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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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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原始18卷,清代方玉潤(1811年~1883年)撰。此書是清代《詩經》研究著作。也是近代詩經學的一部名作,更是雲南歷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它的價值在於:突破了<詩大序>和朱熹等前人的舊說,把<詩經>從牽於具體歷史事件和"詩教"的舊說拉回到詩美學的道路上來。
簡介
方玉潤(1811年-1883年)字友石,一字黝石,號鴻蒙室主人,寶寧(今雲南廣南)人,清朝學者。
方玉潤性格孤介,二十二歲入縣學,應試十五次均不第。咸豐五年(1855年),太平天國禍起,方玉潤入軍旅,為僧格林沁幕僚,著《運籌神機》,深得僧格林沁賞識。同治三年(1864年)夏,他以軍功值銓選陝西隴州長寧驛(今甘肅張家川回族自治縣之馬鹿鎮東)州同,講學於五峰書院,著有《詩經原始》,主張擺脫經學觀念,來研究詮釋詩經。方玉潤晚年生活艱難。光緒九年(1883年),陝西巡撫馮譽驥推薦其補任磚坪廳,但他未就任而去世,葬於隴州城北的開元寺後。方玉潤另著有《鴻蒙室詩文二抄》、《風雨懷人集》等。
書籍簡介
《詩經原始》,清代方玉潤的《詩經》研究著作,包括卷首二卷,正文十八卷。卷首上卷為凡例及十五國輿地圖、七月流火之圖、諸國世次圖等圖譜。卷首下卷總論詩旨。正文十八卷由六部分組成。一、方氏於每一篇詩前自擬一詩序,廢《毛詩序》不錄。有不明詩意者,則雲「未詳」。二、經文聯屬成篇,以求首尾相貫。分章處用小字標出。經文旁另有圈點,並以小字加眉評及旁批。三、詩旨論辨,類似現代的「題解」。四、附錄。證引前人對詩旨或各章義旨的分析。但這一部分並非每篇詩都有。五、集釋。證引前人對詩句的名物訓話,間或闡述己見,則加「案」字以作區別。六、標韻。標明詩句押韻字及韻部。
精彩點評
《詩經原始》可資後人吸收借鑑的精彩之處,大概有兩點:
一、分析詩的主題立論平允,時有新見,妙悟解頤。清儒說詩,不外乎尊毛和反毛兩家,雙方各存成見,難免偏執。方玉潤的說詩原則,卻是「不顧序(《毛詩序》),不顧傳(朱熹《詩集傳》),也不顧論(姚際恆《詩經通論》),唯其是者從而非者正」(《詩經原始·自序》),「舍卻序、傳,直探古人作詩本旨,庶有以得其真耳」(《詩經原始·詩旨》)。
可見他能超脫於門戶之外,持比較客觀的眼光。如《齊風·猗嗟》,《毛詩序》、《詩集傳》及《詩經通論》均以為「剌詩」,方氏獨以為「美魯莊公材藝之美也」。他說:「誠哉齊侯之甥也,意本讚美。以其母不賢,故自後人觀之而以為刺耳。於是紛紛議論,並謂『展我甥兮』一句以為微詞,將詩人忠厚待人本意盡情說壞,是皆後儒深文苛刻之論有以啟之也。愚於是詩不以為刺而以為美,非為主異,原詩人作詩本意,蓋如是耳。」他能不囿於舊說,就詩論詩,便是過人之處。他提出詩不必篇篇有為而作的命題,無疑是對傳統「美剌」說的重大挑戰。雖然方玉潤對《詩經》總體的論述,仍大彈「聖人刪詩,懲惡勸善」的陳調,但他對具體詩篇的分析,往往不自覺地與其總體論點相牴觸。而這些牴觸之處,已經微露將《詩經》從經典寶座上請下來,回復其民歌、祭歌、宴饗歌曲本來面目的端倪。他還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即論詩旨要抓住全部,不可拘執細節。
斤斤於詩的具體指斥,每一句必求有着落,這是歷代經學家的大弊。姚際恆淪詩已能注意到這點,方玉潤更進而明確地提出並踐行,可見他的詩學已時時下意識地跳出經學的範圍。
二、以文學的眼光來分析《詩經》,對其藝術特點有精闢的見解。如《魏風·陟岵》,方氏說:「人子行役,登高念親,人情之常。若從正面直寫己之所以念親,縱於言萬語,豈能道得意盡?詩妙從對面設想,思親所以念己之心與臨行勖己之言,則筆以曲而愈達,情以婉而愈深。千載下讀之,猶足令羈旅人望白雲而起思親之念,況當日遠離父母者乎?」這段分析完全擺脫經生的眼光,對詩篇作布局分析、筆法分析、乃至心理分析,使讀者更能得其妙處。對《詩經》作文學藝術的分析,如明代戴君恩《讀風臆評》、鍾惺《評點詩經》等都有先例,但戴、鍾諸人於詩旨都從毛、朱,一無是正,所以分析也不能中肯。將詩旨分析與文學分析合為一體的,自姚際恆《詩經通論》開始,方玉潤接踵其後。方氏書後出,所以在文學分析方面,較姚氏更全面深入。此外,方氏的眉評及旁批,也不乏精彩之處,似不能因為帶有章句帖括習氣,而將其一概否定。
《詩經原始》的不足之處,除了流露出封建士大夫的意識,造成詩旨分析有偏差之外,主要間題還在「集釋」與「標韻」兩部分。[1]
參考文獻
- ↑ 新鮮出爐 | 《詩經纘繹》,搜狐網 2019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