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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傳

《董仲舒傳》，本傳敘述董仲舒其人其事；詳載其賢良對策。董仲舒，少習《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武帝初，以賢良對策，主張更化善治，「前德而後刑」。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統紀而明法度。又奏請立學官，州郡舉茂材孝廉。兩任諸候相，後家居治學著書。其學混合儒家學說和陰陽五行說，形成「天人感應」的思想體系。《史記》將其附於《儒林列傳》，傳甚簡略。《漢書》為其立專傳，詳載其「賢良三策」，體現了「詳而有體」的特色。傳末引了劉歆評語：「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肯定董仲舒在漢代儒學上的地位。這是頗具史識的。

原文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管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查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並，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於執事，書之不泄，興於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習，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雲「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五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通，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賤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嬌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在，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堤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癢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

　　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人。」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岩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

　　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

　　殷人執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烏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雲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系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於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於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

　　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

　　今陛下並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來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維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雲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棄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

　　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於是天子復冊之。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復對曰：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慾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浸微浸滅浸明浸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臣，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浸微浸滅之道也。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將欲興仁誼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跡之於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不上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為粵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

　　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複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譯文

董仲舒，廣川人。年輕時研究《春秋》，漢景帝時為博士。他在室內掛上帷幕，坐在帷幕後面講學，弟子們先入學的對後入學的傳授學業，有的學生竟然沒有見過他。董仲舒三年不看園圃，精心鑽研學問到如此的程度。他的進退儀容舉止，不符合禮儀的不做，學士們都尊他為老師。

　　漢武帝繼承帝位以後，下令薦舉賢良文學先後一百多位，董仲舒作為賢良回答皇帝的策問。漢武帝策問道：我繼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傳下去，延長到無窮盡的未來，這項任務巨大而且職守重要，所以我從早到晚都沒有時間來享樂休息，長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廣泛地邀請各地的豪傑俊才，郡守、國王、諸侯公正地推選出來的賢良、修德、博學的才士們，我想知道治國大道的綱要，安民理論的最高原則。現在大夫們卓然作為賢良的首選，我認為這很好。大夫們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問的如下。聽說五帝三王治理國家之道，是改革制度，創作樂章，因而天下安定，後來的百位國王也都同樣這麼作。虞舜的樂以《韶》樂最美好，周朝的樂以《勺》最優美。聖明的君王死後，鐘鼓管弦的聲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漸變壞到桀紂那樣的所作所為，王道大大地敗壞了。這五百年中閭，遵守舊制度的國君和當權的士人，想學習先王的法制來輔助當時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沒有扭轉過來，而且王道還一天天走向滅亡，一直到後來的王興起了，這種沒落的趨勢才得到制止。難道是他們所信奉的有錯誤，而失掉了道的傳統嗎？還是天命就是這樣，不是人力所能扭轉的，一定要衍變到國家危亡以後才停止呢？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勞，力求效法遙遠的古代，難道都沒有作用嗎？那麼，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們的依據在什麼地方？災異變故，又是因為什麼而發生的呢？性命的實際，或者天亡，或者長壽，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聽到這些名稱，可是沒能透徹地明曉其中的道理。想用風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罰減輕，奸邪改變；使百姓和睦安樂，政治開明。應該怎樣整頓政治才能使甘露普降，百穀豐收，使四海之內的人民都受到德澤，連草木也得到滋潤？怎樣才能使曰、月、星三光完全不發生虧蝕，寒暑季節正常，能夠得到天的福佑，為鬼神所歆享？使德澤洋溢，擴大到國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大夫們通曉先代聖王的事業，熟悉風俗變化的道理，了解事物從發生、發展到結束的次序，而且你們研究高深道理的時間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訴我！要分清條理，不要籠統，不要混亂，提出的方案，也應慎密考慮。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實、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們大膽告訴我，決不會泄露出去，我親自拆看，希望你們不要有後顧之憂。大夫們儘管說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隱瞞，我要親自看的啊！董仲舒的對策說：

　　陛下發出有德的聲音和英明的韶書，尋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這兩個問題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謹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記載，考察前代已經做過的事情，來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關係，情況是很可怕的呀！國家將要發生違背道德的敗壞事情，那麼天就降下災害來譴責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異的事來警告和恐嚇它；還不知道悔改，那麼傷害和敗亡就會降臨。由此可以看出，天對人君是仁愛的，希望幫助人君消彌禍亂。如果不是非常無道的世代，天總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於君主發奮努力罷了。發奮努力鑽研學問，就會見聞廣博使才智更加聰明；奮發努力行道，德行就會曰見崇高，而且越發成功，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並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詩經》上說：「從早到晚，不敢懈怠。」《尚書》中說：「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奮勉努力的意思。

　　「道」就是由此達到治理國家的道路，仁、義、禮、樂都是治理國家的工具。所以雖然聖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孫還能長久統治，安寧數百年，這都是禮樂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沒有製作樂章的時候，就選用先代君王樂章中能適合當時社會的，用它來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實效，典雅、歌頌的樂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後才作樂，用樂來歌頌他的功德。樂是用來改變民風，感化民俗的；樂改變民風容易，感化人民也有顯著的功效。所以，樂的聲音是從和諧的氣氛中發出，依據於感情，接觸到肌膚，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雖然衰微了，管弦之聲卻依然流傳。虞舜的政治已經很久都沒有了，可是流傳下來的樂頌還依舊存在，所以孔子在齊國能聽到《韶》樂。人君沒有不希望國家安寧而憎惡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亂、國家危亡的很多，這是由於任用的人不得當，言行舉止不符合治理國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敗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厲王、周幽王時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厲王和幽王不遵循這個「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聖君的德行，復興久已停滯的事業，補救時弊，發揚周文王、周武王開創的功業，周代的「道」又燦爛復興起來。詩人讚美他，為他作詩，認為上天保佑他，為他出生賢良的輔佐，後世稱頌周宣王，至今不絕。這是周宣王H夜不懈地做好事得來的。孔子說「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亂、廢和興，都在於自己。世遭衰亂並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於人君的行為荒謬，失掉了先王優良的傳統啊。

　　臣聽說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達到的事情，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憑證。天下的人都同心歸順他，就像歸順父母一樣，所以天感應到誠意，祥瑞就出現了。《尚書》中說：　「白魚跳進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蓋着王屋，變成了烏鴉。」這就是承受天命的憑證啊。周公說：「應得善報呀！應得善報呀！」孔子說：「有德的人決不會孤立，一定會得到幫助。」這都是積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後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諸侯背叛他，殺害良民，爭奪土地，廢棄道德教化，濫用刑罰。刑罰使用不適當，就產生了邪氣；邪氣聚積在下面，怨惡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會陰陽錯亂，妖孽滋生。造就是災害怪異發生的原因。

　　臣聽說，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來的本質，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長壽，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鑄金，不可能都是純粹美好的，由於社會治、亂的影響，所以人的壽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說：「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所以堯、舜實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長壽；桀紂肆行暴虐，人民就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從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聽憑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屬放在容器裹，聽憑冶匠的鑄造。《論語》中說：「使人民安定，人民就來歸順，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會同心協力。」說的就是這樣的意思。

　　臣仔細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尋求王道的開端，得到了「正」。「正」次於「王」，「王」次於「春」。春是天的作為。正是王的作為。它的意思是說，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為，下面用來端正自己的行為，　「正」是王道的開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為，應該向天去求到這個開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陰陽，陽作為德，陰作為刑，刑主殺，德主生。所以陽常常處在盛夏，把生育養長作為自己的事；陰經常處在嚴冬，積聚在空虛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罰的。天使陽出現，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陰入內，在下面藏伏，時常出來幫助陽；陽沒有陰的幫助，也不能使年歲獨自完成。從始至終陽是以完成年歲為名的，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來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罰。刑不能任用來治理社會，就像陰不能用來完成年歲一樣。執政而任用刑罰，是不順從天意，所以先王沒有肯這樣做的。現在廢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員，衹任用執法官吏來治理人民，這難道是先王任用刑罰的本意嗎？孔子說：「不進行教育就殺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卻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這是難以辦到的啊。

　　臣認真考察《春秋》講的「一元」的意義，「一」就是萬物的開始，「元」就是辭語中所說的「大」。說「一」是「元」，顯示了大的開始並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來卻要從尊貴的人開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萬民，正萬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遠近就沒有敢不趨向於正的，而且沒有邪氣摻雜在裹面。所以陰陽調和而風雨及時，萬物和諧而人民長育，五穀豐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間都受到恩澤，並呈現出非常豐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內聽到君主的盛德都來稱臣，一切幸福的東西，可以得到的祥瑞，無不畢至，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說：「鳳鳥不來到，『河圖』不出現，我恐怕要完了吧！」這是他悲傷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這些祥瑞，卻因為自己地位卑賤而不能招來。現在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處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勢，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資質，行為高尚而恩德廣厚，才智聰明而意向美好，愛護人民而喜歡文士，可以說是有道義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沒有感應，美好的祥瑞沒有到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沒有建立，沒有把人民納入正道吧。萬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樣，不拿教化作他們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廢止而奸邪並出，用刑罰也不能制止，這是它的堤防壞了。古代的王者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沒有不把教化當作主要任務的。在國都設立太學進行教育，在縣邑設立縣學、鄉學實施教化，用仁來教育人民，用義來感化人民，用禮來節制人民，所以，雖然刑罰很輕，卻沒人違犯禁令，這是教化施行，習俗美好的緣故啊。

　　聖明的君王承繼亂世，他把亂世所遺留的一切痕跡都掃除掉，恢復教化，並且給以特別推崇。到了教化已經明了，習俗已經養成，子孫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會衰敗。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無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繼周朝以後，不但沒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無道，嚴禁文學，不許私自藏書，摒棄禮義，甚至厭惡聽到禮義的話，他想把先王的道義完全毀滅掉，專門用自己放肆、苟且、簡陋的一套辦法來治理國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國家就滅亡了。自古以來，還沒有像秦朝這樣用亂救亂，嚴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遺留下來的毒素像殘餘的火焰，到現在還沒有熄滅，它使習俗薄惡，人民欺詐頑劣，牴觸抗拒，犯法亂德，腐敗達到如此嚴重的地步。孔子說：　「腐朽的木頭，不能雕飾啊；泥糊的牆，不能粉飾啊。」現在漢朝繼承秦朝之後，社會狀況就像朽木和泥牆，雖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卻沒有好辦法。法令一頒布，奸邪接着就發生，命令一下達，欺騙跟着就興起，好像用熱水去制止沸騰，抱着木柴去救火，衹會越來越糟，沒有任何益處。譬如琴瑟的音不協調，嚴重的必須把弦折下來重新安裝，才能彈奏；處理政事不行，壞得厲害的，必須破舊立新，才能治理。應當重新張設琴弦而不改弦更張的，雖然有優秀技工也不能調理好；應當改革而不改革的，雖然有大賢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漢朝得天下以來，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現在還沒治理好，問題就在於應當改革而沒有改革。古人證過：　「站在潭邊羨慕別人捕到了魚，不如自己回去編織魚網。」漢朝臨政並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現在已經七十多年了，不如回頭來進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國家治理好了，災害就會一天天消除，福祿也就會一天天到來。《詩經》上說：「適合於民，適合於人，接受天給予的福祿。」執政能適合人民，自然會得到天給予的福祿。仁、義、禮、智、信是五種恆久不變的道，這是王者應培養整飭的。這五種道能培養整飭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來贊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會普及到國外，擴大到一切生命。

　　漢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對策認為很不尋常，於是又策問大夫們說：策問說：聽說虞舜的時候，虞舜常常在宮殿的走廊裹散步，沒有什麼作為，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整天忙到El頭偏西，連吃飯的空兒都沒有，天下也很太平。帝王治理天下的道，難道沒有共同的條理，一貫的主張嗎？為什麼安逸和勞苦有這樣大的差別呢？那些勤儉的帝王連黑色、黃色的旌旗也不製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宮門外築了兩座觀望的台，乘坐用玉裝飾的車，製造紅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裹排列着六十四人的舞蹈，到處響起歌頌的聲音。帝王的道，難道意旨不一樣嗎？有入說：　「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說「沒有文采就不能輔助德行，」兩種說法是不同的。

　　殷朝人制定五種刑法來防止奸詐，用毀傷身體的辦法來懲戒邪惡。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棄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沒有犯法的。監獄空蕩無人。秦國使用這些刑法，殺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連不斷，天下空虛，人口減少，真可哀呀！

　　唉！我晚睡早起，考慮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慮用什麼來適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業，我認為關鍵在於努力搞好農業，任用賢人。現在我親自耕種籍田為農民做榜樣，鼓勵百姓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並且派出很多使者，絡繹不絕地去慰問勞苦人家，救濟沒有父母、沒有子女的孤獨的人，一切辦法都想到了，但並沒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現在陰陽錯亂，天地間充滿了惡劣的氣氛，許多生物得不到生長，人民陷在貧困的境地，廉潔的人和無恥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壞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實的情況，所以我廣泛地邀請了特別傑出的士人來請教，目的也許可以達到吧！現在大夫們等待詔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談論當今的事情卻不切實際，用古代歷史來印證不相符合，用現在的情況來考察又難於實行，難道是因為受到文吏法令的牽累而不能任意發揮嗎？還是因為學術的來源不同，所得的見解各異呢？每個人都可以盡意對答，寫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闡明你們的意旨和方略，進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董仲舒對策說：

　　臣聽說堯承受了天命，擔憂天下不容易治理，沒有拿處在天子的尊位作為歡樂，他誅殺、放逐擾亂國家的大臣，努力尋求賢聖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后稷、高、咎繇。有眾多聖明的人來幫助他提高德行，有許多賢能的人來輔助他恪盡職守，於是教化大行，天下太平，人民都安於行仁，樂於行義，各得其所，行動合乎禮義，從從容容地在正確的道路上前進。所以孔子說：　「假如有王者，必須經過三十年，才能實現仁政，」就是指這說的啊。堯在位七十年，就讓位給虞舜。堯死後，天下人民沒有歸心於堯的兒子丹朱，卻歸心於舜。舜知道不可逃避，於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繼續任用堯所任用的人，繼承了堯的傳統和事業，所以垂衣拱手沒有作為，就使天下太平。孔子說「《韶》樂十分美，又十分善啊」，就是這個意思。至於商紂，違背天意，殘毀萬物，殺害賢良聰慧的人，殘害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當時的賢人，他們隱藏起來，不願出來做官。在職為官的人，都逃亡到河邊、海濱。天下黑暗混亂，人民不得安寧，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棄殷紂王，擁護周文王。周文王順從天意治理萬物，以賢良有德的人為教師並且起用他們，所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賢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愛施於人民，天下人都歸順他，所以姜太公從偏僻的海濱來投奔，後來做了周朝的三公。這時候，商紂王還在做天子，尊卑的次序混亂，百姓四散逃亡，周文王非常痛心，想讓人民過上安定的生活，所以他整天忙得El頭偏西還沒時間吃飯。孔子寫《春秋》，先寫王作為正，然後記載各種事情，這表現了在下位而有德行的所謂素王的文章。這樣看來，帝王的條理系統是一致的，但是勤勞和安逸不相同，是因為所遭逢的時代不一樣。孔子說「《武》樂十分美，不夠十分善啊」，就是這個意思。

　　臣聽說制度文采和黑色、黃色的裝飾，都是用來分別尊卑、區分貴賤和勸勉人們要有德行的。《春秋》是承受天命著述的，所以它首先制定的，就是改變曆法和衣服的顏色，用這來順應天。那麼，宮室和旌旗的制度是有效法才那樣的。所以孔子說：　「奢侈了就不夠謙遜，節儉了便簡陋。」節儉並不是聖人適中的制度。臣聽說好玉不雕琢，是因為它的質地本來就滑潤美好，不需要再加以雕飾，造就好像項橐沒有學習就能自己知道一樣。可是普通的玉要是不雕刻，就不能成就美麗的花紋；君子不學習，就不能成就美德。

　　臣聽說聖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對年輕的就教他們養成學習的好習慣，對年長的就授給職位察看他們的才能。用職位和俸祿來培養他們的德行，用刑罰來禁止他們作惡，所以人民都懂得禮義而恥於觸犯他們的上級。周武王施行大義，平定殘賊，周公作禮樂來加以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時的盛世，牢獄空虛了四十多年。這也是教化的感染和仁義的影響，不僅僅是毀傷身體的刑剖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這樣，效法申不害、商鞅的辦法，實行韓非的學說，憎惡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貪污成風，並不是用禮義來教化天下。秦衹求名而不察實，行善的好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的壞人也不一定就受到懲罰。所以百官都謊言欺詐，不務實際，表面上都表現出尊敬君上的禮貌，內心卻懷着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虛作假來掩飾狡詐，追逐私利，沒有羞恥；又總喜歡使用殘忍刻毒的官吏，無限制地徵收賦稅，榨盡人民的財力，百姓四處逃亡，不能從事耕田和紡織工作，於是強盜到處起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個接一個，但是做壞事的並沒有停止，這是風俗教化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說：「用政法來教導人民，用刑罰來制裁人民，人民苟且地要求免受懲罰卻不知道羞恥。」就是這個意思。

　　現在陛下統一了天下，四海之內沒有不順服的。陛下廣泛地觀察，多方面聽取，儘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備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顯耀普照，擴大到國外。遠達萬里的夜郎和康居悅服歸心，就真是太乎到來的景象啊。但是恩德並沒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還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吧。曾子說：　「尊崇自己所聽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實踐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於別的，在於對這些注意罷了。」希望陛下採用所聽到的道理，誠心誠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麼，跟三王又有什麼不同呢？

　　陛下親自耕種籍田來倡導農業，早起晚睡，為人民擔憂，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尋求賢人，這也是堯舜的用心啊，可是沒有得到賢人，這是因為平時對於士人沒有鼓勵勸勉的緣故。平時不培養人才卻想尋求賢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卻要求玉有文采一樣。所以培養人才沒有比辦好太學更重要的了，太學是產生賢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現在各郡國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國還沒有應舉賢良文學策問、作對策的人，造就是因為王道在那裹經常斷絕。臣希望陛下興辦太學。聘請高明的教師來教育培養天下的士人，經常考問他們而使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能，那麼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現在的郡守、縣令，就是百姓的老師和表率，是委派他們稟承君主的恩澤去宣揚教化的，師表不賢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揚，恩澤就傳布不到下面。現在官吏既然沒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實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壞人狼狽為奸，謀取私利，致使貧窮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離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願。所以陰陽錯亂，怨氣充滿，人民無法生活，在苦難中得不到救助，這都是郡守縣令們不賢明，才造成這樣的現象啊。

　　郡守、縣令多數是出身於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選任郎官，又仗着有錢財，不一定賢明。而且古時候考核官吏的功勞，是按照做官是否稱職來區分的，不以在任時間的長短為標準。所以才能小的人，雖然任職時間很長，還是小吏；有才能的人，雖然任職不久，並不妨礙他升遷為輔佐大臣。所以有職守的官吏，都竭儘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爭取立功。現在卻不是這樣，官吏們積累時間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潔和無恥混淆，好人和壞人不分，真正的賢才就無法得到。臣愚蠢地認為讓各位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選擇他們管轄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賢才，每年薦舉兩人，用他們在皇宮中值宿守衛，而且還可以拿這件事來觀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薦舉的人賢能，就給予獎賞；要是薦舉的人不好，就加以懲罰。如果像這樣，諸侯、二千石官都盡心尋求賢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給他們官職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賢人，那麼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堯舜的聲名也就可以趕上了，千萬不要用做官時間的長短來計算功勞，實際考察官吏的賢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後再授給官職，考察了德行以後再確定職位，那樣，廉潔和無恥待遇不同，好人和壞人就能夠區別了。陛下給臣恩惠，寬恕臣的罪過，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夠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傾吐自己膚淺的見解。於是天子又提出策問。漠武帝策問道：聽說「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來印證，善說古的，一定能在現實中得到證明」。所以我問你們天人感應的關係，往上讚美唐堯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紂，看到這些漸漸滅亡和逐步昌盛的道理，我要虛心改正錯誤。大夫們明曉陰陽的變化和作用，熟悉先代聖王的道術和事業，可是你們的文章並沒有把這些充分表達出來，難道是你們對當代的政務有什麼疑惑嗎？有些道理沒有系統整理和完整表達，大概是由於我不聰明，或是聽話會迷惑吧？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卻都有不足，有人說道是恆久不變的，這兩種說法意思難道有什麼不同嗎？現在大夫們既然已經寫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則，陳述了治理亂世的方法，希望你們再說詳細些、深刻些、周到些。《詩經》上不是說：「君子呀，不要苟且安息，神是聽着你的，幫助你獲得大福。」我要親自看你們的對策，大夫們要努力闡明你們的見解。董仲舒又對策說道：

　　臣聽《論語》上說：「有始有終的，衹有聖人啊！」很榮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聽取我們這些接受過傳統學問的臣子的意見，又頒下高明的冊書，切合其中的意義，並且徹底地研究聖德，這不是愚臣的能力所能詳細陳述的。先前臣所上的對策，有些道理缺乏系統整理和完整的表達，辭句不清晰，意旨不明了，這都是我淺陋的罪過。策問中說：　「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來印證；善說古的，一定能得到現實的證明。」臣聽說，天是萬物之祖，所以天對萬物普遍地覆蓋着、包含着，沒有偏頗。天造作曰、月、風、雨來調和萬物，通過陰、陽、寒、暑來生育萬物。所以聖人效法天建立道，也是廣施仁愛而沒有一點私心，布施恩德和仁愛來厚待百姓，設立義理和禮制去引導人民。春季是天用來生育萬物的，仁是人君用來愛護百姓的；夏季是天用來滋長萬物的，德是人君用來養育人民的；秋霜是天用來誅殺萬物的，刑法是人君用來懲罰罪犯的。由此說來，天和人的驗證，是從古至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驗證人情，參看於古代，考察於今時。所以《春秋》所譏諷的，就是災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惡的，就是怪異所觸及的。孔子寫出了國家的過失和災異的變化，從逭裹可以看出人們行為的好和壞，是和天地相通並且互相感應的，這也是談天道的一種看法。古時候設立掌管教導訓化的官，職責是用德和善來教化人民，人民大受感化以後，天下常常沒有一個人在監獄裹。現代廢棄這種制度，沒法教化人民，因此人民都不知道行義而死於追逐財利，所以違法犯罪的人就多了，一年之內，坐牢和訴訟的人竟有成千上萬。由此可見，古時候的法度是不能不採用的，所以《春秋》遇到改變古代制度的事情就加以譏諷。天的命令叫做命，這個命不是聖人不能照着去做；生來的本性叫做性，這種性不是教化不能完成；人的欲望叫做情，這種情不用法度不能加以節制。所以做君王的，上面很謹慎地奉承天意來順從天命；下面必須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夠完成他們的性；建立應該遵循的法度，分清上下尊卑的次序，來防止貪慾；做好這三件事，國家的根本就奠定了。人承受了天命，本來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裹有父子兄弟之親，在外面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會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別長幼的規範，有明確的禮節相互接待，歡欣地有恩德地互相親愛，造就是人可貴的地方。種植五穀作為食物，播種桑麻用來做衣，飼養六畜，駕牛騎馬，圈豹檻虎，造就是人得到天的靈氣，比萬物可貴的表現。所以子L子說：「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貴的。」人們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萬物可貴；知道自己比萬物可貴然後知道禮義；知道禮義，然後注重禮節；注重禮節，然後安心處於善道；安心處於善道，然後樂於遵循道理做事；樂於遵循道理，然後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說「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這個意思啊。

　　策問說：「往上讚美唐堯、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紂。看到這些漸漸滅亡和漸漸昌盛的道理，我要虛心改正錯誤。」臣聽說積少就能成多，積小就能成大，因此聖人無不是積累暗淡的微明而達到光明，從微賤的地位一步步地達到顯貴的。所以堯由諸侯而升為天子，舜從在深山中耕種興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顥的，是逐漸達到的。話由自己說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為由自己做出，也無法再來掩蓋。言和行是治理國家最重大的條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動天地的也是言行。所以積小成大，謹慎注意細微的行為就會着名。《詩經》上說：「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堯戰戰兢兢地每天實行他的治國之道，舜小心恐懼地每天盡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積累多了，自然名聲顯達，德行彰着，自身也受人尊重，造就是漸漸昌盛的道理。積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曰漸長大而自己不覺察；積惡在自己身上，好像燈火消耗油一樣，人也不容易看出來。不是明曉情性和洞察世俗情況的人，誰能夠懂得這種道理呢？這就是唐堯、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紂卻使人傷痛恐懼的原因。善或惡的行為所得到的結果，好像影子跟隨着人形，迴響跟隨着聲音。所以桀、紂暴虐怠慢，讒惡的人都受到進用，賢良智慧的人都隱藏起來，於是桀、紂的罪惡一天比一天顯著，國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亂，可是他們卻依舊安然怡得，自以為如太陽在天空一樣，終於逐漸敗壞以至於毀滅。那些殘暴不仁的君主，並不是一下子就滅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紂雖然無道，都還在位十多年，造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滅亡的道理啊。

　　策問說：　「三王的教化，效法的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有人說道是永久不變的，這兩種說法用意有什麼不同嗎？」臣聽說享樂而不至於淫亂，反覆實行而不厭倦的叫做道；道是萬世都沒有弊端的，出現弊端是由於違背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頗不能實行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時有昏暗而行不通的，舉出它的偏向，補救它的弊病就行了。三王的道雖然效法不同，可並不是相反的，都是為了補救過失，扶助衰敗，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為遇到的環境發生了變化。所以孔子說：　「無所作為而能治理國家的，就是舜呀！」舜僅僅改變了曆法，改換了車馬、祭牲、服裝的顏色，來順承天命罷了，其他完全遵循堯的治國之道，為什麼要改變呢！所以王者衹改變制度的名稱，沒有改變道的實質。可是夏代注重忠，殷代崇尚敬，周朝尊崇文的原因，是因為朝代更替時，前代有過失存在，為了補救，應當這樣做。孔子說：　「殷朝根據夏代的禮制，有所增減，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根據殷朝的禮制，有所增減，也是可以知道的；其他承繼周朝興起的，雖然經歷了百世，這也是可以知道的。」造就是說，百王所用的就是忠、敬、文這三者。夏朝沿襲虞舜，卻獨獨不說增減，是因為夏朝和虞舜的道是一樣的；夏崇尚的忠和虞舜是相同的。道的根本來自於天，天不變，道也不變，所以禹繼承了舜的道，舜繼承了堯的道，三位聖人互相傳授，遵守一個道，沒有救弊的措施，所以不說他們對道的增減。由此看來，繼承治世的，他們的道是相同的；繼承亂世的，他們的道是要改變的。現在漢朝承繼大亂之後，應當減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

　　陛下有聖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傷王道的不明，所以選舉賢良方正的士人，議論考問，打算興起仁義的美德，闡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治國之道。臣愚昧不肖，敘述曾聽到的，背誦曾學過的，說的是老師教的道理，僅僅能夠不忘記罷了。至於議論政事的得失，研究社會的興盛和貧弱，這是大臣輔佐的職事，三公九卿的責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問題。古時候的天下也就是現在的天下，現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時候的天下，同是一樣的天下，古時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習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沒有奸邪，民間沒有盜賊，牢獄空空，沒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潤了草木，普及到四海，鳳凰飛來了，麒麟出現了，拿古時候的情況來衡量現在，怎麼相差那麼遠呢？有什麼錯誤致使衰落達到這樣的地步？我想也許是違背了古代的治國之道吧？也許是違背了天理吧？嘗試考察過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許可以看出一些問題吧？

　　天對生物是分別給予的，給予利齒的就不再給角，給予翅膀的就衹給兩隻腳，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時候領取俸祿的，就不靠體力勞動來吃飯，也不謀取工商之利，這也是接受了大的，不能再取小的，和天意是相同的。假如已經得到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還不能那樣給予，何況是人呢？造就是人民紛紛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啊。那些受君主寵愛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飽暖並且享有優厚的俸祿，依仗富厚的資產和勢力，在下面和百姓爭利，老百姓怎麼能和他們比呢？所以那些人使用眾多的奴婢，擁有眾多的牛羊，擴大他們的田地住宅，擴充他們的產業，增加他們的積蓄，致力於這些而且沒有止境，壓迫百姓，使百姓感到驚懼，百姓天天受到剝削，漸漸走向窮困。富人奢侈浪費，窮人窮急愁苦；窮人窮急愁苦而處在上位的人卻不救濟，就會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會連死都不怕，又怎會害怕犯罪！這就是刑罰繁多，奸邪卻不能禁止的原因啊。所以享受俸祿的人家，應該衹食俸祿就算了，不應當和百姓爭奪謀利的產業，這樣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這是上天的理，也是古代的道，天子應當效法定為制度，大夫應該遵守實行。所以公儀子在魯國做宰相時，回到家裹看見妻子織帛，非常生氣，趕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裹吃飯，吃到自家園裹種的葵菜，氣憤地把園裹的葵菜拔了，說：　「我已經有了俸祿，還要奪種菜人和織布女的利益嗎？」古時候的賢人君子做官的都是這樣，因此人民都尊敬他們的德行，聽從他們的教化，人民受到他們廉潔的感化，就沒有貪婪卑鄙的行為。到了周朝末年，卿大夫就不大講求禮義而急於求利，失掉了謙讓的風氣而有爭田的訟事。所以詩人憎惡、諷刺他們說：　「高高的那座南山啊，山石是那樣疊積；赫赫有名的師尹啊，人民都在瞻望着您！」做官的人心向仁義，人民自然就愛好仁義，風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風俗就會敗壞。由此看來，天子和大夫，是人民仰望、效法的榜樣，是遠方的人遙望着模仿他們，怎麼能夠處在賢人的地位卻去做出平民的行為呢？那些忙着謀取財利，常常擔心窮困的想法，是平民的意向；忙着尋求仁義，時常憂慮不能教化人民的打算，是大夫的思想。　《周易》上說：　「背着東西又坐車，招致強盜的到來。」乘車是說處在君子的地位，負擔東西是小人的事情，這就是說，處在君子的地位卻做出庶人的行為，他的禍患一定會到來。如果處在君子的地位，做君子應當做的事，那麼，除了像公儀休在魯國做宰相那樣，就沒有別的可以做的了。

　　《春秋》推重統一，這是天地永恆的原　則，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師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們的議論也彼此各異，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樣，所以處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統一的標準，法令制度多次改變，在下的百姓不知道應當怎樣遵守。臣認為凡是不屬於六藝的科目和孔子學術的學說都一律禁止，不許它們同樣發展。邪僻的學說消失，然後學術的系統可以統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從的對象了。對策結束後，漢武帝任命董仲舒為江都相，輔助易王。易王劉非，是漢武帝的哥哥，乎素很驕橫，喜歡勇武。董仲舒用禮義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過了一段時間，易王問董仲舒說：「越王勾踐和大夫泄庸、文種、范蠡密謀攻打吳國，後來終於減了吳國。孔子說殷紂王有三位仁人，我認為越王勾踐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時的齊桓公有疑難的事讓管仲解答，我有疑問請您解說。」董仲舒回答說：「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問題。我聽說春秋時魯國國君魯僖公問魯國大夫柳下惠：　『我想攻打齊國，怎麼樣？』柳下惠說：『不行。』他回家後面有憂色，說：　『我聽說攻伐別的國家不問有仁德的人，國君想攻打齊國為什麼問我呢！，柳下惠衹不過被詢問罷了，尚且感到羞愧，何況是設謀詐降來攻打吳國呢？由此說來，越國根本沒有一位仁人。仁人端正他的義卻不謀取私利，闡明他的道卻不計較自己的功勞，所以在孔子的門徒裹，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兒童也羞於談論五霸，因為五霸推崇欺詐武力不注重仁義。越王君臣不過是實行不正當的詐術罷了，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門徒談論。五霸比其他諸侯賢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塊和美玉相比一樣啊。」易王說：「講得好。」

　　董仲舒治理國家，是用《春秋》記載的災異變化來推究陰陽錯行的原因，所以求雨時，閉陽縱陰，他止雨時就閉陰縱陽。這種祈雨止澇的方法推行到江都全國，沒有不隨心所欲的。後來，董仲舒被廢為中大夫。在這之前，遼東郡祭祀漢高祖的高廟和漢朝皇帝祭祖的地方長陵高園殿先後發生火災，董仲舒在家裡推論天降火災和人世的關係，奏章草稿寫好了沒有上呈。主父偃來探望董仲舒，私自看了奏章草稿，他平素就嫉妒董仲舒，便把奏章草稿偷走，上交給漢武帝。漢武帝召集了很多儒生，讓他們看董仲舒的奏章草稿。董仲舒的學生呂步舒不知道這個奏章草稿是他老師寫的，認為非常愚昧。於是漢武帝把董仲舒交官問罪，判處死刑，漢武帝下詔赦免了他。董仲舒從此便不敢再談論災異變化。

　　董仲舒為人廉潔正直。當時漢朝正用兵周邊少數民族，公孫弘研究《公羊春秋》的水平不如董仲舒，可是公孫弘迎合世俗，掌握大權，位至公卿。董仲舒認為公孫弘奉承諂媚，公孫弘嫉恨董仲舒。膠西王劉端也是漢武帝的哥哥，為人特別放縱，兇殘蠻橫，多次謀殺朝廷派去的二千石官。公孫弘就跟漢武帝說：「衹有董仲舒可以擔任膠西王相。」膠西王劉端聽說董仲舒是有名的儒家大師，待他還比較尊重。董仲舒害怕時間長了會遭到不測之罪，就以年老有病為由辭職回家了。董仲舒共計做過江都、膠西兩國的相，都是輔佐驕橫的諸侯王，他以身作則為下屬做表率，多次上疏直言規諫，制定教令頒行國中，他所在的江都、膠西兩國國都均治理得很好。到了去官歸家後，他根本不管家庭產業，衹是埋頭誦讀，專心著書。

　　董仲舒養病在家，朝廷如果討論重大問題，就派使者和廷尉張湯到他家徵詢他的意見，董仲舒的解答都有根有據。從漢武帝初即位，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紛先後做丞相，開始推崇儒學，到董仲舒對策，推尊宣揚孔子，抑黜百家。設立管理學校的官吏，州郡舉薦茂材孝廉，都是從董仲舒開始的。董仲舒老年在家裹壽終。後來他家遷往茂陵縣，他的兒子和孫子都憑學問做了大官。

　　董仲舒的著作，都是闡明儒家經學意旨的，加上奏疏教令，總共一百二十三篇。解說《春秋》記事的得失，及《聞舉》、《玉杯》、《蕃露》、《清明》和《竹林》之類的文章，還有幾十篇，十多萬字，都流傳到了後世。我挑選其中切合當今社會和朝廷的內容寫在文章里。

　　贊日：劉向稱讚：「董仲舒有做君王輔佐的才幹，即使是伊尹、呂望也不能超過他，管仲、晏嬰之輩，是霸主的輔佐，怕是不如他吧。」劉向的兒子劉歆認為「伊尹、呂望是聖人的伴偶，王者得不到他們就不能興起。所以顏淵死了，孔子說『噫！天滅亡我。，衹有顏淵一人能和伊尹、呂望相比，至於宰我、子貢、子游、子夏等人就不能列入聖人之偶的行列了。董仲舒遭逢西漢承接秦朝焚滅學術之後，《六經》分崩離析，於是他下帷發憤鑽研，潛心經學大業，使後來的學者對儒家學說有了系統一致的認識，成為群儒的首領。可是考察他的師友淵源，看他們彼此間的影響，董仲舒還趕不上子游、子夏，卻說管仲、晏嬰不如他，伊尹、呂望超不過他，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劉向的曾孫劉龔則是善於確當評論人物的君子，他認為劉歆對董仲舒的評價是恰當的。

作品出處

本文出自《漢書》。

《漢書》，又稱《前漢書》，由我國東漢時期的歷史學家班固編撰，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漢書》是繼《史記》之後我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 《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漢書》包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萬字。

作者簡介

班固（32年—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東漢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班固出身儒學世家，其父班彪、伯父班嗣，皆為當時著名學者。班固一生著述頗豐。作為史學家，《漢書》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前四史」之一；作為辭賦家，班固是「漢賦四大家」之一，《兩都賦》開創了京都賦的範例，列入《文選》第一篇；同時，班固還是經學理論家，他編輯撰成的《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使讖緯神學理論化、法典化。

班固還著有詩、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等，共41篇。《隋書•經籍志》載有《班固集》十七卷，可惜早已亡佚，現存的《班蘭台集》是明代學者輯錄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