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奈戴托·克羅齊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 貝奈戴托·克羅齊 | |
|---|---|
| 出生 |
1866年2月25日 佩斯卡塞羅利 |
| 逝世 | 1952年11月20日 |
| 國籍 | 意大利 |
| 職業 | 歷史學家、哲學家、政治家 |
| 知名作品 | 《美學原理》《邏輯學》《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實踐活動的哲學》 |
貝奈戴托·克羅齊是意大利著名文藝批評家、歷史學家、哲學家，有時也被認為是政治家。他在哲學、歷史學、歷史學方法論、美學領域頗有著作，他也是一位傑出的自由主義者——儘管他反對自由放任主義和自由貿易。他在Antonio Gramsci方面的也是相當深遠的。[1]
人生經歷
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年2月25日—1952年11月20日）生於意大利阿布魯佐區的佩斯卡塞羅利。他出生於富貴望族，從小受到嚴格的天主教式的教育。大約十六歲時，他放棄天主教信仰，形成了一種個人的精神生活觀。在他的觀點中，宗教只是一種歷史的習俗，人們可以在其中釋放創造性的力量。直至逝世，他都保持着這個觀點。1883年，他在伊斯基亞的卡薩米喬拉和家人歡度假期時，一場地震來襲，震塌了房屋。他的父母，以及唯一的妹妹死亡。而他被埋在裡面很久，幾乎死掉。此次事故之後，他繼承了家產，和叔本華很相像，他可以在接下來的日子裡過上相對閒暇的生活。他得以在哲學上投入大量精力，像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在那不勒斯的住宅中寫作。(Ryn, 2000:xi[1])。隨着他名氣日增，許多人希望他從政，雖然他不願如此。
他被任命為公共教育部部長並在這個位置上呆了一年。其後的1910年，他遷任意大利參議院議員，這是一個終身職位。(Ryn, 2000:xi[1])。他在一戰期間公開反對意大利參戰，認為這是一次自殺性的貿易戰爭。雖然最初這使得他名譽受損，但戰後他不僅恢復了名譽，而且益發受到公眾喜愛。在1923年，他亦幫助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國立圖書館搬遷至皇宮。
墨索里尼竊取國家政權之後，克羅齊被從教育部長的職位上罷免，接任此職務的是喬瓦尼·秦梯利。克羅齊和秦梯利曾在之前反對實證主義的哲學論辯上多有合作。雖然他起初支持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2]，但他後來公開反對國家法西斯黨[3]，他也因此疏遠了自己以往的哲學夥伴：Gentile。克羅齊的生活受到了墨索里尼政府的嚴重威脅，他的住宅和圖書館遭法西斯軍警的抄查。他得以保持自由身，還是因為他的身份地位，但他被嚴密監視，他的學術成果也被政府掩蓋，以至於沒有一家主流報紙或者學術出版物提到過他。1944年，民主恢復 ，克羅齊又被任命為新政府的部長。不久他離開政府，不過仍任自由黨的主席直至1947年。
他最有成就的哲學觀點寫在四本書中：《美學原理》(1902)、《邏輯學》(1908)、《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以及《實踐活動的哲學》(1908)，當然他的總著作量超過80本書，他自己辦了四十年的雙月刊雜誌《La Critica》。[2]
思想領域
克羅齊對待哲學的方法論表現在他對精神或者說心智的劃分。他先從理論上劃分精神活動，又從實踐上劃分精神活動。理論上的精神活動包括審美和邏輯。其中，審美最重要，包括直觀和歷史觀。邏輯包括概念和關係。實踐上的精神活動包括經濟學和倫理學。在這裡，經濟學應被理解成包括所有的世俗事務。 每個劃分都暗藏與其相關的思考方式。審美由美驅動，邏輯以真理為目的，經濟學關注有用之事物，而道德，或說倫理，關係着善良。這種描述性的概括其實是想表明人類思想的內在邏輯性，然而它又是規定性的，因此這些說法來自於認識論本身的聲明與自信。
精神哲學
因為黑格爾以及其他德國觀念論思想家的強烈影響，克羅齊發展了一種自稱為「精神哲學」。他更願意稱之為「絕對理想主義」或「絕對歷史主義」。克羅齊的工作可以被認為是第二次嘗試（第一次是康德）彌合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或者分別叫做先驗哲學和感覺論） 。他把自己的方法稱為內心主義，他關注在特定的時間與地點中的生活狀態的人的經驗。因為現實的紮根於內心存在，而內心存在只能來源於現實經驗，所以克羅齊將美學視為其哲學的基礎。
歷史哲學
克羅齊非常尊重維科，也贊同他在歷史學上的觀點：歷史應該由哲學家來寫。克羅齊的論歷史讓這個觀點更進一步，將歷史看成「運動中的哲學」，他認為在歷史學中沒有什麼「一勞永逸的藍圖」，或者終極計劃，而且「歷史科學」的說法就是一個笑話。
克羅齊的許多基本觀念直接脫胎於狄爾泰，克羅齊明確地說「 歷史主義就是要肯定生活與實在就是而且僅只是歷史」 。正是這種極端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一元論的立場構成了克羅齊的歷史主義最為鮮明的特徵。真正的思想既是哲學又是歷史，思想的概念必須具有普遍性和具體性，使歷史學完全壟斷了全部知識的領域，正如實證主義要使由自然科學的方法所獲取的知識壟斷全部知識領域一樣個體性、個別性或個性化的原則是歷史主義思想傳統的一個根本原則正確的觀點應該是，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時代的價值不僅要與它自身，而且也要與別的行動和時代聯繫起來進行考察。就此而論，它們既是自足的，又是以後行動和時代的墊腳石。可以說，克羅齊是在哲學上既肯定了個體性又肯定了歷史的發展、變化。
克羅齊的名言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當然這句話也常常引起誤解。
從認識論的角度可以認為，歷史正是以當前的現實生活作為其參照系，這意味着，過去只有和當前的視域相重合的時候，才為人所理解。一個在自己現實生活中完全不懂的愛情魅力為何的俗物，大概不能理解克拉奧佩特拉的眼淚如何使得一個王朝覆滅。他們最多只知道有如此這般的事情，但是不能領會它們。故此可以說，一個對中古民法典的體系毫無熱情的人，就不能真正懂得希臘化的羅馬法學在形式理性上的成就。
從本體論來看，其含義是說，不僅我們的思想是當前的，我們所謂的歷史也只存在於我們的當前；沒有當前的生命，就沒有過去的歷史可言。所謂「當代」，是指它構成我們當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歷史是精神活動，而精神活動永遠是當前的，決不是死去了的過去。對克羅齊來說，時間本身不是獨立的存在，也不是事物存在的外在條件；他只是精神自身的一部分，所以我們既不能把時間、也不能把過去看成是精神以外的事物。故此又可以說在大家看來早已消逝的古羅馬的榮光，其實依然活生生存在於精神之中，存在於從薩維尼到每一個熱愛羅馬法的人的精神和著述之中。只要它還影響着我們，就存在於我們之間。
有人曾指責克羅齊賦予一切歷史以當代性的歷史觀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歷史觀。這其實是對克羅齊「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命題的歪曲。歷史學中的實用主義者相信史料本身會說話，會給研究者呈現出其希望有的意義來，實用主義史學更是為了現實的需要對歷史進行有意識的篡改或解說。與此相反，克羅齊認為，史料本身並不會說話，使史料發揮作用的只能是歷史學家的學識水平，歷史學家的學識水平越高，越具有創造性，所揭示的歷史意義就越深刻；歷史學家不是被動接受、考訂和闡釋史料，而是發揮巨大的主動性和創造力。所以說，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並不是實用主義史學，相反，這是其歷史哲學所揭示的歷史研究的特性之一。
其它
他創造了一個詞野驢政治（onagrocracy）（把政府比喻成高聲喊叫的驢來形容意大利法西斯運動以及領導人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執政風格。這是對惡政的鄙視，是對亞里士多德有名的三個政治名詞——僭主政治，寡頭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一個諷刺的補充。[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