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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仲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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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改革的背景管仲改革，又稱管仲變法，是指春秋時期齊國國相管仲在齊國實施的一系列改革。管仲改革中「相地而衰征」的實質即承認土地私有，從而加劇了奴隸制度的瓦解。下面一起了解一下管仲改革的背景。[1]
管仲祖先是姬姓，與周王室同宗。父親管莊是齊國的大夫，後家道中衰。管仲自幼刻苦自學，通「詩」、「書」，懂禮儀，知識豐富，武藝高強。
因家貧，為謀生做過當時認為是微賤的商人。他遊歷廣泛，閱人無數，見過世面，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經驗。他當過兵的時候臨陣脫逃。他幾次想當官，但都沒有成功。
管仲有位好朋友鮑叔牙，兩人友情很深。公元前674年，他和鮑叔牙分別做齊國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的師傅。
齊襄公十二年（前686年），齊國動亂，公孫無知殺死齊襄公，自立為君。一年後，公孫無知又被殺，齊國一時無君。而逃亡在外的公子糾和小白，都力爭儘快趕回國內奪取君位。管仲為使糾當上國君，埋伏中途欲射殺小白，箭射在小白的銅製衣帶鈎上。小白裝死，在鮑叔牙的協助下搶先回國，登上君位。他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齊桓公。
桓公即位後，設法殺死了公子糾，同時也欲殺死有一箭之仇的管仲。鮑叔牙極力勸阻，指出管仲乃天下奇才，要桓公為齊國強盛著想，忘掉舊怨，重用管仲。桓公接受了建議，接管仲回國，不久即拜為相，主持政事。
西周滅亡
春秋之前，只有「天下」，而沒有「國家」。周天子封疆裂土，一千多個諸侯國恪守秩序，相安無事，以周天子為中心的宗法等級秩序維持了較長時間的穩定。但在公元前771年，周幽王「烽火戲諸侯」，被犬戎殺死，西周終結。從此，天子權威大為削弱。
春秋爭霸
春秋列國形式圖 春秋時期，列國並峙，征戰不休。此時，邊境各族也發展起來。北方狄人南下，西方戎人東進，南方蠻人也想北上。各國開始火拚，爭強求富就成了新的時代主題。
齊國危機
當時，齊國已出現嚴重的財政危機，國庫空虛；同時，齊國面臨着複雜的外部形式嚴峻，各鄰國之間不斷發生戰亂，對齊國也是虎視眈眈。
國家倒懸之際，非常需要站在歷史前沿的改革者出現。
重商政策
經歷了中華文明的勃興時期（夏、商、西周），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時期——從奴隸社會逐漸過渡到封建社會的大變革時期。
這個時期，中國工商業逐步開始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行業，中國商人開始成為相對自由的群體。
這個時期，各諸侯國為了成就霸業，紛紛採取強化商品經濟方略以富國強兵。
重商政策促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工商黃金時代，也為中國商人大展身手提供了寬闊的舞台。 政治行政
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別強調建立一套嚴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級官吏的辦法。
古人云：「聖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張，在官吏的任命與管理上，要「以勞受祿」、「受祿不過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
他還激烈地批評以下三種不良現象：「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
他認為這三種現象都是國家的大患、動亂的根源。
用人人事
他提出的用人原則是：「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員時，都必須根據其實際的政績，特別是要有取信於民的真實政績,而不是虛假的、表面的政績。
此外，他還總結出一套對於各級官員實行獎懲的具體辦法。
國中「慈孝」、「聰慧」、「拳勇」出眾者，由鄉長推薦試用，稱職的委任為吏，任用稱職的又可以晉升，直至升為上卿助理。
選賢任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世卿世祿制，擴大了人才來源，這一制度成為日後科舉制度的雛形。
兵制改革
其原則是「作內政而寄軍令」，其措施是「參其國而伍其鄙」，其內容為：將全國分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工商之鄉不從事作戰，實際從事作戰的是士鄉十五。
五鄉為一帥，有一萬一千人。由齊君率為中軍，兩個上卿各率五鄉為左右軍，是為三軍，就是「參其國」。
一鄉有十連，一連有四里，一里有十軌，一軌有五家，五家為一軌，這就是「伍其鄙」。
軌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處在一起，因為利害禍福相同，所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強」。(見《國語·齊語》)。
這是一種社會與軍事相結合的戰鬥體制，亦為後來大規模的戰爭作了準備。
經濟政策
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
如何實現「富民」的目標呢?管子認為發展農業生產最重要。
因為「五穀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務也」。
為了發展農業生產，就要「闢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
同時他十分重視工商業。他說：「無市，則民乏矣。」「無末利，則本業何出?」
因而管子認為，農、工、商各業必須同時兼顧，「務本飭末則富」。
管仲相齊的經濟政策是「遂滋民，與無財」(《國語·齊語》)，「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史記·齊太公世家》)。
或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史記·平準書》)，以至「通貨積財，富國強兵」(《史記·管晏列傳》)。
管子反對向「樹木」、「六畜」和人口抽稅，而主張「唯官山海為可也」，「山海」就是鐵和鹽(《管子·海王》)。
若此記載為可信，則於管仲時就已經實行了統治鹽鐵的經濟政策了。
法制改革
管仲以法治國，「事斷於法」。
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儀表，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奸。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確;殺有罪，不寬赦;執行刑罰一定說到做到，民眾就會畏懼。權威明示於眾，法律就不必一再重申。
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嚴格執法，公開執法。
社會政策
在社會政策方面，管仲特別重視調節貧富差距。他主張：治理國家，要「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
他認為，「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
又說「甚富不可使，甚貧不知恥」，因此，他認為統治者的首要任務就是及時地調節社會貧富：「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並財利，而調民事也」。
管仲推行禮法並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稱為「德治」，形成了「霸業」和「禮治」相結合的思想體系，即禮、法統一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在治國的過程中，禮義教化與厲行法制是相輔相成的，「明智禮足以教之……鄉置師以導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說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致矣」(《權修》)。
這一理論較之儒家的重禮教輕法制，較之秦晉法家的嚴刑峻法，較之道家的消極無為思想，無疑是一種更全面、更有價值的理論。
外交主張
管仲輔佐齊桓公以「尊王攘夷」的旗號，打敗侵燕的北戎，「存邢救衛」，制止了狄人的侵襲，又舉兵擊敗了兵力強盛的楚國。
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大會各國諸侯，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此次盟會齊桓公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管仲的外交戰略獲得了很大成功，後來孔子稱讚管仲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一匡天下。
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蠻人統治下的老百姓了」)。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管仲改革的歷史影響
管仲的一生，不僅建立了彪炳史冊的功勳，還給後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
書中記錄了他的治國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張法治。全國上下貴賤都要守法，賞罰功過都要以法辦事。
他認為國家治理的好與壞，根本在於能否以法治國。管仲非常重視發展經濟，他認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也就是國家的安定與不安定，人民的守法與不守法，與經濟發展關係十分密切。
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貴的地方，如他主張尊重民意，他說「順民心為本」，「政之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管仲的思想對後代影響很大。
歷史上對管仲改革的評價
孔子曾稱讚管仲：「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論語·憲問篇》意思是：管仲輔助齊桓公做諸侯霸主，尊王攘夷，一匡天下。要是沒有管仲，我們都會披散頭髮，左開衣襟，成為野蠻人了。
又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歷史上管仲相齊，使齊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諸葛亮相蜀,使劉備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二人皆嘔心瀝血,鞠躬盡瘁,而且居功至偉。
近代的維新派領袖、著名歷史學家梁啓超評價管仲是「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中國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學術思想界一鉅子也」。
「春秋時代很難找個政治家可以代表全部政治的，管仲似乎可以。」
由此足見管仲的思想和業績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