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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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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逌（音攸），字彥遠，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北宋藏書家、書畫鑑定家。靖康末，官至司業，遷徽猷閣待制，以精於鑑賞考據擅名。

人物生平

董逌，字彥遠，東平人，北宋藏書家、書畫鑑定家。靖康末官至司業，遷徽猷閣待制，以精於鑑賞考據擅名。著有《廣川藏書志》《廣川畫跋》《廣川書跋》《廣川詩故》。

主要作品

《廣川畫跋》

《廣川畫跋》凡六卷，共收題跋一三四篇，約成書於1120年前後。由於董逌是著名的考據、鑑賞家，宋徽宗宣和時與黃伯思齊名，故全書之中考據文章十居八九，多考古畫中所畫故事、物象，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認為「題故事圖畫，應以此種為正宗，然非學有本原者不辦，故後來無能效之者」。這本書不似諸多品評著作喜評繪畫高下，除考據外，亦言畫理、畫法，其中不乏較好的見解。

題跋畫作包括宮廷及私人收藏，其中以歷史故事及風俗人物占多數。畫跋偏重於考證評議，對作品之題材內容及物象制度多方論證，引經據典，與其他側重藝術風格技巧之評鑑著作不同，對作品辨識也時出獨特見地。如根據畫中人物衣冠服飾及殿廷環境辨《蕭翼賺蘭亭圖》為《陸羽點茶圖》；根據圖中細節辨《漢武帝會西王母圖》為《唐武帝仙樂圖》，又稱《醉僧圖》，所畫僧人沈酣實為魏晉時僧人不守成律聚飲歌舞之寫照；又指出《擊壤圖》中擊壤不應畫為擊缶。其他如對《兵車圖》兵車形制進行考證，跋《舞馬圖》論及舞馬之戲的源流等，皆可見作者學識之廣博。

《廣川畫跋》不僅能從世之所好、俗之所成論畫，而且能將傳統理論與創作實踐相結合，對技法、風格發表深入見解。如李公麟得周昉《按箏圖》，因「不遺余巧」、「媚色艷態，明眸善睞」，懷疑其形容骨相尚為不得，更何況傳神寫照？故持畫相問：「人物豐濃，肌勝於骨，蓋畫者自，有所好哉？」董逌答曰：「此固唐世所尚……唐人所尚以豐肥為美，防於此時知所好而圖之矣；」所論頗高。宋徽宗主持畫院，專尚形似，重視法度，董逌亦講形似與畫法，但又主張兼得形、神、理，作公允持平之論。如他在肯定戴嵩畫牛「妙於形似」，謂「苟失形似，便是畫虎而狗者」的同時，提出「要不期於所以似者貴也」，認為「賦形出象，發於生意，得之自然」才足珍貴，而「摹取形類」，「雖尋常者猶不失」並非正途。董逌還從韓非所辨鬼神犬馬之孰為難易，提出「鬼神索於理不索於形似，為犬馬則既索於形似，復求於理，則犬馬之工常難」的道理，在形神關係外並提一「理」，既受宋人講理學的風氣影響，又是蘇軾講「常理」的闡發。他理解顧愷之以人物為最上，次及山水、狗馬、台榭而不及禽鳥：，是因為人物「以神明為勝」，但由於唐五代以來山水、花鳥畫水平日高，形神論不能只限於人物，他又發「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之論，並具體用於畫家、作品評論中，如評李成山水、孫白畫水、邊鸞牡丹等，均有卓見。

對於創作經驗的總結，董逌常能上升到哲學高度。《書李成畫後》認為：對自然山水「生而好」之人，「積好在心，久則化之，凝念不釋，殆與物忘，則磊落奇特蟠於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見群山橫於前者」，「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前者是表象儲存，後者是靈感觸發，其間又貫串着莊子技進乎道的精神，。《書百牛圖後》認為人對事物的認識有「以人相見」「牛為一形」和「以牛相觀」「更為異相」的差別，只有深入了解，在動靜中觀察事物百狀，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真相，這對意欲創造真正具有藝術個性的作品，無疑有深刻的指導意義。當然，《廣川畫跋》畢竟是重在考證之作，其主要學術價值在此。理論上難成系統，且文字古奧，常令人有意難索之感。

《廣川書跋》

《廣川書跋》凡十卷。前三卷記述《父乙尊彝》《雄敦》等周代以前銅器銘文，共六十五種，第四卷記述《秦公敦銘》《詛楚文》《嶧山碑》等秦代銘刻，共十種，皆詳加考辨；第五卷記《古槍銘》《谷口銅莆銘》等漢代金石銘文及石刻，共二十七種；第六卷記《鍾繇賀表》《皇象隸字》等魏晉南北朝至隋代碑帖三十八種，其中多數為鍾繇、皇象、王羲之、王獻之、智永等名家作品，北魏只收一種，隋碑二種；第七、八、九卷為唐代書法家的碑帖，共七十四種，其中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顏真卿、柳公權、張旭、懷素諸名家書法，多有收入；第十卷為五代至北宋書法家的作品，共十三種。

由於此書成書時間較早，記述比較豐富，論述亦多精當，尤其其中不少作品現已不存於世，故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此書舉凡鐘鼎彝器之考辨、石刻碑帖文字之訂證，書家書體之流變，莫不兼而備之。而最富特色的乃是作者對書法源流和風格的點評。如跋《懷素七帖》云：「書法相傳至張顛後，則魯公得盡於楷，懷素得盡於草……旭於草字則度絕繩墨，懷素則謹於法度。」其評價公允且富有書法美學的哲理；又如跋《歐陽通別帖》云：「筆力勁險盡得家風，但微失豐濃。故有愧其父，至於驚奇跳駿，不避危險則殆無異也。」於比較之中究本鈎源，且道出了各自的特色，頗得書法要領。其次，對前代遺物之考辨亦刻意精求，如跋《虎彝》篇云：「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為虎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自為二器，蓋周所制也。」所判充分體現了作者「刻苦務學，博極群書，討 衛究詳閱，必探本源」的治學精神。

書首有其子董莽於南宋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題記，稱乃父「或涉同異，事出疑似者，必旁證他書，使昭然易見；探古人用意之精，巧偽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臨摹蓐不能亂。」但其據《左傳》成王有岐陽之蒐， 序定《石鼓》為成王所作，恐未必確當。又如法以紀為裂矯之國，不知其是卿非侯；以「窗中列遠岫」為謝靈運之詩，而不知其為謝胱，則亦有失疏舛。然總體則古今鮮明，涉筆廣博，自成一家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