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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米是古代在稅糧正額之外加征的損耗糧，用以補償糧食在收貯、轉運中的自然耗蝕，是田賦附加的典型形式，與加耗、雀鼠耗同源。耗米初因漕運道遠、倉儲霉變而設，後漸成定額甚至重斂，是考察傳統賦稅附加膨脹的關鍵概念。它折射出國家以"補償損耗"為名行加征之實的邏輯，深刻影響着農戶的實際負擔與財政的賬面收支，是附加稅研究的標本。

加征緣由

耗米之設本有其實：稅糧自田間入倉、自倉轉漕運，沿途拋撒、鼠雀啄食、水汽霉變，必不可免，故許於正米外納耗以備抵。在明代，耗米與"加耗"並立，依路程遠近定率，近倉輕而遠運重。然官吏往往重征其耗，以耗充私，耗米遂由補償變為苛斂。它暴露出古代實物稅在物流環節難以核算的漏洞，也顯示附加稅一旦定額化便易脫離原初合理性的普遍規律，問題根深。

流弊與演變

耗米本為實耗而設，實操中卻層層加派，民戶所納倍於正額者不乏其例。它與清代的耗羨、浮收相承，成為田賦黑幕的淵藪。朝廷雖屢禁橫耗，終因俸工無着而默許。耗米揭示出：以損耗為名的附加，最易在監督薄弱處膨脹，把技術性補償異化為制度性盤剝，是傳統財政在正規稅制之外不斷派生隱性負擔的典型寫照，值得認真審視，亦為後世稅制改革提供鏡鑒。

對這類財政與貨幣現象的系統性考察，歷來為經濟史與制度史研究者所重。相關專門文獻已從國家能力、社會結構與市場演進等多重角度予以剖析，揭示其生成與存續的深層動因。該制度在長時段中的延續、變異與最終淘汰，恰可視為傳統經濟體系自我調適的生動縮影。惟有將其置於更廣闊的時空脈絡與比較視野中加以理解，方能把握其全貌與歷史定位，並為今日的制度研究提供有益鏡鑒。其研究價值亦隨新史料的湧現而歷久彌新，方興未艾，值得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