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民族意識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原文
記者前天上午寫《到新加坡》那篇通訊時，不是一開始就說了一段風平浪靜的境界嗎!昨天起開始渡過印度洋，風浪大起來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縱地向前邁進，坐在吸煙室里就好像天翻地覆似的 記者前天上午寫《到新加坡》那篇通訊時，不是一開始就說了一段風平浪靜的境界嗎!昨天起開始渡過印度洋，風浪大起來了，船身好像一蹲一縱地向前邁進，坐在吸煙室里就好像天翻地覆似的，忍不住了，跑到甲板上躺在藤椅里不敢動，一上一下地好像騰雲駕霧，頭部腦部都在作怪，昨天全日只吃了麵包半塊，做了一天的廢人，苦不堪言。今天上午風浪仍大，中午好了一些，我勉強吃了一部分的中餐，下午吸煙室里仍不能坐。寫此文的時候，是靠在甲板上的藤椅里，把皮包放在腿上當桌子用，在狂濤怒浪中緩緩地寫着，因明日到科倫坡待寄，而且聽說地中海的風浪還要大，也許到那時，通訊不得不暫擱一下。
船自新加坡開行後，搭客中的中國人就只剩了七個。黑色的朋友上來了十幾個(印度人)，他們裡面的婦女們手上戴了許多金鐲，身上掛了不少金鍊，還要在鼻孔外面的凹處嵌上一粒金制的裝飾品。此外都是黃毛的碧眼兒。有一個嫁給中國人的荷蘭女子，對於中國人表示特別好感，特別喜歡和中國人攀談。
同行中有一位李君自己帶有一個帆布的靠椅，預備在甲板上自己用的，椅上用墨寫明了他的中西文的姓名以作標誌。前天下午他好端端地、舒舒服服地躺在上面，忽然來個大塊頭外國老太婆，一定要把他趕開，說這個椅是她的。李君把椅上寫明的姓名給她看，她不肯服，說他偷了她的椅子，有意寫上自己的姓名!於是引起幾個中國人的公憤。我們裡面有位甲君(代用的)尤其憤激，說「中國人都是做賊的嗎?這樣的欺侮中國人，我們都不必在國外做人了!這還了得!」我看他那一副握拳擦掌切齒怒目的神氣，好像就要打人似的。還有一位乙君持極端相反的意見，他說：「中國人出門就準備着吃虧的。」又說：「自己不行(指中國)，有何話說!」他主張不必認真計較。當時我剛在吸煙室里寫文章，他們都倉皇地跑進來告訴我，我說老太婆如不講理，可將情形告訴船上的管事人，倘若她自己也帶了一張椅子，因找不到而誤認的話，可叫管事人替她找出來，便明白了。後來果然找到了她自己的椅子，對李君道歉，而且覺得很難為情。聽說她原有幾分神經病，甲君仍怒不可遏，說不管有沒有神經病，總是欺侮中國人，於是他仍就狠狠地熱血沸騰地對着這個老太婆加了一番教訓，並在背後憤憤地大說乙君的閒話。
中國人到國外易於被人凌辱，卻是一件無可為諱的事實。理由很簡單，無非是國內軍閥官僚們鬧得太不像樣，國際上處處給人輕視，不但大事吃虧，就是關於在國外的個人的瑣屑小事，也不免受到影響。例如船上備有浴室，如遇着是中國人正在裡面洗浴，來了一個也要洗浴的西人，往往打門很急，逼着速讓。那種無理取鬧的舉動，雖限於少數的「死硬」派，無非含有輕視中國人的意味。
不過有的時候也有自己錯了而出於神經過敏的地方。此次同行中有一位「同胞」(赴外國經商的)說話的聲音特別的響亮，極平常的話，他都要於大庭廣眾前大聲疾呼。除登台演說外，和一兩人或少數人談話原不必那樣賣力，但是這位仁兄不知怎樣成了習慣，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非雷鳴不可。這當然易於惹人厭惡，我曾於無人處很和婉地提醒他，請他注意，他「願安承教」了。但過了一天，故態復萌，有一夜他在房裡又嘩拉嘩拉起來，被對房睡了覺爬起來的一個德國人跑過來辦交涉。他事後憤然的說，在自己房裡說說話有什麼犯法，他覺得這又是選定中國人欺侮了!
自九·一八中國暴露了許多逃官逃將以來，雖有馬占山部及十九路軍的曇花一現的暫時的振作，西報上遇有關於中國的漫畫，不是畫着一個顢頇大漢匍匐呻吟於雄赳赳的日軍閥槍刺之下，便是畫着前面有一個拖着辮子的中國人拚命狂奔，後面一個日本兵拿着槍大踏步趕着，這樣的印象，怎能引起什麼人的敬重?至於外國人中的「死硬」派，那更不消說了。這都是「和外」的妙策遺下的好現象!
到國外每遇着僑胞談話，他們深痛於祖國的不振作，在外隨時隨地受着他族的凌辱蹂躪，呼籲無門，所表示的民族意識也特別的堅強，就是屢在國外旅行的雷賓南先生，此次在船上的時候和記者長談，也對此點再三的注意，可見他所受到的刺激也是很深刻的。我說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也是促成帝國主義加速崩潰的一件事，不過一個民族中的帝國主義的附屬物不剷除，為虎作倀者肆無忌憚，民族解放又何從說起呢?
這卻成為一個先決問題了。
二十二，七，二十三，佛爾第號船上，自科倫坡發。
(《萍蹤寄語·初集》)
賞析
這是一篇很值得我們關注的旅遊隨筆。這篇隨筆有三個特色：
高屋建瓴，扣住時代的主調。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韜奮受全國人民抗日愛國運動的推動，迅速地從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知識分子轉變為無產階級文化戰士。他不再把抗日的命運寄托在國民黨身上，而把希望寄託於廣大人民群眾與中國共產黨。在日本軍國主義者步步加強侵略面前，「團結禦侮，誓雪國恥」，「抗日救亡，復興民族」，是當時的最緊迫任務。韜奮從時局的需要出發，高屋建瓴，從踏上郵輪開始，就把着眼點放在增強民族意識上。他記下了船上的所見所聞：一位洋太太硬說中國乘客偷了她的躺椅;西人想洗浴，逼中國人速讓;以及國外漫畫對中國人的輕蔑。韜奮不僅揭出這些中國人受辱的畫面，還追溯到根源。那就是：「九·一八」以來，中國暴露了許多逃官逃將：國內軍閥官僚們鬧得太不像樣;同胞們深痛於祖國的不振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都是『和外』妙策遺下的好現象!」作者幾處寫到海外僑胞的呼聲，迫切希望祖國振作，走向強盛，否則隨時隨地要受他族的凌辱蹂躪。韜奮在這裡大聲疾呼，要高揚民族意識，這是爭取民族解放、實現民族振興的關鍵。他特別提出，各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是促成帝國主義加速崩潰的一件事，一個民族中的帝國主義附屬物不剷除，為虎作倀者肆無忌憚，民族解放又從何說起呢?在這裡，表現出他的見解是何等深刻，一言既出，振聾發聵。韜奮的矛頭所向，是十分準確的。
真實可信，強烈的撼人力量。韜奮是一名出色的新聞記者，記者的作品首要的是內容要真實可靠，具有無可辯駁的真實感，使人讀了信服、信任，不產生上當受騙、虛妄不實的感覺。只有這樣，作品才能感染讀者、征服讀者。《船上的民族意識》，記敘的是作者親歷目擊的事實，有名有姓，有過程，有因果，有行動，有思想，每一樁事實都是確鑿可信的，都是在眾人中發生的，周圍的人都是見證人，使你無懈可擊，不得不信服事實。韜奮自己說過：「我只得就所看到的和所聽到而認為可靠的，用很誠實的態度寫出來。」這裡說事實是「可靠的」，寫作態度又是「很誠實的」，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令人信服的力量。強烈的真實感，是一篇旅遊隨筆獲得成功的第一要素。這隻有不惜耗費精力，艱苦深入生活的作者，才能做到這一點。
平易流暢，生動感人的文風。韜奮一貫主張寫作「明顯暢快」的平民式文字，力避「佶屈聱牙」的貴族式的文字，提倡把父親寫得和好友「促膝談心」一樣。我們讀《船上的民族意識》和他的其他隨筆作品，都感到寫得明白如話，平易親切。沒有故弄玄虛，沒有艱澀的詞句，極少用半文半白的句子。這樣一種文風，在30年代的文壇、報壇上，是不多見的。人們極容易產生誤解，以為這種平淡無奇的文字很容易寫，其實恰恰相反，通俗流暢、平易近人的文風最可貴，非有高深的文字功力難於達到這樣的境界。這不僅是文字表達的問題，最根本的是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問題，只有同人民同心同德，患難與共的作者，才能寫出這樣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絲毫沒有斧鑿雕琢痕跡的文章來。通讀他的作品，在樸質的文字中，又時時可讀到俏皮、風趣、富有幽默感的段落，有的已進入到錦言妙句的佳境，給人以美的享受。
落後就要受人欺侮，貧弱必然受制於人。過去如此，如今亦然。讀《船上的民族意識》，激勵我們奮力加速四化，振興中華，挑起這副歷史賦予我們的重擔。[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