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慢和遙遠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王安憶

《緩慢和遙遠》是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王安憶的短篇作品。

作品欣賞

這幾個人是怎麼走到一起來的？這一輯的「白玉蘭叢書」將以何名義，也就是說，我們怎樣去歸納概括他們的身份與寫作？確是個難題。他們已經不年輕，就不能稱作「青年小說叢書」；當然也不是女性，所以入不了「女作家叢書」——如今，出於成本核算、銷售發行種種原因，中短篇小說集出版，往往是需要納入叢書，方才有可能實現。而他們顯然又都錯過新時期文學發軔與上升的黃金階段，那時候，中短篇小說收穫着極大的閱讀熱情，出版社對小說集十分歡迎，市場尚未浮出水面，書籍的利潤還保持着客觀的比份，於寫作者與出版方均未形成壓力。可惜，幾乎是在驟然間，換了年景，出版社的青睞轉向單本發行的長篇小說。於是，作家們趨之若鶩，等不及莊稼成熟，便開鐮割青。卻不知，在此熱鬧之外，中短篇兀自生長與完善。幸好我們有大量的期刊，可收容散兵游勇，不至於埋沒。可是期刊的印量又在全面性下降，趨向式微，自生自滅的命運幾乎難以避免。 　　 總之，這三個人脫掉頭班車，接下來就班班趕不上，結果是至今為止，未有一本書出版。 　　 大約是世紀初，上海文藝出版社策劃「三城記小說系列」，台北由王德威主編，香港是許子東負責，我則編輯上海部分，時間跨度為「1996—1997」「1998—1999」各一集。分工完畢，各自便去搜索作者與作品。其時，中短篇的寫作已見冷落，視野中的好作品大多在時限之外，有名有姓的作者或擱筆不寫或扎在長篇中，只能擴大範圍，向清冷處望。印象中《上海文學》曾發表過一個短篇小說，名《情犢》，寫的是上海城市邊緣一對小兒女的情事。雙方是貧寒家庭，世代為衣食生計奔忙，動盪的時政於他們並無大礙，對兒女也無大期望，因此，教育中輟就談不上什麼憾事，相反，能分配進工廠，做一名學徒工，早日自食其力是讓人高興的。

家中姑娘有少年垂青，無論從女兒終身想，還是在自家得幫手着眼，都不是壞事。所以，這一段小小的浪漫史，萌芽狀態就被納入柴米生存之道。然而，即便是在如此夯緊了的現實生活里，兩個孩子的情感世界依然循着自身軌跡生長，情竇初開，互相吸引，漸生默契，大膽的追逐以及矜持的欲拒還迎，然後是莫名的分手，走完一個初戀的周期。這篇放於末條的小說不怎麼起眼，沒有激烈的戲劇性衝突自然是個原因，在題材上似乎也難以歸向某個潮流。從故事背景看，當是「文革」後期，卻不能說是對政治批判，或者說知青文學；寫的是早戀則又缺乏成長故事中必有的青春反叛與挫折；寫的確乎為上海，但沒有任何一樁上海風尚符號，比如石庫門，旗袍裝，薔薇薔薇處處開，連法國梧桐都看不見一株，於是便與海派文學擦肩而過。而它所以吸引我的，也就是這獨一份。當我循跡追去，發現小說發表於1994年，不在我們結集期限內。失望之餘，我向作者榛子寫信，請他寄一些1996至1999四年內發表的小說，就這樣，我讀到了中篇小說《渴望出逃》。 　　 說實在話，這篇小說與「三城記」的主旨並不那麼相符合，除了作者是上海居民這一項之外，無論題材、風格，都不在這城市以內，可我們定下的原則只要求作者是城中人，其餘都由主編看着辦。而我，本心就有意在這選本中呈現上海的另一面，那就是作為一個工業城市的粗糲面目，它向來是被消費的表情藏起來。《渴望出逃》這一個與上海毫無關聯，發生在北方煤礦的愛恨情仇故事，具有強悍的氣質，不管怎麼說，它總歸是出自上海作者筆下，至少說明這城市裡人，有着闖四方天下的閱歷身世，還有粗獷的筆力。之後，又讀到榛子的《堅硬的雞湯》《老茶的呼嚕》，寫的都是大企業里的人和事，照理是合上了主流敘事，可偏偏兩位主人公都有着別致的性格，這性格沒帶給他們好運氣，而是讓他們走背時。前者是技術工人，且有着極高的天賦，能夠與時俱進，在每個工業革命階段拔取頭籌，但近乎病態的驕傲卻讓他處處碰壁，不止是事業，謀生，甚至女人上，都陷於窮途末路。

當同事將他從官司中撈出來，去對付五軸聯動的數控機械，他的眼睛忽就亮起來，可這短暫的閃爍無從照耀整體灰暗的人生。後者老茶是以罪貶的身份進入工廠，所以，他還有機會成為「傷痕文學」的主角。當時代變遷，政治改正，老茶理應走到社會的正面，匯入主流。他又不像前者那樣乖戾，甚至稱得上溫順，可也就是這格外的溫順讓他走霉運。無論多麼不公正的遭際，他的態度永遠是安然順從，好比「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的道理，命運就來欺他，一輪又一輪的，似乎是在走下坡路，他卻依然是溫順的，就不禁讓人懷疑，這溫順實在不是軟弱，而是一種從容自若。榛子的故事往往是這樣，人物的個體處境，要比時代、社會、意識形態更有決定性地主宰命運，因此很難納入潮流，潮流總是被概括了的。

榛子的小說好就好在紮實，分量足，不短斤缺兩，壓秤得很，不免缺乏回味。像《情犢》這樣微妙的小說，差不多是一不小心碰上的。但他生成如此，很難要求他是另一個樣子。然而，忠誠地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有時候，會有變化發生，或者說是量變到質變。《鳳在上，龍在下》便是這一條道走到黑，突然撞開的一扇門，於是，光進來了。 　　 倘若沒有劉陽這個人，這篇小說也就類似於大多數描寫經濟轉型時期，平民生活變遷的作品，包括榛子自己的某一些寫作，比如《且看滿城燈火》《尋工記》《地鐵的丁菊花》，好也是好，但終究不出窠臼，依然在你我他的一般經驗之內。而劉陽的在場卻使一切都不同了。劉陽是什麼人？是個異數。他在性別取向上存在誤差。這一類人，常常出現在現代主義小說中，就是台灣學界命名的「同志文學」，但在榛子，他顯然並不打算回答身份認同，存在歸向，第三性，酷兒理論種種哲學問題。劉陽他，不像社會不適應症候群通常具有的孤寂表情，他甚至很開朗，用今天的流行語說，很陽光。除了戀愛婚姻這一樁，他偏執在自己的取向上落得孤家寡人，其他都與眾人無異。出身市井人家，雖不至於窮苦困頓，卻也需胼胝手足，謀生為第一要義。也同尋常的好人一樣，總會遇到意氣相投的好人，幫助他，又得他幫助。於是，他們幾個便組成這麼一個大家庭。以常貴珍與張家臨一對夫婦為核心，張家臨將昔日的師妹，也是傾慕者沈小琴介紹給劉陽做朋友，劉陽則是常貴珍的舊同事。劉陽不拒絕與沈小琴交往，心裡卻暗戀張家臨；常貴珍呢，曾經是喜歡劉陽的，無奈劉陽不開口。

如此錯綜複雜，牽絲攀藤，互相拉扯着。都是不免落魄的人生，因有了夥伴倒也不顯淒涼，反而是喧嚷擁簇的，於是就會起摩擦，也是和所有至交一樣，摩擦自會消解，然後你知我知。這是一段好日子，正應了「好景不常在」的俗套，如此結構註定是短命的，首先對沈小琴不公平，她還要嫁人生子呢！沈小琴將她那老台商未婚夫帶來一起過年那一晚上，令人動容。依然是這四人一桌麻將，沈小琴卻提議下大注，接着便頻頻放「沖」，是報答麻將桌上人的愛，但畢竟有些事愛莫能助，所以又有負氣在其中。沈小琴遠嫁，劉陽自覺着不便再留，插足於夫婦之間，終也離去，生活又回到常規的倫理上，繼續進行。那一個奇異的組合，留下無比親切的記憶，從日常生活旁出去，險些兒出軌，又被主流涌推回來。這常規外的哀喜，正是現實里的靈異之光。 　　 與王季明寫作的第一次接觸是《借個男友回家過年》，在本叢書集中，更名為「租借男友」，自然有他的理由，而我似乎更喜歡「借個男友回家過年」。這一句有些像歌謠，「回家過年」又有一股喜氣洋洋，就像一個民間傳說。2005年去香港嶺南大學講寫作課程，有四堂大課，我設計每一課以分析一篇小說為內容。從提高學習興味着想，專選擇上海作者描寫上海生活的小說，其中就有王季明的一篇。小說中人物所處的環境、地鐵線，我以為差不多搭到這城市的脈，可說是象徵。但故事還是循着現實的軌跡，誠實地敘述。以這一篇看，似可歸入城市寫作，事實上卻也不盡然。在王季明這本集子中，有兩篇小說頗引我注意，就是《天堂》與《和作家李圖玩遊戲》。 　　 從這兩篇小說看，王季明一定閱讀過大量西方翻譯小說，不止是因為這些閱讀直接構成情節，還因為王季明顯然從西方現代文學潮流中汲取養料，能夠操縱形式。就好比前面說的，《租借男友》里的象徵性，王季明的小說比較榛子，更善於處理一些抽象的題材。《天堂》與《和作家李圖玩遊戲》，都有一個名叫李圖的人物，都喜歡閱讀，也喜歡寫作，但同樣缺乏天賦，寫得不怎麼樣，後來又都死於同一種病因，心肌梗塞。兩個李圖都有一個文友，就是「我」，名叫老禾。所以我寧可將這兩個人當作一個，以小說情節虛構的順序，編織李圖與「我」的生活史，也是他們的思想史。 　 這兩個人稱不上知識分子，也稱不上作家，充其量只是文學愛好者。他們是這城市最普遍的市民。以《天堂》的說法，李圖居住在人口密集的舊區，新建成的高樓之間，殘餘着的沒有開發價值的斷巷陋屋。「我」的居處也差不多，石庫門弄堂，狹小的住房，外加天井裡的違章建築。倘若採信《和作家李圖玩遊戲》中的安排，那麼，他們還都是一家破產後轉型的中等國營工廠里的職工。然而，這兩個潦倒的人，卻有一個奢侈的愛好，就是文學。他們都擁有與自己家境不符的大量藏書，老禾「我」，老婆沒娶到，書倒收了一大堆，那間違章建築就是專用於放書的。老禾與李圖時常交換書，就像集郵愛好者交換郵票，同時交換閱讀和寫作的心得。如他們這樣熱愛文學卻不能成就事業，簡直是罪過。不順遂的寫作就也納入現實人生，加劇了失意的心情。用什麼來排解？喝酒聊天，聊什麼呢？編小說，他們戲稱為「遊戲」——這就是意味所在，在寫作這虛構活動之外又發生着一種虛構。

在李圖猝發心臟病去世後，留下小半部遺稿，寫的是他們企業興衰歷史的長篇小說，老禾對此並不感興趣，倒是平時「遊戲」的胡編亂造，讓他惋惜，於是編輯整理髮表在網上。不久，就有網友指出，這故事是抄襲，來源於法國作家圖爾尼埃的小說《禮拜五——太平洋上的靈薄獄》。這一個結局令人大為意外，也令人琢磨，應當如何理解？是對寫作者李圖脫離生活現實的諷刺？抑或是對其想象力不足的扼腕嘆息？而我更願意以為這是投向虛空茫然中的精神對話，那西方翻譯小說在此成為象徵，象徵遙遠的、不可企及、卻讓人心嚮往之的不存在之存在。在《天堂》中，老禾「我」也死了，與李圖的死不同，是死於非命，就更像是一個主動的選擇，選擇遁入虛空。小說末尾，那民工葛十朋載着老禾的骨灰回他臨時住處，葛十朋是在李圖死後出現在老禾「我」的生活中，就好像是「我」有意為自己培養一個文友，好填補李圖的空缺。這位來自雲南的「打樁模子」，年輕健康，體內還有充沛的活力，打算在這大城市混一番，卻漸漸被老禾引入現實生活邊緣的虛空地帶。他載着「老禾」回家，猛然想起雷蒙德·卡佛的小說《大教堂》起首第一句話，王季明寫道：「我把它改成這樣：『這個瞎子，是我的老哥，他與我一起在路上，今夜要在我家過。』」 　　 李圖與老禾的故事，在這本集子中，只占一小部分，不足以形成王季明寫作的一個體系。在其他部分里，也有一些頗不錯的小說，比如那一個短篇：《1974年的喪事》，讀了真叫人喜歡，在這城市浮麗的外表之下，其實有着幾近部落式的樸素內心，也可惜僅此一篇，不足以成體系。在這些無法歸納潮流的寫作里，多少有着力不從心，就是不能開掘得更深更廣，這是自己要負責任的。一些無從命名的存在，被固定在文字之下，倘若能有十倍、一百倍的寫作，這種固定便增了體量，從無名到有名。還是那句話，量變到質變，事情許會是另一番面目。 　　 當我與兩位作者商量編一套叢書，迫切要做的事情是搜尋同道者，因決定是為從未出過書的寫作者結集，所以就必是如榛子與王季明這樣的「白丁」。分頭問一圈，凡寫作者大多出過書，或者未出過書寫作卻未能令人滿意，但兩位共同推薦一位文友，大約如同李圖與老禾的關係，那就是孫建成。在送來的零散篇章里，吸引我的是《一個人的來和去》。我注意到小說最初發表時間是在2004年，故事寫的則是1984年，主人公從插隊的內地回滬，適逢僑居新加坡的父親重訪故舊。知青小說的浪潮早已過去，孫建成顯然也過了憤青的年紀，雖可納入所謂「海派」的風尚，可故事卻並不着意於地域；要說是「懷舊」倒名符其實，但是，「懷舊」流行中的感傷主人在此被日常生活的嚴峻滌盪而盡。40年代，一個布店「小開」與鄰家女孩的戀愛，在逛馬路與吃零食中拉開帷幕，然後走入婚姻。聘禮是幾十匹藍士林布，於布店生意的人家，經濟又實惠。聘禮轉眼間被女孩的養母攜回老家，是無後人的獨腹，也是自居有養恩。

餘下這對小兒女自謀衣食，做小學教師和店員。共同生活是這樣，離別呢，亦不過是丈夫買來小籠饅頭，看着妻子吃罷。三十年後的重逢，內容大多也是吃飯，或者到國際飯店吃烤乳豬，或者在家中飯桌吃自烹的菜餚。當然，也有穿，當年的新衣服，壓在箱底，三十年還是嶄新，布店小開的信物，都染着生計的戚容。久別重逢並沒有上演預期中的激情戲，送走客人，生活依然回到原狀，只有一點小小的餘韻，那就是每年裡有一日，母親要攜全家一同去國際飯店吃一頓飯，穿着那一件舊衣服，仿佛是紀念，或者說憑弔，總之是將這不了情了一了，不了又能如何？不如自己伸手剪斷，還保持了尊嚴。這麼說來，這餐飯是有些將飲食男女的常情儀式化，但建成用意似乎也不在此，他只是遵循世事常態徐徐道來，相信事情自有定理，而表相上的秩序正是這定理的反映。 　　 這種信賴即是孫建成寫作的長處，也是短處。長處是在他能夠認識並且領略恆常人生的趣味，他的寫作顯得很耐心，很誠懇，忠實於生活的本來面目。那一篇《結婚》，從相親開始，每一次接觸都不那麼令人樂觀，缺憾處處都在，內心不時起着牴觸。可是磕磕絆絆之下，戀人間漸漸建立起同情，理解，還有，男女關係中也許更重要的，情慾也生長起來。

似乎有許多次機會，兩人可能走入別的命運，最終，期然與不期然，還是進到婚姻的歸宿。亦談不上多麼鼓舞，卻也絕不是掃興，開端總抱有希望。這是長處，短處呢？過度依仗於事情的本來面目，不免流於瑣碎與冗長，而將更深刻存在，類似真諦的性質遮蔽在細節堆里。也能看出孫建成自覺到不足，《水中的男孩》與《隔離》兩篇，顯然企圖作改變，用虛擬的環境取消寫實性，走向形而上。在後篇中可看出加繆《鼠疫》的影響，但似乎並不見有顯著的成效。這一類小說往往需要哲學的準備，當然更可能與個人的稟賦有關係。

而在孫建成，即便是外部強烈變形的故事中，還是那些源自於現實的細節觸動着惻隱之心。再有那一篇《不眠今夜》，一個醫生與一個性保健熱線的女主持之間所發生的奇異關係，看得出精巧的布局，但顯然不是孫建成的強項，情節突兀了。這種異峰突起的寫作，不是不可以，而是孫建成本不是一種促狹的或者說機敏的寫作者，怎麼講？老實人只能說老實話。 　　 然而，如孫建成這樣誠實的寫作，經過漫長的平淡的敘述之後，總歸是會有意料之外的結果等待着，好像是在報答寫和讀的耐心。《隔膜》，所寫故事可歸於「孽債」一類，不外乎當年知青在插隊農村留下子女，長大成人後來城裡尋親。這故事在此處是由一個相當曲折的結構呈現出來，說實在，多少攪擾着閱讀的順暢。那名叫燕子的女孩身世複雜，卻也沒有增添內涵的豐富性，反而因為將懸念延宕過久使人焦慮。事實上，情節真正表現出趣味是在燕子終於走上認親的通路，母女相見。孫建成在此展現出人情練達。和《一個人的來和去》同樣，雙方都未見有傷感劇的情緒激動，彼此生分，女兒帶了男友同往更讓母親措手不及，倒反是沒有血親關係的繼父與燕子相處起來，有一種輕鬆自在。結局同樣是掃興，同樣是剪斷，但燕子畢竟是年輕血氣旺，這剪斷的手勢就要魯莽和激烈許多。這一刻，如孫建成馴順命運的安排，也有一時迸發，故事隨即到高潮，卻也到好就收，戛然止住。 　 編這輯叢書的時候，恰好看了「縱貫線」演唱會，羅大佑，李宗盛，周華健，張震岳，自嘲為「四個老男人」，於是就想索性叫「上海老男人叢書」如何？只是再尋不到第四個可以同類項合併參加叢書。看起來，這三個真是挺背時，要說文學史這張網編得夠密了，可他們還是從網眼裡漏下來。漏下就漏下吧，也沒妨礙什麼，他們依然一篇接一篇地寫下去，散布在新時期文學的幾十年時間段中，看看不起眼，搜羅搜羅，掃掃也有這一大堆了。

作者簡介

王安憶，1954年3月6日出生於江蘇南京，原籍福建同安，現居上海，中國當代著名女作家，文學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復旦大學教授。八十年代即已成名，其短篇小說《小鮑莊》被視為尋根派代表作。

1976年，發表散文處女作《向前進》。1986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1987年，調入上海市作家協會創作室從事專業創作。1996年，出版長篇小說《長恨歌》，後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2005年1月，短篇小說《髮廊情話》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短篇小說獎。2012年7月，長篇小說《天香》獲第四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首獎。 2013年9月，獲法蘭西文學藝術騎士勳章。 2020年10月，發表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