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園有桃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園有桃,園裡有株桃
原文
園有桃,園裡有株桃,
其實之殽。採食桃子也能飽。
心之憂矣,窮愁潦倒心憂傷,
我歌且謠①。聊除煩悶唱歌謠。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謂我「士也驕②。說我「先生太驕傲。
彼人是哉③,朝廷政策可沒錯,
子曰何其!」 你又為啥多嘮叨!」
心之憂矣,窮愁潦倒心憂傷,
其誰知之? 誰能了解我苦惱?
其誰知之,既然無人了解我,
蓋亦勿思④! 何不把它全拋掉!
園有棘,園裡有株棗,
其實之食。採食棗子也能飽。
心之憂矣,窮愁潦倒心憂傷,
聊以行國⑤。聊除煩悶去游遨。
不知我者,不了解我人笑我,
謂我「士也罔極⑥。說我「先生違常道。
彼人是哉,朝廷政策可沒錯,
子曰何其!」 你又為啥多嘮叨!」
心之憂矣,窮愁潦倒心憂傷,
其誰知之? 誰能了解我苦惱?
其誰知之,既然無人了解我,
蓋亦勿思! 何不把它全忘掉!
注釋
①歌、謠:《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這裡泛指歌唱。②士:古代下層官僚,或知識分子的通稱。③彼人:指執政者。④蓋:通「盍」,是「何不」的合音。⑤行國:出國門而遠遊。⑥罔極:沒有限度的亂想。
賞析
這是一首沒落貴族憂貧畏譏而又憤世嫉俗的詩。當時社會正處於大動盪、大分化的時代。貴族之中也在大魚吃小魚,小魚吃毛蝦。這位歌者原是貴族,他的祖先在周初分封諸侯的時候,大約是受封做官的,後因動盪分化,而成為平民了。但是,他雖已窮愁潦倒,仍然相信「彼人是哉」(即朝廷政策可沒錯),只是對「不知我者」表示反感。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中,對本詩作了詳細的說明。他說:「這首詩的詩人稱自己為士,這當然是一位做官的了。這位做官的人大概是窮得連飯都沒有吃的,只是吃園裡的桃子和棗實,所以他便大大地感傷起來。不消說他又是一位神經過敏的先生,當他不得志在路上謳歌躊躇的時候,他以為別人一定在指責他,說:『看你這位尊駕罷。那真是驕傲得沒有辦法啦! 你說不是嗎?』他以為別人是不知道他,只曉得罵他的,他便灰了心。這位詩人大約和那喊『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的『出自北門』的詩人是相類的罷,但他在喊 一聲『悠悠蒼天』沒有呢?這種態度是比怨望責嚷是進了一境的。」這位貴族的「士」,現在已貧窮得連飯也吃不上了,只能以園裡的桃子和棗充飢,的確算是赤貧了,因而在思想上產生一些不滿情緒,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畢竟不是貧民,而是有教養的「士」,與此同時又懷有憂國憂民的壯志,也正符合他的身份。至於《詩序》說:「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這當然說得不夠妥當,把典型化了的詩歌,說是專指某事,並用以作詩教,此說不能令人信服。但其中說魏國小而無德政,詩人心憂其國,似乎也有合理的成分。因此,今人余冠英稱其為「憂時的詩」,也是很有道理的。
全詩共有二章。
第一章,是說我歌且謠,而憂或可遣。詩的開端說:「園有桃,其實之殽。」是從結局寫起,然後去回敘理由。詩的主人公連飯也吃不上,只是以園中之桃充飢,說明他已貧困潦倒。此詩主人公原是有產的,雖已破產,但仍有一些剩餘部分,其園有桃、有棗,便是有產的證明。因為原是舊家貴族,好議論當世,又驕慢躁進,所以屢遭挫折,難以解脫。在心灰意懶,憂讒畏譏之時,他便以詩言志,即「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歌且謠」,能夠排解鬱悶,亦可言志明理,是不平則鳴的必然反映。當時社會,社會矛盾激烈,人與人之間,是缺乏理解的。他說「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便是曲折反映當時的現實。那麼,與此相反,知我者又是怎樣呢?詩人未說,我們可以明顯地體會到,他是社會矛盾與鬥爭的犧牲品,而其憂國感時,實則是一種愛國思想。基於愛國,他不願對現實徹底否定,而是恨鐵不成鋼,仍寄希望於朝廷。對於最高統治者國君(即彼人),他認為是對的,因此無可非議。但是事實總是勝於雄辯,國家已淪落到如此地步,他作為有識之士,怎能不難過悲傷呢?因此,便再次驚呼道:「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最後,詩人對自己的真知灼見,不被別人理解,深表痛心。只好發出「蓋亦勿思」的慨嘆、表示自己已處於無可奈何的境地。
第二章,是說聊以行游,且姑出國門。此章由桃換為棗,園中有桃有棗,當然也會有其他的果樹的,說明園子還沒有完全荒蕪。詩人雖落魄,但心仍未死,他具有愛國熱忱,也反對世俗陋習,自是一位賢者。馬瑞辰雲:「棗從重束,棘從並束,對文則異,散文則棘亦訓為棗。」(傳引自袁梅《詩經譯註》)桃是夏熟,棗是秋熟,由桃及棗,次序也順暢。桃吃完了再吃棗,終將要陷入絕境的。他「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朱熹《詩集傳》),便是本章的主旨。詩人忽而歌謠,忽而行國,悲歌往復,憂思難忘,更顯得「獨有會心」之妙。世人皆醉,而我獨醒,大家都「不知我者」,反說我是過激,實在叫人無法平靜。「士也罔極」一語,在《衛風·氓》中也有,可見它是當時很流行的通用語。「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詩集傳》)即為當時所批評是痴心妄想、反覆無常。由此可知,那時的社會生活混亂,已到了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地步。儘管如此,詩人還是堅定不移地認為:「彼人是哉,子曰何其!」他對當政的國君仍抱有幻想,這大約與後世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思想,是有淵源關係的。於是他再次無可奈何地吟嘆:「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這樣的反覆吟詠,既能發抒詩人內心的鬱悶,又可加深讀者的印象,使得詩歌更富表現力。最後還說,誰也不知我的憂傷,何必再去考慮那些事情呢?說是不想,其實更想,意在言外,給人感到詩是寄深情於虛筆,確實此情無計可消除,與《氓》中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有異曲同工之妙。
本詩文思鬱勃,表現感情細膩綿密,而理趣盎然,韻味悠長,在藝術上別具特色:( 一)縱橫排宕,寄意遙深。姚際恆說:此篇「詩如行文,極縱橫排宕之致」(《詩經通論》)。就其縱向聯繫而言,涉及國之上下;就其橫向聯繫而言,說到國之內外。他滿懷憤懣抑鬱,自悼身世飄零,終於在「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的心情支配下,作了「聊以行國」而遠遊他鄉的決定。(二)隱約委婉,怨而不怒。方玉潤說:「此詩與《黍離》、《兔爰》如出一手,所謂悲愁之詞易工也。」(《詩經原始》)本詩以「憂」字立骨,而馳騁文筆生髮開去,揭示了當時的社會奧秘,表現了詩人的悲涼風采,真是血淚心聲鑄悲詞,反映出時代精神的容姿。(三)虛字較多,句法參差。《詩經》中善用虛字,而此篇虛字尤多,共有27個,超出了 一般詩歌的負荷,但讀起來仍不厭其多,可見安排得較為貼切。《詩經》多四字句,而此篇三、四、五、六字都有,構成了參差不齊的句法,這在形式上有其不同尋常的特點。[1]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