和社會保障體制；在城市化的各個階段都要充分注意城市化過程中人的利益。
城市化的過程中出現過而且還將要出現很多問題。我們要堅持城市化本身從促進人們的生產方式、改善人們的生產方式、提升人們價值觀念的出發，以此來監督和指導我們的工作；不斷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之路，才是城市化的長久之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2011年12月19日發布的2012年社會藍皮書《201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稱，2011年是中國城市化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將首次超過50%。這標誌着中國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成長階段，城市化成為繼工業化之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
截至2017年末，中國各省域的城鎮化率可以分成四個層次，（指中國大陸31個省級行政區）:
第一層次：包括上海、北京、天津3個直轄市，城鎮化率為80%～90%
第二層次：包括廣東、江蘇、浙江、福建、江西、重慶、遼寧等7個省區，城鎮化率為60%～70%
第三層次：包括黑龍江、山東、湖北、吉林、寧夏、海南、山西、陝西、河北、湖南、安徽、青海、內蒙古等13個省區，城鎮化率為50%～60%
第四層次：包括四川、新疆、廣西、河南、雲南、甘肅、貴州、西藏等8個省區，城鎮化率不足50%
現實問題
當前中國城市化發展存在五大戰略性弊端：一是在世界格局中，中國的城市化明顯滯後於工業化所對應的非匹配；二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明顯地表達出土地城市化快於人口城市化的非規整；三是中國的城市化亟需克服「城市和農村、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非公平；四是中國的城市化偏重城市發展的數量和規模，忽略資源和環境的代價，呈現出粗放式生產的非集約；五是中國的城市化必須解決如何進入現代管理制度、消除城市病的非成熟。
就地型城市化
就地型城市化是指原來的農村地區，在並無城市直接作用和影響的情況下；由於某種資源的發現和開發或者由於對外交通地位的建立，或者由於生產結構的變化，使得農民脫離土地從事非農業生產、農村地域轉化為城市地域的過程，也就是農村城鎮化的過程。
由於中國農村人口多 、城鄉勞動力嚴重過剩；中國農村的繁榮，必然要通過發展農村非農產業來實現，現有的大城市無力吸收數以億級的農村人口，只能以投資少、設施簡單的小城鎮、小城市起步。通過對中國現實的分析，就可以暴露出農村地區城鎮化中的一些問題。很多問題產生於農村地區城鎮化的過程，同時又阻礙着該地區城鎮化的進行。
調好產業結構
當前，中國已經進入到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初見成果，在進行新一輪深化改革成果的過程中，我們仍需要摸索前進。隨着中國城市化的推進，面臨着新一輪城鎮建設的高潮。我們知道，城鎮作為連接城市和農村的中介，應充分利用該地區的資源，發展適合自己的產業，同時也應注意經濟的協調發展。很多地區仍存在盲目上項目、造成重複投資的情況；不僅造成了很多浪費，更重要的是貽誤了時機，使城鎮化現代化過程滯後。由此，作為與農村緊密相連的城鎮建設，在其發展過程中應切合本區域的實際情況制定自己的發展模式。比如在一些西部落後地區，因為其經濟基礎薄弱、資源短缺，開發初期啟動相當困難。為迅速提高落後地區自我發展能力，我們可建立優化的產業發展順序，即首先發展投資少、見效快的第三產業，如旅遊、商貿等產業，以其促進地區發展資金的原始積累，並溝通外界，為合理引進外部資金和技術打下基礎。而後相應發展其他適合該地區的產業和相關工業，由此帶動該地區的合理持續健康發展，切忌急於求成。
地方政府投資
2012年，地方政府投資欲望強，如海南國際旅遊島、安徽城市帶、重慶兩江新區和湖北「十二萬億」投資等多個區域振興規劃陸續出台，地方政府成為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角，中央項目投資增速的回落更多的反應了中央政府為防止過快增長而有意控制投資節奏。
提高人口素質
農村地區的城鎮化，是農村人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發生變化的過程。隨着工業化生產在農村地區的普遍和發展，與此相適應的是農業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以及社會化服務的完備。人是城市的主體，是城市化的出發點和歸宿。人的城市化，關鍵是人的現代化。我們不僅要加快農民進城，變農業人口為非農業人口，而且更重要的是，通過培訓就業以及加強社區文化建設，加強思想道德教育、科學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人口綜合素質，使村民轉變為真正意義上的市民。基礎教育是影響中國未來綜合國力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教育資源呈不均分布，地區的文化水平低下勢必影響一個區域經濟的發展，從而影響到中國城市化發展的進程。加強對農村人口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注重對城市化主體人的素質的提高，是城鎮（市）化進程中需要長期重視和亟需解決的根本性問題。
學術爭論
學術界關於城市化道路的爭論在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極為激烈，主要有小城市論、大城市論、中等城市論、多元發展論、城市體系論等。
小城市論
1983年，中國城鎮化道路學術研討會一致認為中國應該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具有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城鎮化道路」、「各不同地區的城鎮化道路也應各具特色」。討論會的總結報告注意力的焦點在「積極恢復和發展小城鎮，特別是廣大的農村集鎮」，小城市「是符合理性的，是有生命力的」。在改革開放以後鄉村工業化的現實和「小城鎮大戰略」的導向，以及既定城鄉制度的慣性作用下，這種論斷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幾乎是獨占鰲頭的。
大城市論
有學者認為應重點發展「條件較好的大中城市」、「中心城市」。有學者（饒會林、曲炳全，1989）則明確指出大城市具有遠大於小城鎮的規模效益。還有學者提出適合國家當前條件的100萬—400萬人口的優化城市規模區間。也有學者認為城市規模效益仍然在發揮主要作用，需適當放寬對大城市規模上的限制。此外，還有學者認為，在落後地區，大城市必然要首先發展，形成「極核」，然後帶動中小城市的發展。
多元論
也有學者試圖從兩種針鋒相對的意見中尋求平衡，提出農村城鎮化和「城市圈為中心的提高內涵為主的」城市現代化、城市內涵化的二元（或多元）城鎮化道路模式，或大中小城市互相協調，東中西部差異化發展道路。
中等城市論
《經濟學動態》編輯部於1984年提出「中等城市論」。
城市體系論
隨着城市化研究的深入，有學者（周一星，1988）提出「不存在統一的能被普遍接受的最佳城市規模，城鎮體系永遠是由大中小各級城鎮組成的，而各級城市都有發展的客觀要求，所以城市化的模式應該是多元的、多層次的」，城市體系發展道路受到重視。
早在2007年，歐盟就提出了建立智慧城市的設想，認為智慧城市是城市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接着在2009年，歐盟委員會提出了建設智慧城市的具體計劃，並且決定投入100億至120億歐元用於智慧城市建設。歐盟智慧城市建設主要包括智能建築、智能能源網絡、智慧城市交通和智能醫療系統等方面。與其他地區相比，歐盟的智慧城市建設更加注重城市的生態環境和智能經濟。歐盟已經挑選出大約30座城市作為建立智慧城市的首批試點。
歐盟有關專家認為，智慧城市是城市化發展的高級階段，是建立在城市各大系統整合、物理空間和網絡空間交互、普通百姓廣泛參與的基礎上的。智能化城市要求城市的管理更加精細、環境更加和諧、經濟更加高端和生活更加舒適。與數字城市相比，智慧城市更加聚焦民生與服務，更加鼓勵創新與發展，更加強調感知與物聯，更加強調公眾參與和互動。歐盟的智慧城市評價標準包括智能經濟（即創新型經濟）、智能移動（即不僅是智能交通，也延伸到教育、購物等領域）、智能環境（即注重城市的生態環境）、智能治理（即政府管理模式的調整和改善）等多種指標。據有關機構評比，瑞典、芬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奧地利等國的城市智能化程度相對較高。
總的看來，物聯網在歐盟智慧城市建設中發揮着十分關鍵的作用。物聯網除了交互的職能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基於這些交互信息之後提供的智能決策和服務。近些年來，歐盟委員會一直致力於鼓勵和促進歐盟內部物聯網產業的發展，並將發展物聯網作為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歐盟發展物聯網過程中主要採取了兩大措施：一是繼續加大物聯網投入，關注點是重點技術，如微電子、非硅組件、定位系統、無線智能系統網絡、安全設計、軟件仿真等；二是在綠色汽車、能源高效建築、未來工廠和物聯網這四大領域加強與私營企業的合作，以吸引私營部門參與到物聯網的發展過程中。
物聯網不僅可以在傳統的物流領域幫助企業提高經濟效率和節約成本，還可以廣泛應用於道路、交通、醫療、能源等領域。歐盟認為，物聯網的發展應用將為建設智慧城市和解決現代社會問題作出重大貢獻，如健康監測系統將幫助人類應對老齡化問題，「樹聯網」能夠制止森林過度採伐，「車聯網」可以減少交通擁堵，「電子呼救系統」在汽車發生嚴重交通事故時可以自動呼叫緊急救援服務。歐盟有些成員國推出的物聯網應用已經取得明顯效果。如歐盟成員國在藥品中越來越多地使用專用序列碼，確保藥品在到達患者前均可得到認證，減少了制假、欺詐以及分發中的錯誤。又如瑞典為解決斯德哥爾摩交通擁擠問題，通過使用射頻識別技術以及利用激光掃描、自動拍照和先進的自由車流路邊系統，自動檢測標識車輛，向工作日白天進出市中心的車輛收取費用。結果，斯德哥爾摩的交通擁堵降低25%，交通排隊所需時間下降50%，城市污染下降15%。
智能電網是歐盟建設智慧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智能電網的發展主要是由歐盟主導。歐盟負責制定整體發展目標和方向，並且提供政策及財政支持。在2010年至2018年間，歐盟計劃對智能電網的總投資額約為20億歐元。早在2001年，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就率先在全國安裝了3000萬台智能電錶，建立起智能化的用電計量網絡。當時，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全面實行遠程抄表，主要是想解決上門擾民和浪費人力的問題，同時避免誤抄或誤算現象。 如今，越來越多的歐盟成員國通過安裝智能電錶來建立智能電力信息系統，更多的是為了減少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一方面，智能電子信息系統能夠讓電力公用事業企業足不出戶就可以對電力的使用情況進行遠程監控，用戶也不再需要靠自己的評估來計算自己的能源消費量，從而節省大量的資金和能源。
另一方面，智能電網運行管理中心可以藉助智能電力信息系統對電力供應和需求同時實施控制，不僅可以實現供求負荷變化的及時調節，而且可以調節用電設施的運行狀態，穩定電網運行，改善供求雙方的運行經濟性。
與以往供求雙方以合同方式規定負荷水平的作法不同，智能電網可以對供求關係的變化作出更為及時的反應和進行精確調節，從而確保電網的電能質量。此外，歐盟希望通過智能電網技術將風電、光電等可再生能源電力融入歐洲電網。
為了建立智能電網，英國已經宣布在2019年前為英國3000萬處住宅及商業建築物安裝5300萬台智能電錶，法國則計劃從2012年1月起將所有新裝電錶更換為智能電錶。歐盟委員會認為，建設智能電網是今後10年內歐洲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之一。
四種模式
1.珠江三角洲模式：對外開放——外資企業建立——工業化——城市化
2.溫州模式：小商品經營——個體私營企業—— 工業化——城市化
3.蘇南模式：大城市擴散——鄉鎮企業——工業化——城市化
4.東北模式：森林、礦產資源開發——國有大中型企業建立——工業化——城市化
表現特徵
城市化進程的表現具有一定的特徵性：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產業結構中，農業、工業及其他行業的比重彼此消長，不斷變化；城市化水平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成正比；城市化水平高，不僅是建立在二、三產業發展的基礎上，也是農業現代化的結果。
進度
1、城市化水平指標
此指標的公式是：PU=U÷P×100%；式中：U——城市人口；P——總人口。
2、城市化速度指標
此指標的公式是：TA=1÷n（PUt+n—PUt）；式中：TA——城市化速度；n——兩時刻間的率數；PUt+n、PUt——在t+n年和t年的城市人口百分比；要注意，公式中城市化速度（TA）的單位是城市人口比重平均增長（或減少）的百分點，而不是百分比。
3、城市化質量指標
城市化質量指標並不單一，而是綜合各種指標的指標體系，這裡採用葉裕民提出的衡量城市化質量的指標體系，並作稍微改動，分為兩大體系。
城市現代化
城市現代化是城市素質的綜合反映，具體體現在城市發展水平的方方面面。衡量城市現代化的指標體系劃分為三大類11個指標。
第一類，經濟結構現代化水平指標。主要包括3個指標：人均GDP（元/人）、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用於反映經濟發展水平。
第二類，基礎設施現代化水平指標。包括4個指標：人均鋪裝道路面積（平方米），萬人擁有公共汽、電車（輛），萬人擁有醫生數（人），萬人擁有電話機（包括移動電話）數（部）。
它們分別反映交通、醫療衛生、通信的發展水平。第三類，人的現代化水平指標。
包括4個指標：人均擁有公共圖書館藏書、萬人擁有在校大學生數（人）、人均居住面積（平方米）以及人均公共綠地面積（平方米）。分別反映人的素質和人的居住環境狀況以及文化基礎設施的發展水平。
城鄉一體化
城鄉一體化是城市與鄉村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區域範圍內結為一體，互補融合、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過程。
衡量城鄉一體化的指標體系理論上包括4個指標：第一產業與第二、第三產業平均利潤率，城鄉之間物質流和信息流狀況，城鄉居民收入差異，城鄉居民恩格爾係數差異。
由於受統計資料的限制，選擇了城鄉居民收入差異（反映生活水平）和城鄉居民恩格爾係數的差異（反映生活質量）兩個指標來計算中國當前城鄉一體化的水平。
發展對比
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城市化特點不同。
發達國家
1.起步早。
2.城市化水平高。
3.出現逆城市化現象。
發展中國家
1.起步晚，發展快。
2.城市化水平較低。
3.城市發展不合理。
例如巴西，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的3/4，城市化問題十分嚴重。
表現方面
旅遊
「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是以人為本的城市化。可以說「城市化」並不等同於「工業化」，以旅遊業為導向的「非工業化」城市化模式，是一條非常重要和值得推廣的新型城鎮化發展之路。
首先，要牢牢把握生態文明建設的大方向，把「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作為實現城鎮化的主導性原則，引導城鎮化建設走「美麗」之路，讓「美麗中國」成為宜居、宜業和宜游的中國。
其次，要堅持保護和傳承地方文化，維持和強化地方個性，把文化塑造作為牽引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原動力，並通過文化建設使地方的軟實力和硬實力得到同步提升。
再次，要旅遊規劃、組織好產業業態，旅遊導向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倡導的是「非工業化」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要以旅遊業、文化創意產業、現代服務業等現代新型的實體經濟為主體，構建具有突出特色的「以人流帶動物流、資金流」的新型產業結構，用創新的業態創造出比傳統業態更好、更高、更有質量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績效。
最後，要着力提高旅遊產業的經濟貢獻率和社會貢獻度，以旅遊產業的高貢獻率使其成為支撐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柱性、主導性產業，同時發揮旅遊產業吸納就業數量大、容納就業口徑寬等優勢，使其成為承載地方就業的基礎性行業，讓旅遊業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吸納地方就業、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做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旅遊的介入可以解決城市化過程中的產業問題，還有城市化過程中基礎設施、農民福利、城市建設等的誰來投資的問題。產業的布局發展問題解決了，也就從根本上解決投資問題和發展問題。換而言之，就是用旅遊來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
人的城市化
中央多次表態城市化是我國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在城市化大趨勢的市場背景下，各地熱衷於新區、新城的報批，一些新區、城市副中心規劃大批量出台，預計未來將會有大規模新城湧現。 首先，調整與改革地方政府業績評價指標，弱化GDP等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導向的指標，強化一些新型的集約型的經濟評價指標。
其次，從調控角度而言，通過長效調控機制穩定宏觀經濟發展預期是避免炒房的基礎。形成了相對穩定宏觀經濟發展預期和房地產市場發展環境，這樣才會避免房地產投機與炒房市場行為，防止房地產市場投資過熱而出現的「空城」現象。
第三，房地產不再依靠「政策市」這條路來刺激區域規劃與房地產市場開發，而是根據區域產業布局需求，使城市、資本、產業與人口的協調發展，逐步進行城市化的過程。
第四，發展產業新城，要產業先行，切實做到「產城融合」。
氣象影響
北京城市氣象研究院的相關研究表明，城市化是影響降水的重要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