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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瑗 | |
|---|---|
| 出生 |
993年 泰州海陵（今如皋） |
| 逝世 | 1059年 |
| 國籍 | 中國（北宋） |
| 職業 | 理學家、大儒、教育家 |
| 知名作品 | 《松滋縣學記》《周易口義》《洪範口義》《論語說》等 |
胡媛，（中國北宋教育家） 胡瑗（993～1059）字翼之。中國北宋學者。理學先驅、思想家和教育家。 因世居陝西路安定堡，世稱安定先生。慶曆二年至嘉祐元年曆任太子中舍、光祿寺丞、天章閣侍講等。
生平
祖籍今陝西子長縣的安定堡。公元993年（宋太宗淳化4年）生于于泰州海陵（今江蘇如皋市）的一戶官吏家庭。其家族世代顯赫，始祖胡遵為晉車騎將軍，後裔中曾有過兩位皇后和太后，另有三公九卿及將軍、太守10餘人。祖父胡修已任泰州司寇參軍時舉家隨遷，但自其父胡訥任寧海軍節度推官後，在當時屬於下等官吏，因俸祿較少，竟步入「家貧無以自給」的境地。
胡瑗自幼聰穎好學，7歲善屬文，13歲通五經，被左右鄉鄰視為奇才。胡訥說：「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胡瑗讀書勤奮，好學上進，且志向遠大，常以聖賢自任，但因家境衰微，早年並未受過良好教育。直至20多年後才得以與孫復、石介等人到山東泰山棲真觀求學深造。此間心志遠大，10年不歸，潛心研習聖賢經典。他為了不讓心志受到干擾，每當拆開家書，見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再展讀。在此期間，他「食不甘味，宿不安席」，刻苦鑽研學問，為以後從事教育打下堅實基礎。30歲開外的胡瑗從山東回到家鄉，然而卻7次應考不中。40歲時放棄科舉意念，返回泰州城，在華佗廟旁經武祠（即後來江蘇省泰州中學所在地）辦起了一所書院（私塾），並以祖籍安定立名，稱安定書院。
1034年（景祐元年），42歲的胡瑗開始到蘇州一帶設學講授儒家經術。時值原朝廷中向來重視文教的范仲淹因反對廢后被貶該地任知事。翌年范在南園開辦郡學後，聘他為首任教席，並送自己的兒子范純佑拜其為師。到任後，他即制訂了一套嚴格的校規。由於范公子能帶頭遵守，故其他出身豪門的學生無一膽敢肆意踐踏。在知州的鼎力支持下，郡學很快就成為了全城各地學府的楷模。
1036年，經范仲淹的引薦，胡瑗以布衣身份，與知杭州的音樂家阮逸同赴開封接受正急於雅樂改進的宋仁宗召見，並奉命參定聲律，製作鐘磬。其間，他合乎古禮的文雅舉止深得朝中要人的讚賞，事成後即被破例提拔為校書郎官。1040年（康定元年）8月，隨鎮守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到陝西，被舉薦為丹州（今宜川縣）軍事推官。此間撰《武學規矩》一書，提倡國家大興武學，以抵禦外部侵略。
1041年（慶曆元年），胡瑗調密州（今山東諸城）任觀察推官時，因父親去世而辭官回家奔喪。翌年復出，改任保寧（今浙江金華）節度推官。不久應湖州（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滕宗諒之邀，到當地的州學任主講教授，以致「四方之士雲集受業」。其間提出了「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的至理名言，並創立了卓有成效的「湖學」。
1044年（慶曆4年），范仲淹推行新政，並效法湖州的辦學經驗興辦了一所中央太學。1050年（皇祐2年）11月，朝廷再次更定雅樂，仍詔胡瑗與阮逸進京主持，並在司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以3年時間完成。此間兩人還合作撰就了《皇祐新樂圖記》3卷。1052年被任命為國子監直講（主講教授），晉光祿寺丞。被征為太子中舍，後以殿中丞致仕。任教期間因學識淵博且教學得法，備受學生的歡迎並敬重。
1056年（嘉祐元年），64歲的胡瑗晉升太子中舍暨天章閣侍講，成為了當朝太子的導師。同時兼在太學協助博士的考教訓導與執掌學規。此時雖身為命官，卻始終保持師生平等，常與學生切磋交流，在校園裡形成了一種「沈潛、篤實、醇厚、和易」的學風。當時的受教者包括皇室多位儲君、眾多知名學者及禮部中的近半官員，故深得學生與朝中上下的敬重，視他為一代宗師，被神宗稱為「真先生」。
晚年，胡瑗依舊苦讀勤教，並參議朝政。1059年終因積勞成疾而臥床不起。後經仁宗皇帝欽准，領太常博士銜赴杭州長子胡康任所療養。臨行前京城轟動，相送者「百里不絕」。不久即病故，被朝廷追諡「文昭」，葬於湖州原菰城附近。另被王安石譽為「天下豪傑魁」；被范仲淹遵為「孔孟衣缽，蘇湖領袖」；文學大家蘇東坡更曾寫下過讚頌他的詩句「所以蘇湖士，至今懷令古」……。
胡瑗在生前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中，集教學理論、實踐和改革於一身，開創了宋代理學先河。其主要貢獻為：確立了培養「致天下之治」人才的教育理念；糾正了朝廷取仕時的弊病，要求德、智、體、樂全面觀察；實施分科教學；推廣普及教育；嚴格校規，言傳身教；注重學生的社會實踐及創立了高校寄宿制度。遺著有《松滋縣學記》、《周易口義》、《洪範口義》、《論語說》和《春秋口義》等。
人物簡介
胡瑗是宋代理學醞釀時期的重要人物 ，與孫復、石介並稱宋初三先生。
胡瑗精通儒家經術 ，以「聖賢自期許」，講「明體達用之學」。
他認為，儒家的綱常名教是萬世不變的「體」，而儒家的詩書典籍是垂法後世的「文」；把體、文付諸實際，可以「潤澤斯民，歸於皇極」，達到民安國治 、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 ，這是「用」。他的「明體達用之學」，對宋代理學有較大影響。
胡瑗講學分經義、治事二齋，治事包括講武、水利、算術、曆法等，表現了重視經世致用的特點。
胡瑗「白衣而為天下師」。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在歷史上起過重要作用。胡瑗在蘇州、湖州一帶任教實行的教學方法史稱「蘇湖教法」，宋仁宗慶曆中，朝廷興太學，「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為令於太學」。
著有《周易口義》、《洪範口義》，均入《四庫全書》；另有《論語說》、《春秋口義》。
成就編輯
教書育人
胡瑗畢生從事教育，先後在泰州、蘇州、湖州和京師太學執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數千人，對教育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創精神，不愧為一代宗師。他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成就，經受了千年歷史檢驗，依然熠熠生輝。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個方面：
注重教育
胡瑗在《松滋縣學記》中開宗明義地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
他從「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發，揭示了人才、教化、學校之間的內在聯繫，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
一是為什麼要重視教育？胡瑗認為，治理好國家關鍵在人才，人才要通過教育培養。
二是如何辦好教育？他認為，一要「師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從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於「民」；三要地方行政長官興辦學校。在封建社會中，人民處於無權狀態，封建政權內部的監督機制有名無實，各級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質對於吏治的好壞、人民負擔的輕重有着密切的關係，因此培養真正的人才對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有着現實意義。
北宋初期，教化不興，風俗澆薄，當時的科舉制度崇尚聲律浮華，以詩賦取土，社會上普遍存在着「苟趨祿利」、輕「教化」、重「取士」的風氣，且各地又沒有建立學校。為了培養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認為必須建立「敦尚行實」的學校，這種「立學教人」的主張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1]
力糾時弊
在宋仁宗明道、寶元時期，為了糾正取士不以「體用為本」，只講究詩詞歌賦、學校教育思想，主張以培養通經致用的人才作為教育的根本目的。
胡瑗在答宋神宗問時說：「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很清楚，「體」是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是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標準；「用」是指掌握運用這個基本道德標準去治理國家。也就是說，教育不能只是為了科舉考試，獲取功名，而是培養出既精通儒學經典，又能在實踐中運用的人才。
胡瑗為貫徹「明體達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並取得成功，開創了宋代理學先河。同時他又將「明體達用」的思想，滲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為他從事教育改革和實踐的理論基礎。
改革教育
胡瑗為了貫徹「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先創立了分齋教學的制度。他設立經義和治事二齋，依據學生的才能、興趣志向施教。經義主要學習六經；治事又分為治民、講武、堰水（水利）和歷算等科。凡人治事齋的學生每人選一個主科，同時加選一個副科。另外還附設小學。這種大膽嘗試，即使學生能領悟聖人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應用的本領，勝任行政、軍事、水利等專門性工作。
實踐證明，這種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才。如長於經義之學的孫覺、朱臨、倪天隱等，長於政事的范純仁（范仲淹之子）、錢公輔等，長於文藝的錢藻、騰元發等，長於軍事的苗授、盧秉等，還有長於水利的劉彝等人。
普及教育
面對宋初「輕教育」學風不正的狀況，胡瑗還運用歷史對比的方法，着重闡述了「師儒」和「興校」的重要性。他說：「學校之興莫過於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於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
當時宋代官學有兩種：一是中央官學，二是地方官學（即州縣二學）。慶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興學運動之前，中央官學生員很少，絕大多數為官宦子弟；地方官學，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聖廟立學，並賜額「應天府書院」，是為州縣辦學之始，余則寥若晨星。於是胡瑗大聲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僅是對地方行政官員的強烈呼籲，也是對宋朝統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張「廣設庠序之教」，大興地方官學，它不僅可以使人才「繼踵而出」，更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以達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慶曆四年四月，宋仁宗採納范仲淹的建議，開天章閣，與大臣們討論扶 振興的良策，慨然下詔全國，要各州、縣都要興辦學校。這與胡瑗倡導的「以仁義禮樂為學」、「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歷史地位
胡瑗一生的人格風範，成就業績，不僅受到北宋王朝的充分肯定和北宋學子、學者的傾心敬仰，而且受到後世歷代人們的欽佩。
宋神宗《御題胡安定先生》贊曰：「先生之道，得孔孟之宗。先生之教，行蘇湖之中。師運而尊，如泰山特屹於諸峰。法嚴而信，如四時迭運於無窮，辟居太學，動四方欣慕不遠千里而翕從。召入天章，輔先帝日侍啟沃萬言而納忠。經義治事，從適士用。議禮定樂，以迪聯躬。敦尚本實，還隆古之淳風。倡明正道，開來學之顓蒙。載瞻載仰，誰不思公?誠斯文之模範，為後世之欽崇!」
宋代的許多名賢如范仲淹、歐陽修、蘇軾、蔡襄、米芾、司馬光、王安石、朱熹、文天祥等，或為之作像贊，或為之寫墓誌、墓表，稱頌他為「蘇湖領袖」、「東南模範」、「三吳木鐸之鼻祖」、「百代帝師之功臣」、「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王安石《書贈胡翼之》更曰：「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質諸書焉耳。翼之先生與予並時，非若之遠也。」把胡瑗與孔孟置於同等的地位。
至明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下詔，尊胡瑗為「先儒鬍子」，「從祀孔廟」，至今山東曲阜孔廟內，「先儒鬍子瑗之位」的牌子，仍與韓愈、朱熹等先儒牌位排列在一起。
胡瑗與孫復、石介在歷史上還有「宋初三先生」、「理學三先生」之稱。理學又名宋學，是宋代儒家的哲學思想。漢儒治經側重名物訓詁，宋儒則多以闡釋義理，故名理學。胡瑗堅持樸素的唯物論，反對唯心論，認為「命者稟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開宋儒性命之學的先聲。以傳統的儒學倫理為核心，大膽質疑，自立新解，開宋代義理易學之宗。全面闡述性、命、天、人、政、教的內在關係，形成具有個性特色的性命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人全望祖撰的《宋元學案》稱：「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文中所指「安定泰山」，因宋初胡瑗講學於南方稱南派，孫復、石介講學於北方稱北派，亦稱泰山派。「程、朱二先生」，是指程頤、朱熹。其中程頤是胡瑗的學生，朱熹是程頤的學生。現代編的《辭海》所載「理學」條目，雖承認胡瑗、孫復、石介有「宋初三先生」、「理學三學生」之稱，但又說：「其實理學的創始人為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兄弟(顥、頤)，至朱熹始集其成。」而把胡瑗、孫復、石介完全置於理學之外。胡瑗在如皋的後裔傳至今已35世，其大門楹聯歷代相傳都是寫的「鄉賢世澤，理學家聲」，或「蘇湖世澤，理學家聲」。筆者曾在南京圖書館古籍部，有幸看到1933年編寫的《江蘇省志稿》和1937年出版的《江蘇鄉土志》，都記載：「胡瑗，理學先驅，為二程所宗，朱熹總其成。」這應該是最符合歷史的定位。
深遠影響
胡瑗一生著作頗豐，可惜大部散佚，傳世很少，且多為門人記錄整理而成。現存世的經學著作有《周易口義》12卷、《洪範口義》3卷，音樂著作有《皇佑新樂圖記》3卷（與阮逸合撰），余已散佚。
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聖賢名流的「嘉言善行」匯集起來，編成《小學》一書，作為兒童讀本，其中就詳細記錄了胡瑗一生的教學活動和事跡，認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書院舉起，宋寶慶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講學之處，亦創辦了「安定講堂」。明代學士程敏政斷言：「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從祀，尊稱為「先儒鬍子」。泰州亦在「安定講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紀念胡瑗先賢，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稱「胡公書院」。嘉慶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現存祠三間，列為泰州市文物保護單位。清初學者黃宗羲直接繼承了胡瑗「明體達用」的衣缽，開創學貴踐履的經世致用新學風，其實質就是胡瑗倡導的「實學論」。胡瑗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不僅示範於當時，而且也垂法於後世，在中國教育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無怪乎他的名字和「蘇湖教法」為人們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聲譽。當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國外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學者均涉足此領域，當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傳》、《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歷代思想家》、《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海》、《辭源》等權威性著作，對胡瑗都列有專條，翔實介紹。當然，胡瑗畢竟是封建社會的學者和教育家，其思想與行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統治階級的烙印。然而，歷史地、公允地評價，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誠可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後世影響
安定廣場
如皋安定廣場，位於江蘇省如皋市秀水路、福成路、廣濟路、安定街之間，四面環街，廣場中心有安定先生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