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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反間劉愛塔,劉興祚人生道路之選擇與歸宿，被史家譽為「興祚逋亡之餘，百計脫歸，有宋李顯忠之風」。表現了一種「不惜破家以殉國的偉大獻身精神」。「就氣節風骨而論」，他「與那些名垂青史、浩氣長存的民族英雄相比卻毫無愧色」。其「愛國精神足以光照千秋，與山河同壽」
原文
劉興祚(?-1630年)後金人稱其為劉愛塔，朝鮮文獻稱之為劉海，遼東開原人。後被「市夷掠去」到建州女真地區，時為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在建州他以才幹出眾，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爾哈赤器重與賞識，被分到大貝勒代善的正紅旗。他參與了後金進攻明朝挺進遼瀋之戰。以擊敵、追逃等功授備御，並迅速高升，直至副將，受命管轄金州、復州、海州、蓋州，南四衛之地。成為後金國中聲名顯赫的漢官。然而後金殘酷的民族壓迫和奴役，漢人的慘遭蹂躪，深深震動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強烈的民族大義感，而開始採取對抗行動，「奴欲鋤遼人，興祚多方保全之」。終於萌生逃出後金，報效國家的堅定信念。從此便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棄金歸明之路。他不懼險阻，百折不撓。天啟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組織復州民眾逃亡，因事泄失敗後，面對愈加險惡的形勢，仍不退縮、不動搖。
據周文郁所記：「遼陽陷，興祚日抱慷慨，冀得一當以報國。奴欲用火器，興祚設計沮之;奴欲鋤遼人，興祚多方保全之，……癸亥(1623年)春，祚奉奴令守金、復，隨令幕客金姓者潛報登鎮沈有容及當事(袁可立)，欲其從海渡師，彼為內應」。
他屢次通書於明登萊巡撫袁可立，表示欲脫離虎口，「自拔」歸明的心愿。當年七月明登萊巡撫袁可立在向朝廷的奏報中追述了此事的原委：「今二月內，總兵沈有容執有生員金應魁齎到奴酋(努爾哈赤)偽授世襲總兵駐復州劉興祚即劉愛塔密稟一紙，內稱彼欲反正內應，以報中國，因求臣免死加銜牌。臣念遼陽以納降陷城，廣寧以叛官誘敗，興祚之言未可憑信。又思因間用間，實兵家妙用，隨手於二月二十三日寫免死票一紙、加銜扎付一張，付沈總兵轉給金應魁先往。沈總兵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迄，其後續接塘報皆雲愛塔於七月來歸也。奴(努爾哈赤)四月間從金州近海盡趕人民退處復州，以王丙之故致奴覺察，將愛塔並李永芳長子械而去，殺其弟劉興仁暨王丙，闔城屠戮，所未盡者悉趕而東，且並永寧、蓋州，俱行趕徙，而四衛已空其三，沿海四百餘里之地奴盡棄之而不敢據」。(《明熹宗實錄》)《滿文老檔》中也留下了上述未遂叛變的片斷記載，足以印證和補充登萊巡撫袁可立的奏報。「奴多用中國叛將防守四衛，而公(袁可立)納劉愛塔之降，以開奴攜二，一時中國叛將被奴誅夷殆盡。虜因棄金復諸城，而舉四百里喪地復歸版圖焉。」(明 首輔孔貞運《明資政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志銘》)「叛將劉愛塔遣金應魁來降，大將沈有難色。公(袁可立)授之官諜，諜中佯為懟詞，若泄之。後復州王丙泄，愛塔事僇及數將，毀金復不城。」 (王鐸《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節寰袁公神道碑》)
這次牽連頗廣、裡應外合的反金事變被努爾哈赤迅速鎮壓下去，復州人民付出了兩萬顆頭顱的慘重代價，愛塔與努爾哈赤之間親密合諧的關係上也投上了陰影。在審訊原告王丙和被告劉興祚兄弟等人的過程中，由於愛塔矢口否認，王丙這個民族敗類終以誣告罪被處死，不過同案中愛塔之弟劉興仁也被殺害，當年七月愛塔又被降為參將。不難看出，努爾哈赤處理此案時，在感情上不願意相信愛塔的貳心，而在理智上又不能不相信愛塔至少被牽連進了明臣袁可立的策反陰謀當中。矛盾的心理造成了混亂的判決，努爾哈赤處境的難堪是可以想見的。
袁可立誘降劉愛塔，而劉愛塔又以「狸貓換太子」的「假死」手法騙過後金，後金在此前卻給予劉愛塔優厚的待遇，努爾哈赤竟以姻婿待之。這一滑稽而沉痛的「反間計」使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一直是金人一塊無法癒合的歷史硬傷。滿清取得政權後，康乾兩世大興「文字獄」，不但在自己主修的辮子版《明史》中對曾經影響明清戰爭史的重要人物毛文龍、袁可立、劉興祚等人都不予立傳，還在精心編撰的《明史·袁崇煥傳》中憑空杜撰了一個崇禎皇帝中金人「反間計」而「冤殺」袁崇煥的情節，以報袁可立策反總兵劉愛塔的史羞，達到慰藉自己和中傷明朝的政治目的。實際上，袁崇煥本非將才，崇禎用非所用，袁崇煥妄言「五年平遼」大話，又怕「軍中無戲言」之威，不得已專事「議和」，擅殺大將毛文龍，終致誤國亂軍，使局面一發不可收，其罪當死有法可依，與所謂「凡間計」無干。袁死於「法」而非間於「計」，明正典刑，信史鑿鑿，無需贅言。
當後金兩次出兵攻明時，劉興祚「俱遣人先報」，使之「得以為備」。最後，痛下決心，於崇禎元年(天聰二年，1628年)，拋下老母妻孥，以自焚之計，逃出後金。歸明後積極投入抗金鬥爭，但此時的袁可立已離開登萊，毛文龍和袁崇煥都不能善待劉興祚，「文龍死，歸袁崇煥，皆悒悒不得志。」(錢謙益《特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孫公行狀》)直到後來袁可立的好友孫承宗重回遼東，才給了劉興祚「用武之地」。次年，官至副將，掌管皮島事務。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與後金激戰中陣亡。
劉興祚人生道路之選擇與歸宿，被史家譽為「興祚逋亡之餘，百計脫歸，有宋李顯忠之風」。表現了一種「不惜破家以殉國的偉大獻身精神」。「就氣節風骨而論」，他「與那些名垂青史、浩氣長存的民族英雄相比卻毫無愧色」。其「愛國精神足以光照千秋，與山河同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