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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平，出生於1963年，現任臨汾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紅絲帶學校的創辦者和校長。2017年2月8日，獲感動中國2016年度人物。
【人物事跡】從2004年7月為幾名艾滋病患兒成立「愛心課堂」起，到2006年9月1日成立紅絲帶學校，2011年12月1日，臨汾紅絲帶學校納入國民教育系列，目前學校已發展33名在校學生。作為國內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兒學校的校長，郭小平十幾年來所全部愛都放在了這些一出生就遭遇不幸的孩子身上。
2014年，彭麗媛向紅絲帶學校寫信，並在採訪中說：「我希望這些受艾滋病影響的孩子們，都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郭小平創辦紅絲帶學校 瘦弱的孩子需要關愛，這間病房改成的教室是溫暖的避難所。你用十二年艱辛，呵護孩子，也融化人心。郭校長，你是風雨中張開羽翼的強者!
2004年，臨汾第三人民醫院院長郭小平看到艾滋病區的幾個孩子到了上學年齡卻沒法上學，便和同事一起辦起了「愛心小課堂」，在社會各界的幫助和支持下，2006年9月1日，臨汾紅絲帶學校正式掛牌成立，2011年學校被列入正式國民教育序列。臨汾紅絲帶學校是國內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兒學校，郭小平目前擔任臨汾市紅絲帶學校校長，艾滋病感染兒童在這裡接受治療的同時也能安心接受與正常孩子一樣的教育。多年來，郭小平創建紅絲帶學校一事，在社會上也受到不少爭議，郭小平一直在艱難中努力堅持。
郭小平勵志故事 11月28日下午3點，郭小平和劉麗萍帶着翠翠和紅霞逛了北京天安門，準備坐地鐵返回賓館。一路上，翠翠抱着郭小平的胳膊，紅霞緊緊拽着劉麗萍的手，小貓一樣靠在車廂上。「這倆孩子都是第一次來北京，得逛逛天安門。」說着，郭小平抬頭看看地鐵到站指示燈，盤算着還有幾站下車。
他們這次到北京，是參加世界艾滋病日的宣傳活動。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這一天，對他們有着特別的意義。他們來自山西臨汾紅絲帶學校——我國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兒學校，郭小平是校長，劉麗萍是生活老師，翠翠和紅霞則是那裡的孩子。
「你叫我校長，我覺得特別怪。」郭小平瘦且高，戴着眼鏡，文質彬彬的樣子。他笑着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其實呀，我就是個大家長。」的確，孩子們很少叫他校長，都叫他「伯伯」。
讓孩子們過得快樂一點
「最早就是一個簡單的想法，根本沒想到後來會成立一個學校。」回憶起創辦學校的過程，郭小平如是說。
2004年，郭小平所在的臨汾市第三人民醫院建立了專門收治艾滋病患者的病區「綠色港灣」，其中有幾名因為母嬰感染、一生下來就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孩子。由於父母去世，親戚也不願意接他們回家，4個孩子長期住在了病區。
孩子們到了上學的年紀，但對他們來說，這並不容易。由於經常發病，他們身體虛弱，隨時可能住院;人們對於艾滋病的恐懼、歧視也讓孩子們受到不少傷害。曾靜是4個孩子中的一個，他曾去學校上學，可當老師和同學知道他有艾滋病後，他就被徹底孤立了。「上課時，我被孤零零地安排在教室的一個角落;下課後，也沒人願意跟我說話。」後來，曾靜得了抑鬱症。抑鬱症好了，他也不想再回學校了。
這些無辜的孩子本就生死未卜，還被人歧視，這讓郭小平很難過。「也不知道孩子們能活多久，就是想讓他們學一點知識，過得快樂一點。再說，待在醫院裡，也不上學，不成文盲了嗎?」
為此，醫院騰出了一個病房，買了塊黑板、4張課桌，「愛心課堂」就這樣「開學」了。醫生、護士輪流當老師，拿來自家孩子用過的課本，利用空閒時間教孩子們認字、做算術。課堂雖小，但孩子們高興極了，經常是剛拔掉輸液瓶，就飛奔到教室。病區裡的患者劉麗萍主動請纓給孩子們當老師，9年前，一次術後輸血時，她不幸感染上了艾滋病。「想到過自殺，也想過要報復社會」，但這個小課堂讓她看到了希望。
課堂建立不久，孩子們的命運迎來了轉折。2005年，醫院收到來自國際捐助的兒童抗病毒藥物。這種藥可以抑制患者體內的病毒，增強免疫系統，只要按時服用，孩子們就能健康地活下去。
一年後，「愛心課堂」里的孩子增加到了16名。孩子多了，臨時教室就不夠了。2006年9月，依靠社會捐助，「紅絲帶學校」建立起來，但招老師卻成了郭小平的心病。只要有教師資格證，願意來的，他們統統招收。「我們待遇不好，又是這樣的學校，沒啥人願意來。」郭小平記得，聘來的第一個老師上課時戴着手套、穿着消毒外套，不願意跟孩子們接觸，沒多久就離開了。但現在好了，學校有7名教學老師和兩名生活老師，郭小平的女兒也是其中之一。「我閨女從小就跟着我，和孩子們在一桌上吃飯，她根本沒有『歧視』這個概念。從醫科畢業後，我說你去學校教孩子們吧，她樂呵呵地就來了。」
對學校的25個孩子來說，這裡就是他們的家。有人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有人教授從小學到初中的課程。一進校門，你就能看到一組圖畫：鬱鬱蔥蔥的樹上掛着大蘋果，每一個都貼着一個孩子的笑臉，周圍簇擁着一棵棵向日葵。
最大的快樂是社會歧視減輕了
隨着孩子們一天天長大，郭小平又有了一個心病。學校成立6年來，一直沒有辦學資格，孩子們沒學籍，也就拿不到畢業證，不能參加升學考試。為此，他跑過不少地方，但一直難以解決。
轉機悄然到來。2011年11月15日，世衛組織「抗擊結核病和艾滋病親善大使」、歌唱家彭麗媛來到學校看望孩子們，還和他們一起吃了午餐。彭麗媛的到訪，大大推進了學校「轉正」，不到一個月學校正式掛牌。
學校合法了，孩子們有了學籍，郭小平的心也大了。「以前，我覺得孩子們能上個職業學校，能自食其力，也就夠了。現在，我對他們的期望也高了——考高中、考大學。」他難掩興奮，「初三的孩子，我親自抓學習，還挺見成效的。」
因為擔心孩子們不被正常的高中接收，郭小平已經提前聘請了高中老師。「考上考不上，那是憑個人的本事。但是，受教育是孩子們的權利。」對這一點，他很堅持。
說到學校和孩子們，郭小平總是樂呵呵的。「我給學校建了個微信群，能在上面開會，老師們有事也能隨時找到我。」「我沒什麼愛好，就愛看書，《兒童心理學》啥的，畢竟我還當着校長呢。」不過，他也有生氣的時候，「有兩個孩子不按時吃藥，一個病毒變異了，一個血小板降低了。」
被問及辦學的艱難，郭小平笑了：「你們總愛問我多難，難事當然有，但過去了我就忘了，只記得那些快樂的事。」人們對艾滋病的態度的變化，是最讓郭小平快樂的事：熱衷於公益的人越來越多了，社會的歧視減輕了。「10年前我做艾滋病防治，別人都不願意跟我一桌吃飯。現在我們發起了『5?26國際艾滋病反歧視午餐日』，到了那一天，來的人太多，坐都坐不下。我們學校旁邊是個村子，剛建校的時候，孩子們去村里理髮，沒人給理，想買東西，人家也不賣，現在就好多了。」他還開玩笑說，過去連小偷都不來，現在「都有人開始偷我們的菜了」。
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紅絲帶這樣的學校
紅霞今年5歲了，是個俊俏的小女孩，用紅色皮筋扎着兩個小辮子。一個月前，她和哥哥一起來到紅絲帶學校，他們的父母早已去世，劉麗萍就成了她的媽媽。這次來北京，紅霞還在故宮附近照了相，郭小平興奮地拿着手機向記者展示：女孩穿着旗袍，像個小格格。
郭小平告訴記者，學校里有一半孩子是孤兒。「這些孩子要是沒人管，還不就自生自滅了。等長大了，你說他能不憎恨社會?很多人都說艾滋病兒童的問題，光說有啥用，總得有人去做吧。」
也曾有人對紅絲帶學校提出質疑，認為建一個專門的艾滋病兒童學校，本身是一種隔離政策，不利於孩子們的成長。郭小平也在思考這個問題：「建立專門的艾滋病兒童學校確實不是最好的辦法，可如果沒有這個學校，孩子們很可能就沒有學上。這就是現實。」但他相信，隨着社會進步，艾滋病患兒終究會到正常的學校去上學。「我希望有朝一日，不再需要有紅絲帶這樣的學校。」
對孩子們的未來，郭小平的想法十分清醒。儘管歧視減輕了，但他們想要像普通人一樣上學、工作、生活，仍然不容易。他常會和孩子們聊起人生、夢想、將來的職業選擇，給他們建議，也會給他們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潑冷水。一個女孩想當幼教老師，被他一口否定：「哪個家長肯把孩子送到你這兒?」
「別人說，我有社會責任感。其實，啥社會責任呀。我和孩子們在一起9年了，他們就是我的孩子。」窗外，天已經黑透了，各家亮起了燈光，明亮而溫馨。郭小平認真地問：「你養活自己的孩子，那能叫社會責任感?那就是個『情』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