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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胡應麟作品（1551年-1602年）明代文學家。字元瑞，號少室山人，別號石羊生， 蘭溪縣城北隅人。父僖，歷官刑部主事、湖廣參議、雲南僉事。5歲讀書成誦，9歲從鄉間塾師習經學，特愛古文辭。稍長，能撰各體詩篇。

胡應麟(1551—1602)，

笛

“

手挽鐵龍君，登樓喚黃鶴。

萬頃碧天空，梅花何處落。

” — [明代]胡應麟

胡應麟藏書分類體例

在藏書讀書的過程中，胡應麟撰寫了《二酉山房書目》六卷，將所藏之書按內容性質加以區分。據其《二酉山房歌》序稱，當在王世貞為之作記後，是時，元瑞三十有餘。今《書目》已佚，其類例詳情已難考知，惟從其它文獻中推測其梗概。

首先，據王世貞《二酉山房記》記載，「二酉山房」的藏書經整理編次大致仍按照經、史、子、集分為四大部。但並不依經史子集四部成規，在《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二中，他正面提出了自己的著錄意見，他說：「余意二藏篇帙既多，且本方外之說，分門另錄，似無不可。」(《經籍會通》二)「鄭氏以《三墳》列六籍之首，固大可笑；諸家以《陰符》李筌出之，而列於唐。則亦不詳其體矣。況《陰符》言，或類兵，或類道，《三墳》體。或類《易》，或類《書》。尤難定例。余意欲取此類及緯候等書。亢倉、鶡冠等子，總為偽書一類，另附四大部之末，亦千古經籍家一快。第前人絕無此目，恐好古之士或不免於顧惜耳。」(《經籍會通》二)。「類書鄭《志》另錄，《通考》仍列子家，蓋不欲四部之外別立門戶也。然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集；《御覽》、《元龜》，事實成備，則鄰於史；《通典》、《通志》聲韻、禮儀之屬，又一二間涉於經；專以屬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別錄二藏及贗古書及類書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九流緒論》下)。依胡氏之意，他將類書、佛道二藏以及贗古書並為一部，附於經史子集四部之末。佛道二藏由於胡應麟「僅單行釋道書數千卷，因《通考》例，附子家末。」贗古書是否另列，不得而知。類書是另列一部附於四部之來。很明顯，胡應麟主張五部分類法，但並非簡單地否定四部分類，而是在肯定四部分類的基礎上。然後再進行合理的安排。在他看來：「學問之途，千歧萬軌，約其大指，四部盡之，曰經、曰史、日子、日集。」(《華陽博議》上)學術分類如此，圖書分類自當亦如此。

其次，據吳晗《胡應麟年譜》記載，《二酉山房書目》依儒、雜、兵、農、術、藝、說、道、釋九流分布類居，名、法諸家併入雜家。另據《九流緒論》(上)論述，胡應麟認為諸子流別，田時代變遷，諸家互有損益，前人所定不能適用於今，應更定九流。除去墨、名、法、陰陽、縱橫五家，而益以兵、術、技、道書、釋典五家，合成上述九流。

再次，據其《九流緒論》的記載，胡應麟把小說家分為六類：「一日誌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日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日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固話》之類是也；一日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日辨訂，《鼠璞》、《雞肋》、《資暇》、《辨疑》之類是也；一日箴規，《家訓》、《世范》、《勸善》、《省心》之類是也。」其中，叢談、雜錄兩類最易混淆，並往往兼有其他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志怪、傳奇亦不好分辨，或一書之中，二類並存，或一事之內兩端具存。胡應麟還分析了古代小說盛行的原因：「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以洽闡所昵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龍者閒攝之以為奇，辨鼠者證據以成名，而捫虱者類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眾；傳者日眾，則作者日繁。」論述了唐代以前的小說與宋代以後的小說有所不同，並解釋了造成的原因：「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艷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肯定了小說的社會作用，胡應麟說：「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遊戲筆端，或奇士洽人。搜羅字外。紀述見聞，無所回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核。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九流諸論》下)

總而言之，作為明代著名的藏書家，胡應麟的藏書理論與實踐對於後人來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值得人們去認真學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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