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商與花農(孫駿毅)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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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商與花農》是中國當代作家孫駿毅的散文。
作品欣賞
茶商與花農
繁體字的「蘇」，上面是「草」字頭，下面是「魚」和「禾」。它能使我想到落霞孤鶩蒹葭蒼蒼，想到水光波影漁歌唱晚，想到柳暗花明蛙聲十里。
這一個奇妙的繁體「蘇」字概括了江南水鄉農耕文化的特色。
白居易贊江南「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是一點也不過分的。
環繞虎丘山的3。5平方公里區域是典型的江南農村地區。村落精緻，田塊小巧，池水清澈，結廬人境。晨起，雞鳴聲中飄起裊裊炊煙，蠶娘拐個桑籃去採桑，花農花房育花忙；午後，山塘岸邊的柳樹下，幾個花農坐在石頭上歇息，一邊抽着旱煙袋；黃昏，落日西斜，晚歸的老牛走在狹窄的田埂上，騎在牛背上的牧童捲起柳葉笛「嗚嗚」吹響。
臨近山塘的茶花村、虎丘村的村民，早在宋末明初時就進入了半農半工的生活狀態。那時的山塘街上有上百家茶莊、泥人坊、年畫坊、竹木器社，村民農閒時就進入這些作坊里打零工，以貼補家用。有窨花手藝的就被茶莊聘用為師傅，炒制花茶；有廚藝的船娘更吃香，野芳浜的十幾條花船是她們施展船菜廚藝的平台；種茶花的花農，蒔花、賣花則是她們的生財之道。
茶花村以「三花」（白蘭、茉莉、玳玳)為主業。相傳宋徽宗時的地方官朱勔因採伐「花石綱」擾民，激起民怨沸騰，失寵後被殺，其子孫就逃到山塘西面的鄉村落腳，以種花壘山為生。每天清晨，從虎丘斟酌橋東堍向西直至虎丘正山門，賣花的村民聚集成一條龍，批發兼零售。還有不少賣花女索性挽個花籃進城區叫賣。她們把玳玳花、茉莉花紮成各種花球、花束，用麥稈編成小巧玲瓏的花繭，內裝花朵，聞之花香濃郁，滿街飄香。
從清道光三年（1823）起，茶花開始用於窨制花茶，花茶遠銷東北、華北、華南各地。
由於三花需求量大，到1949年，虎丘鄉的花農達2000餘戶，約10000餘人。最高年產量出現在1956年，為14485擔。
《姑蘇志》載：「春日賣百花，更晨代變，五色鮮濃，照映市中。」說的是虎丘花農進城賣花的身影，一聲聲「阿要賣白蘭花」的柔柔的叫賣聲迴蕩在大街小巷裡。
清代文人顧文鋐《虎丘竹枝詞》云：
苔痕新綠上階來，紅紫偏教隙地栽。
四面青山耕織少，一年衣食在花開。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那冰清玉潔的三花，養活了山塘周邊的鄉民，也是濃濃的花香浮起了他們知足常樂的笑臉。
舊時鄉諺：「金山塘，銀葑塘。」葑門外的鄉民靠栽種「水八仙」（蓮藕、孛薺、水芹、茭白、芡實、蓴菜、茨菇、紅菱）賺錢，山塘鄉民則靠三花致富。「賺票子、造房子、娶娘子、養兒子、抱孫子」，是花農世代夢寐以求的小康生活狀態。
半個世紀前的閶門外石路開有兩家書場，一大半聽客都是從山塘趕來聽書的花農。他們篤悠悠地喝着茶，饒有興趣地聽着長篇評彈《玉蜻蜓》。書場散了，就到名店義昌福吃小籠包子。那種悠閒自得的神態沒有經濟基礎的支撐是不可能的。
1931年夏，長江中下游地區遭遇特大水災，旬降雨量高達290毫米，且連續暴雨數月，半個蘇州城也淹在水中。當時的上海《申報》報道：「5月至8月，蘇皖魯豫諸省發生特大洪災，江蘇16縣受災面積17424平方公里，受災戶數410750戶，受災人口1035551人，遷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財產損失24871118元。經洪水浩劫後，孑遺之民，無以為生，入春以來，又遭久旱，蔓青不發，民不聊生。」
山塘地區同樣水漫金山，村莊被淹，鄉路被斷，農田、花房、花窖被毀，那一年幾乎顆粒無收。大水過後，蘇州《明報》是這樣描述山塘鄉民的：「鄉民已開始勞作自救。所問者，幾無饑饉之色，亦無逃荒者，人心未見惶恐之失，蓋因有所積蓄而資以渡難關也。鄉民皆於洪水過後整田壘房，復植茶花。」
《紅樓夢》中林黛玉所寫的「杏簾在望」一詩，其中有「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飢餒，何須耕織忙」的句子，以此形容大多數山塘鄉民知足的生活大約也不過分。因為虎丘山下盛開三朵花，即使是最貧窮的人，也不至於落到走投無路饑寒交迫的地步。《白毛女》中的黃世仁和楊白勞在這裡都極為罕見。
三花的興盛與山塘街上十幾家茶莊分不開，茶鋪的作坊和住家就設在與山塘街相連的楊安弄里，虎丘村和茶花村是茶鋪窨制花茶的原料基地。茶鋪老闆以徽商居多，徽商與晉商、浙商一樣，曾經是中國經濟舞台上最活躍的群體。作為徽商的一支，皖南茶商小心翼翼地進入蘇州城，落腳在山塘街上，租用沿河人家房子，開起了茶莊。起始是銷售安徽茶葉，繼而發現北方人大多愛喝花茶，山塘西側的花農世代種植茉莉花、玳玳花、梔子花，花與茶的巧妙結合就產生了巨大商機。
古徽州有一府六縣，下轄歙縣、績溪、休寧、黟縣、祁門、婺源，皆為群山懷抱。經過安史之亂、靖康之恥等戰亂，北方許多大族攜家帶口逃難到徽州落腳謀生。雖然是人窮地薄的山鄉，但有新安江溝連大運河、長江，與江南富庶之地只是一艘船的距離。外出經商，成為歷代徽州人的首選。當地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說法。鼎鼎大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就是績溪人，13歲就孤身一人出來闖江湖了。在之前的明末清初，外出經商的徽州人更多。當時的傳統茶業，已然成為先進的商品經濟而蜚聲大江南北，茶莊、茶鋪在江南多達300多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唯一寫到中國人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其祖父王槐康就是歙縣茶商。開設在山塘街上的汪瑞裕茶莊，就有王氏家族的股本。清中晚期，蘇州茶界把吳世美、鮑德潤、汪瑞裕、吳馨記、嚴德茂和方裕泰等6家茶葉店推為六大名店，而這六大名店不是由徽商所開設，就是聘請了徽商當經理掌管經營。據記載，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在蘇州範圍內登記茶業行會的有46戶，其中徽商開的茶莊達41戶。徽商在山塘街（包括楊安浜）開設茶莊有9家，每家的規模在10—20人不等。在當時，徽商茶莊有個共同特點，那就是財力雄厚、貨源充沛、銷路暢通、服務周到，其壟斷地位之後延伸到醬品、典當、米糧、木材等行業。蘇州人極少喝花茶，但這裡卻以盛產茶花而名世，這離不開徽商的營銷有方。徽州山區盛產名茶，蘇州花茶便是以歙茶為原茶，配以這裡所產珠蘭花、茉莉花等窨制而成。
徽商何以能在富甲一方的山塘街上立足並做大做強？編撰《徽州志》的朋友專門就這個問題走訪山塘舊址，查閱相關史料，最後得出徽商有這樣幾個經營特色：每年冬閒時花農預支部分資金，優質優購，定產定銷；在華北、華南設代理商，向茶鋪貸放茶銀，俗稱「放水養魚」；打通漕運水路和各地關卡；注重品牌宣傳，比如茉莉花茶，打的就是蘇州虎丘的品牌；用品茶、展銷、僱人上門推銷等手段促銷。
徽商中有一位叫李福的安徽宣城人，對家鄉特產宣紙並不熟悉，但對茶葉銷售的經絡卻摸得一清二楚。花茶要賣出大價錢，北方是一塊大蛋糕，要從閩商、浙商嘴裡搶下一塊來，通過大運河或近海運輸的「漕運」就是迫在眉睫的問題。走通「漕運」的路，紅白兩道的打點必不可少：一是要買通管轄漕運的兩淮官員，二是要聯絡「漕幫」人物。李福通過在松江府當差的親戚疏通，向同鄉借來銀子「鋪路」，很快打通了由蘇州「萬人碼頭」起程，過揚州、淮安，由淮安到青州，又由青州轉往京津的千里水路。他壓低價鈿大量收購小型花茶作坊的產品，裝箱起運北方，京津茶莊裡「李記」的茶葉空箱子堆積如山。他經營數十年，賺了多少銀子，無人知曉。但從《宣州志·商貿卷》中對李福的簡短介紹中約略可知底細：「李福，生於道光二年（1822），茶商，19歲時去蘇州經商，在山塘經營花茶批發數十年。後因病歸鄉。之前，在故里蓋宅30餘間。其長子李成良嗜賭，次子李成秀吸大煙。家業敗於二子。」
家大業大經不起揮霍敗家，金山銀山抵不過吃喝嫖賭。李福是突然從山塘老街上消失的。有人說他欠下「漕幫」船主一屁股債逃走了，有人說他教子無方，兩個兒子敗光了所有家當；還有人說他的老家遭了「強盜搶」跳河尋死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李福真的「人間蒸發」了，走完了從窮光蛋到暴發戶到窮光蛋的人生軌跡。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像這樣的外地客商，在山塘街上並非一家。 [1]
作者簡介
孫駿毅，江蘇作協會員，蘇州姑蘇區作協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深宅薔薇花》《黑白情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