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說」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說「說」,近日,讀了幾篇關於說的文章。其中,或主張言行一致,或強調多做少說,或告誡人們切勿口惠而實不至,我覺得全然在理。由此,想到另一個側面,我也想說說 。 《墨子閒詁》中有這樣一則故事: 子禽
原文
近日,讀了幾篇關於「說」的文章。其中,或主張言行一致,或強調多做少說,或告誡人們切勿「口惠而實不至」,我覺得全然在理。由此,想到另一個側面,我也想說「說」 。
《墨子閒詁》中有這樣一則故事:
子禽問曰: 「多言有益乎?」墨子曰: 「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干擗,然而不聽。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這是關於「說」的一段很精闢的議論。意思是說,話不在說的多少,而在說的當口上,也就是有鋼要用在刃上的意思。假話、大話、空話講得愈多,危害愈烈,自然不可。但事事尊口免開,也未必是好。誰知,現在「少說為佳」竟成了一些人的處世哲學。君不見,有人「文件畫圈,開會溜邊」,發言只講「萬無一失」 的原則話; 有人「是非面前不開口,遇到矛盾繞開走」; 有人在歪風邪氣面前,該說的不說,該頂的不頂,隨波逐流,樂當 「和事佬」 。此種現象出於我們共產黨內,真真怪哉!
「言為心聲」 。言,往往是行動的先導。一事當前,離開必要的說話是不行的。革命者做演說,著文章,用 「說」喚起群眾,揭露敵人,開闢世界新天地。可見,「說」 可以明理,可以去非,可以除惡,可以揚善,其作用可謂大矣。說和做應是知和行的統一。對於領導幹部和宣傳工作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說」就是做。對好人好事不宣揚、不支持、不樹正氣,就是忘記了自己的職責; 對壞人壞事不批評、不抵制、不剎歪風,就是瀆於職守。
「好好先生」奉行的好人主義,是一種腐朽庸俗的作風,其「要義」是「言多必失」 。那麼,怕「失」 什麼呢?無非是怕說錯了丟烏紗帽,搞壞了關係丟選票,傷了和氣堵死了方便自己的「渠道」 。借用 「好好先生」 自己的話說:「堅持原則是非多,碰着硬茬麻煩多,平平穩穩好處多」;「不說好,不說壞,誰也不見怪」 。從這些話語中不難看出,好人主義的本質是利己主義。
在某種條件下,「好好先生」 確實能得到一些個人好處; 在某些喜歡息事寧人的人看來,他們也許還算是「好人」 。但是,對於人民,對於革命事業,其好處又在哪裡呢! 其實,「好好先生」也並非象金人那樣三緘其口。他們說與不說,說多說少,往往是以一己私利為轉移。莫看 「好好先生」 對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泰然處之,但一遇到對己不利的事,便四處奔走,多方遊說,吵吵鬧鬧,勁頭可謂足矣! 現在,就有那麼一股「說情風」,當組織上要對違法亂紀的人進行處理時,便有「好好先生」跑出來「說情」,他們哪裡是真正奉行「少說為佳」的原則呢?
在歪風邪氣面前,真正的革命者應當敢於站出來講話。當然,敢說決不等於胡說亂說。孔夫子講: 「敏於事而慎於言。」直言應產生於對事物的敏銳觀察和縝密思考。我們主張敢說,同時也強調要講究有根據的「說」。說話要區分場合,直言要注意方法。要言之在理,合乎實際,顧及客觀效果。至於因思慮不周,說錯一句半句,也不要緊,錯了就改嘛!那種出以公心,敢於仗義執言的人,即使有些缺點,我以為也不可與那種少說為佳、明哲保身的「好好先生」同日而語! 公心和私心之間判若鴻溝,是難以作比的。
講了這麼多,也是一種「說」,目的在於倡導一種敢想、敢說、敢碰硬的革命精神,一種勇於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一種光明磊落、襟懷坦白的高尚品德。倘若此「說」對於破除好人主義能起一點作用的話,則此願足矣!
(1983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
賞析
這篇雜文簡短數筆勾畫出了一幅「好好先生」的形象。雜文長於運用諷刺的筆法,但諷刺的對象不同,運用的方法也便有了區別。「好好先生」是出現於共產黨內的現象,因其貌似「與人為善,與世無爭」,頗能贏得善良本分人們的青睞,於是大有蔓延之勢。對於我們自己隊伍內部存在的這些弊端,完全應該批評,也可以諷刺,但決不能象對待敵人那樣置之死地,而應該「把投槍變成針灸醫生的銀針,刺准穴位,又酸又脹又麻,周身通泰」,使患者出一身汗,聞者引以為戒為宜。
首先,作者寥寥數語擺出了「好好先生」的症狀: 「文件畫圈,開會溜邊」;發言只講「萬無一失」的原則話; 「是非面前不開口,遇到矛盾繞開走」;在歪風邪氣面前,該說的不說,該頂的不頂,隨波逐流,樂當「和事佬」。對於這些症狀,作者沒有鋪張,因為治病的關鍵不在這裡,而在能找出病根。
接着,作者透過這些症狀準確地挖出了「好好先生」的病根。原來「好好先生」是個兩面派,一面相信「言多必失」的信條,一面又奉行「多方遊說」的政策,多說少說,一切以一己之私利為轉移,病根是利己主義在做怪。
穴位摸准之後,作者不遺餘力地加以針砭。「言多必失」,怕「失」什麼呢?無非是怕說錯了丟烏紗帽,搞壞了關係丟選票,傷了和氣堵死了方便自己的「渠道」。對「好好先生」的另一面,作者更加不客氣,用詞也很尖銳。文章寫道: 「其實,『好好先生』也並非象金人那樣三緘其口。他們說與不說,說多說少,往往是以一己私利為轉移,莫看 『好好先生』對損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泰然處之,但一遇到對己不利的事,便四處奔走,多方遊說,吵吵鬧鬧,勁頭可謂足矣!」這些批評的語言,雖帶刺,但刺而不傷,痛而不怒,收到了「又酸又脹又麻」的效果。如果只是擺擺現象,說說危害,患者不痛不癢,豈不是白說一通。
總之,《說「說」 》這篇雜文,批評、諷刺的分寸得當,稱得上是醫生手中的解剖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